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民歌小曲作为俗曲广泛流行。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条记载,时调小曲最初流行于中原地区,后流传渐广,甚而达到“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的地步。甚至被人认为是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比,构成明代音乐的“一绝”。
明清之际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壮大,在民俗时调中突出表现出摆脱封建礼教藩篱,寻求个性解放的倾向,而男女爱情生活的描写便成为世态风情变异的标志。民歌小曲中表现最多的,就是男女私情的种种情感体验。其中虽不乏庸俗色情的成份,但也有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恋自由的内容。明冯梦龙搜集编选的民歌集《桂枝儿》、《山歌》、清李调元编纂的《奥风》等民歌集子,都对民歌小曲的流传、保存起了重要作用。民歌小曲的流行在当时曾引起社会舆论的巨大反响,俗曲或被视为“诲淫导欲”之作,或被称为“异调新声、汩汩浸淫”。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有识之士从尚真情、反礼教的角度对俗曲的产生、流行加以赞扬,如冯梦龙谈山歌时所发“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名言;李开先“真诗只在民间”、袁宏道“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的评价,均是从“尚真”的角度给予肯定。
随着城市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及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原流传于乡
镇的民间歌调亦随之进入城市。小曲正是在民歌的基础上,于演唱方式,乐器伴奏等方面进一步丰富而形成城市流行歌曲形式。它构成了明清市民文艺生活的重要成分。小曲在城市中的发展,一方面从戏曲、说唱等音乐声腔中汲取营养而丰富自身,提高其艺术水准,另一方面也广泛地为戏曲、说唱、歌舞及器乐等音乐所吸收,甚至直接过渡到多种牌子曲类的说唱形式。
从小曲的唱腔音乐看,其曲体结构多可分为单曲体与联曲体(即单曲反复与曲牌联缀)两类形式。此外,小曲唱腔中也有板式变化的曲体。具体地看,许多地方时调小曲共同的曲体特征都是单曲体与联曲体的共存。单曲体形式多与其曲调来自民间俚歌俗曲有关,而曲牌联缀(或板式变化体)的曲体则有戏曲说唱音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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