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活动

1）工农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音乐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运动中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
红色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大量工农革命歌曲。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农运动兴起，工农革命歌咏活动在各地区得到发展。1921 年北京长辛店“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上唱出了《五·一纪念歌》、《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等歌，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1922 年安源工人运动中产生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工农联盟歌》及说唱叙事歌谣《劳工记》（又名《罢工歌》）。在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中产生有《奋斗》、《京沪罢工歌》。在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产生有《赶走赵恒惕》。在“五卅运动”中传唱有《工人歌》、《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在省港大罢工中产生的有《工农兵得胜利歌》。另外，在农民革命运动中也产生有不少工农歌曲，如广东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中的《五·一劳动节》、《田仔骂田公》、《农会歌》、《工农听说起》等歌曲。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中产生有《为人民为革命》、《个个妇女都改装》、《列宁岩成立讲习所》、《东兰有个韦拔群》等。湖南农民运动中产生有《穷人翻身打阳伞》、《十恨心》等。湖北农民运动中出现《土劣逃难》、《困龙也有上天机》等革命歌曲。尤其是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挺进，《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响遍大江南北，工农革命歌曲流传面进一步扩大，这些歌曲大多采用民歌、学堂乐歌和外国革命歌曲的现成曲调填词而成，固其流传广而易于传唱。

还有一些创作歌曲，如瞿秋白 1923 年创作的《赤潮曲》，贺禄汀 1927 年创作的《暴动歌》等。在当时工农歌咏活动中，《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也很流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产生许多红军歌曲和民歌，其中包括反映军民战斗生活的歌曲如《当兵就要当红军》、《上前线去》、《保卫根据地战斗曲》（江西），红军长征途中的《吃牛肉歌》、《战斗鼓动歌》、《会师歌》和《打南沟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陕北）等。表现军民关系的歌曲有《送郎当红军》、《炮火声来战号声》（江西），《韭菜开花》、《正月革命》（福建），《我随红军闹革命》、《盼红军》（四川），《要当红军不怕杀》、《念红军》（湖北），《哥哥扛钢枪》、《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陕北）。另外还有歌颂工农政权和战斗生活的歌曲如《两条半枪闹革命》、《共产儿童团歌》（江西）、《有了红七军》（广西）、《刘志丹》、《天心顺》（陕北）等。

由于革命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革命民歌的宣传作用，如 1929 年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规定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性的革命歌谣”。这方面的工作推动了根据地新民歌的发展。红军中成立的各种文艺社团也对活跃根据地音乐生活起了促进作用。

2）左翼音乐运动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及其音乐创作左翼音乐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左翼音乐工作者为骨干并团结爱国民主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运动。

1930 年左联成立后，就开始在刊物连续刊载音乐文章，介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呼吁造就真正能为劳动群众所接受的大众化的“新兴音乐”。自 1932 年下半年起，为适应抗日救亡斗争迅速高涨的形势，在各地开始建立左翼音乐组织。1932 年秋聂耳、李健（李元庆）、老志诚等人曾成立过音联，后聂耳同年 11 月返回上海工作，投入创作、评论活动。1933年春，聂耳与田汉、任光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 年春由聂耳、田汉、任光、安娥和吕骥正式成立上
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同年夏，由田汉编剧写词、聂耳作曲的《扬子江暴风雨》这部活报型小歌剧在上海法租界演出，获极大成功，苏联《真理报》驻中国记者还作了专题报导。左翼音乐工作影响及于全国的，主要是左翼剧作家、音乐家创作的进步电影主题歌与插曲。如《渔光曲》、《大路歌》、《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一批影片的主题歌与插曲被民众普遍传唱，风行全国。此后，左翼音乐家为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写作了大批歌曲，其中以《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国土》、《游击队歌》等为代表的鼓舞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歌曲，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反映 30 年代工农群众苦难生活和走向革命的歌曲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摇船歌》、《车夫曲》、《拉犁歌》、《搬夫曲》等，是五四以来专业创作中第一批把觉醒中的工农群众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来表现的音乐作品。另有些抒情歌曲《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春天里》、《新编“九·一八”小调》、《夜半歌声》等，则从各个生活侧面表达了人们的苦难遭遇和思想感情。

