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份。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明清的民歌小曲流行广泛,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的城市小曲,像《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银绞丝》、《打枣竿》、《挂技儿》等曲调,“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颂,沁人心腑”(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民歌小曲巨大的社会影响令文人们刮目相看,一些比较开明的文人对此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明代的卓柯月更将当时的民歌小曲同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称其“为我明一绝耳”(陈宏诸《寒夜录》)。正由于文人提高了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收集民歌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编订出版了《桂枝儿》和《山歌》两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词 800 余首;清代先后刊出的民歌集子更达万余种,其中李调元所集的《粤风》还包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明清民歌中,一些主要社会现象都有所反映。而明末移居日本的音乐家魏双侯经其四孙魏皓将其带去曲谱编印的《魏氏乐谱》,则反映了明代部分宫廷歌曲的风貌。
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连响、跑旱船、竹马灯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中则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锅庄、囊玛;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种类。
现存的约二百余种说唱曲种,大部分都在清代中叶前就已形成或发展壮大。当时南有弹词,北有鼓词。南方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它源于宋代陶真及元明词话,在发展中产生了众多的流派代表,如清代中叶后陈遇乾的陈调苍凉遒劲;俞秀山的俞调婉柔细静;观如飞的马调率直质朴等。
鼓词脉承于宋元鼓子词及唱赚,明代已有诸如《大唐秦王词话》的长篇鼓词。清代中叶后逐渐兴起“嫡唱”、“段儿书”等鼓词的短篇形式,以唱为主,删减了说白,成为清末的犁铧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大鼓类说唱的先声。乾、嘉年间短篇鼓词在北京满族八旗子弟中盛行,发展成了唱词纤雅清丽的“子弟书”,在唱腔上则形成了以石玉昆为代表的抒缓低迥的“西城调”,郭栋的粗犷沉厚的“南城调”,高亢挺拔的“东城调”及与之相仿的“北城调”(即靠山调)等流派。由于子弟书流行于封建文人之中,所以至清末衰落。明清其他重要的说唱曲种还有相承于元散曲并吸取民歌小曲发展起来的牌子曲;同宋元鼓予词有直接承袭关系的道情,以及四川琴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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