1)战乱中的音乐交流
公元 384 年,前秦吕光攻入龟兹,获得一支完整的龟兹乐队,共有二十个乐工,所用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觱篥、毛员鼓、都昙鼓、
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并带回音乐作品多部。
如歌曲《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儿》、舞曲《小天》、《疏勒盐》。后世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龟兹音乐“特善诸国”,代表了西域地区音乐
的最高水准。龟兹乐传入中原与汉魏旧乐相融合,产生了新乐种《西凉乐》。
2)通商、通婚带来的音乐交流
自汉通西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未有间断。丝路的畅通促进了中外音乐的交流。北魏时,不少外域人在通商过程中长居中国,“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其中包括不少擅长音乐歌舞表演的外族人。《隋书·音乐志》记北齐后主高纬“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 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其中曹妙达作为曹婆罗门之后,世代以弹琵琶著称,其人于北齐至隋任宫廷乐官。
公元 568 年,北周武帝宇文邕聘突厥女阿史那氏为皇后,同时带入康国、龟兹音乐,这类音乐交流比起民间的传播更为集中,规模大、水准也颇高。随同进入中原的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带来西域琵琶以及“五曰”“七调”琵琶调式理论,对后世隋唐乐律有重要影响。
3)佛教传入对音乐的影响
佛教约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开始传入,至南北朝已相当盛行。在音乐方面,僧人为宣扬教义,在寺院以歌舞伎乐表演方式结合讲唱经文以吸引听者。北魏《洛阳伽蓝记》描写洛阳景元寺中“常设女乐,歌声绕舞袖徐转,丝管廖亮,谐妙如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佛教徒在唱经中,由于“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倡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语而辞长”(《高僧传》)。因此,有些中国僧人为适应汉民族习惯以吸引听众,开始采用汉族民间曲调来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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