左翼音乐工作中的音乐家们面向工人夜校、大中学校和市民群众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歌咏活动与传授音乐知识，在工人运动史和新音乐运动史上是新的创造，反映中国的革命音乐家同民众相结合的革命群众音乐事业的兴起和蓬勃展开。在理论建设上，聂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音乐观的影响而写作的《中国歌舞短论》（1932），显示了中国革命音乐理论的萌芽状态。较为成熟的革命音乐理论形成于 1934、1935 年党领导下的革命音乐运动实践活动中。这一时期，吕骥发表的《论国防音乐》和《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不仅对“国防音乐”和“新音乐运动”口号以理论阐发，目的是为了论述中国新音乐实际上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中产生和发展的问题。文章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明组织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更大规模发动抗敌救亡歌咏活动的意义；另一方面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音乐运动与过去仅提倡技巧形式创新的新音乐之间的区别，要求用新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解决音乐与人民的生活、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斗争的关系等迫切要求解决的现实问题。吕骥 1941 年为延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其目的也仍是立足于近代中国新音乐建设，从研究和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的角度提出一种理论思考，可视为对中国近代新音乐建设在理论上所作的进一步阐发与补充。他的理论对中国革命音乐理论的建设及其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 1935 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之后形成热潮，同时也促进了救亡歌曲创作和救亡歌咏团体的发展。1936 年初，在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召唤下，相继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和歌曲研究会等组织，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创作队伍。这支创作队伍在“一二·九”前后、创作出如《五月的鲜花》、《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打回老家去》、《心头恨》、《上起刺刀来》、《松花江上》、《全国总动员》、《大众的歌手》等救亡歌曲。在一些报刊上，均以相当篇幅刊登救亡歌曲，并对国防音乐、新音乐运动进行理论探讨。当时出版的许多救亡歌集如《民众歌集》（刘良模编）、《中国呼声集》（周巍峙编）、《大众歌声》（麦新、孟波编）等成为各地救亡歌咏活动中采用的主要歌唱
材料。

1937 年“七七事变”揭开全面抗战序幕，也把救亡歌咏运动推向高潮。《大刀进行曲》、《武装保卫山西》、《保家乡》、《游击队歌》、《军民合作》、《长城谣》、《打击汉奸》、《巷战歌》、《歌八百壮士》、《打回东北去》、《洪波曲》、《丈夫去当兵》、《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艺术形式多样、民族风格鲜明的抗战歌曲传唱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救亡音乐队伍的团结，也在全面抗战形势下得到加强。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及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歌咏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蓬勃展开，形成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广泛的群众性爱国音乐运动，它对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民主斗争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革命歌曲的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的发展和普及。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新音乐运动产生有一批革命音乐家，其中以聂耳、冼星海为其主要代表。

聂耳（1912～1935）一生共创作有 37 首歌曲，都是在他死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从事多方面活动中的同时写作的，其中为数较多的优秀之作，是具历史价值的不朽作品。在聂耳的歌曲创作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较大比重。他的《开矿歌》、《开路先锋》两首成名作表现出他创作技巧的成熟。此外，《码头工人歌》、《新女性》、《打长江》等优秀工人歌曲，表现了肩负历史重担、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工人阶级形象。聂耳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成功表现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

聂耳创作的爱国歌曲是他的歌曲中影响最广的一部分，如《毕业歌》、《前进歌》、《自卫歌》以及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皆以具鲜明时代特色的号召性音调与果敢节奏，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从而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聂耳创作的抒情歌曲，重要的有《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等，这些歌曲倾诉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不平。他创作的儿童歌曲《卖报歌》令人喜爱和生发同情。

聂耳的歌曲既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有鲜明的形象特征，又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他的歌曲在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同时，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的创作，第一次使中国群众歌曲提高了艺术价值并由此奠定了这种体裁的历史地位。

洗星海（1905～1945）在其短促的约十余年创作生涯中，共创作歌曲数百首（现存 250 余首），大合唱 4 部，歌剧 1 部，交响曲 2 部，管弦乐组曲 4 部，狂想曲 1 部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曲多首。洗星海坚持聂耳开始确立的革命音乐的创作方向，以满腔的革命热情表现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十分重视在创作中表现工农劳苦大众的音乐形象，把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易解性统一在作品中，他努力追求作品的民族风格，结合现代音乐技巧为中国老百姓写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洗星海的创作最多的是与时代息息相通的群众歌曲，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三八妇女节歌》等。他的抒情曲《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以及《江南三月》、《做棉衣》等从各个不同生活侧面反映人物的生活遭遇、内心感情。

《黄河大合唱》是洗星海的代表作。这部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
民族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广阔地展现抗日战争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发出民族解放战斗警号的作品，抒发了中华民族愤慨雄壮的情感意志。作品凝聚着洗星海的卓越才华和杰出创造性，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

洗星海曾写作 20 余篇音乐论文和一些音乐教材。他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指导中国新音乐的建设，认为不论是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还是大众化问题，都应以发展中国的工农音乐为基本出发点。认为在音乐创作中吸取民间音乐的因素，能够创造出最具民族性，同时也是最具国际性的音乐作品。他的一些理论著述，对中国革命音乐理论的建设起过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为中国革命音乐事业作有突出成就的，有任光、张曙、麦新、吕骥、贺禄汀、张寒晖、郑律成、马可等等一大批从事左翼音乐运动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音乐家。

3）国统区的民主歌咏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排挤、削弱甚至扼杀抗日群众音乐运动展开的做法，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李凌、赵沨等为代表的国统区进步音乐工作者于 1939 年成立了“新音乐社”，并于次年公开出版《新音乐》周刊，争得一个能够公开合法宣传革命音乐创作和理论，以及沟通各地抗日音乐运动的情况和经验的舆论阵地。在《新音乐》月刊上曾连续发表了《新音乐运动到低潮吗？》（李凌）、《新音乐运动应该注意的几点》（天风）以及《中国新音乐运动史的考察》（赵沨）等文章，从正面论述了新音乐运动与抗战的关系，并号召革命音乐工作要适应发展、了解大众的艺术爱好及加强对各地音乐运动的领导等。指出新音乐运动只有与抗战结合、与大众结合才有发展的可能。“新音乐社”还通过《新音乐》展开关于“民族形式”的专题讨论，引导音乐工作者认真向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学习。随着这些理论讨论的展开，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又得到新的发展，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才得到巩固。《新音乐》等刊物通过介绍解放区和其它进步音乐的创作，对当时国统区抗日音乐运动的开展及音乐生活起了不少影响。当时在国统区坚持进步音乐演出活动的团体，主要是原来由“三厅”（1938 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 3 厅）所组织的各个演剧队以及育才学校音乐组、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这些团体坚持抗日宣传演出，对各地群众音乐运动开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革命音乐工作者和广大进步群众在大、中、小城市开展了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各种音乐活动。尤其是在高涨的学生运动中，进步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在斗争中起到了团结鼓舞的作用，在学生的集会游行中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面对反动军警高唱《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等，有些群众性歌咏团还排演起解放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农村曲》以及《黄河大合唱》甚至秧歌。其它一些战斗歌曲如《跌倒算什么》及讽刺歌《古怪歌》、《五块钱》亦被广泛传唱。

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中，如赵元任的《老天爷》、孙慎的《民主是那样》、罗忠梱的《山那边哟好地方》和董源的《别让它遭灾害》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表现国统区人民的苦闷、愤怒和对民主、未来的向往。费克的说唱叙事歌曲《茶馆小调》对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压制民主的反动政治，进行了很生动的揭露。

此外，抒情歌曲方面，像汪逸秋的《淡淡江南月》、刘雪庵的《红豆词》
等在知识分子中流行一时；林声翕的《满江红》、马思聪的《控诉》、谭小麟的《别离》等歌曲也引起当时音乐界的重视。这时期，以国立音乐院的“山歌社”为主，曾为一些民歌进行创造性技术加工，出版了《中国民歌选》等民歌集。一些作品如《康定情歌》（江定仙）、《在那遥远的地方》（陈田鹤）、《绣荷包》（谢功成）等，曾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欢迎，并经常作为音乐会节目演出。

4）“文艺整风”前后的解放区音乐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和音乐工作者奔赴延安，促使延安形成一个群众性大合唱的热潮。延安大合唱创作由洗星海 1939 年相继完成的《生产大合唱》与《黄河大合唱》及其演出成功开始，在其后又出现了《八路军大合唱》（郑律成）、《青年大合唱》（金紫光）、《保卫西北大合唱》（鲁艺音乐系集体创作）、《红五月》（麦新等）、《女大大合唱》（李焕之）、《凤凰涅槃》（吕骥）、《蒙古马》（杜矢甲）、《抗大大合唱》（陈紫）、《生产四部曲》（李伟）等合唱作品。1942 年安波等人创作的《七月里在边区》更是一部具鲜明陕北民间特色的合唱作品。延安大合唱创作在当时各解放区及国统区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并随之产生了许多合唱作品。解放战争期间产生的《淮海战役组歌》（沈亚威、张锐等人集体创作）产生于战役的各个战场，生动反映了解放军战胜顽敌的英雄气概。

经过延安文艺整风，在深入群众生活、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中，自 1943 年春节，延安率先掀起了群众性“秧歌运动”，相继出现《兄妹开荒》（安波）、《夫妻识字》等秧歌剧。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周子山》、《血泪仇》等大型秧歌剧。1945 年，新歌剧《白毛女》（马可、张鲁、瞿维等作曲）在延安首演。这部新歌剧在整个解放战争及建国后，一直深受人民欢迎，产生了重大影响。《白毛女》成为我国新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解放区音乐生活面貌的重要特征还表现在新民歌的创造中。如《东方红》、《解放区的天》、《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秋收》等，都充分体现了解放区民众的时代生活感受。在 1939 年延安“鲁艺”正式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后，其它根据地也相继成立分会。经专业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也产生了不少新民歌和民歌改编曲，受到群众欢迎。解放区的抒情歌曲如《南泥湾》、《歌唱二小放牛郎》、《朱大嫂送鸡蛋》、《三套黄牛一套马》、《大生产》、《纺棉花》等，其民族风格特征和生活气息都更加浓郁鲜明，反映了音乐家在向民间音乐学习中产生的新的创作活力。在全国解放斗争胜利形势不断发展中，不少歌曲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决心为建设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崇高理想，如《民主建国进行曲》、《铁路工人歌》、《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工人有力量》等，充满着朝气，反映一种迎接新中国的欢乐感情。

解放区音乐工作者还创作了不少反映解放区民主、团结新生活、军民鱼水关系及人民群众对党和领袖浓厚感情的作品。如《跟着共产党》、《八路好》、《我为人民扛起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等，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和英雄主义气质。

在解放战争初期，延安成立了中央管弦乐团。解放区的器乐创作已发展到相当水准，创作出一些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器乐作品，其中突出的有管弦乐《陕西组曲》（马可）、管弦乐《森吉德马》（贺禄汀）、钢琴曲《花鼓》
（瞿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