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音乐大鼓的勃兴与弹词的繁盛

清末民初以来的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呈现了繁复多样的局面。由于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商品经济畸形繁荣。大批原在农村的民间艺人流入城市，为了适应城市较高文化层次的人们新的要求，在城市得以生存，加之各种说唱、戏曲在城市争胜集散中相互交流和吸收，促使老的曲种、剧种在艺术上不断发展提高、新的曲种、剧种应运而生，但是，城市殖民地化商业化的政治经济，也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说唱、戏曲受到腐蚀。

明清时已形成的北方鼓词在清末以大鼓类说唱最有代表性。最早进入城市的是因用书鼓和两枚犁碎片击节而得名的“犁铧大鼓”。它起源于山东农村，表演形式为一人演唱或二人对唱，除书鼓、钢铁片外另有三弦、四胡伴奏，著名艺人有何老凤、王小玉姐妹和谢大玉等“四大玉”等。与犁铧大鼓之后出现的，还有乐亭大鼓、梅花大鼓等，而音乐上发展得较为成熟，并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是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起源于清末河北的木板大鼓，传入京、津后因其字音带河北乡音而称“怯大鼓”，后经许多艺人改革，加上三弦、四胡等伴奏乐器，以小段替长篇大书，特别由刘宝全、白云鹏等人进一步改进，定名为京韵大鼓。其中刘宝全对京韵大鼓贡献尤大，他吸收京剧、梆子等的发音吐字和唱法发展创新，使之成为只唱不说，唱腔有慢板、垛板、紧板等丰富板式变化的新腔；并改河北乡音为主洋音；更结合他嗓音甜脆圆亮、高低兼备的特点，形成了字正腔圆、韵味醇厚的独特风格。代表性的曲目有《单刀会》、《长坂坡》、《大西厢》、《丑末寅初》等。三十年代后艺人白凤鸣所创的“少白派”，骆玉笙的“骆派”，对之后的京韵大鼓艺术给予了直接影响。

南方的苏州弹词这时期在女艺人朱素兰首创“书场”、自堂会、书寓、茶楼酒肆步入正式舞台后，许多艺人在以往流派上竞相翻制新腔。清末民初有夏荷生在《描金凤》中结合俞、马调特点并吸收了昆腔的“夏调”；二十年代有朱介生的较老俞调更优美细腻的“新俞调”；三十年代有沈俭安、薛筱卿较马调有音乐性的“沈薛调”；祁连芳的纤柔幽雅的“祁调”；四十年代后蒋月泉在“俞调”和周玉泉的“周调”基础上，吸取京剧念白和声韵的特点，创造了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旋律婉转、饶有韵味、富于音乐性的“蒋调”，之后还有徐云志的“徐调”，杨振雄的“杨调”，朱雪琴的“琴调”，徐丽仙的“丽调”等。苏州弹词久盛不衰，是与他们十分重视学习其他民间艺术，敢于大胆创新；又多无流派门户之见，善于相互引进借鉴；并较早成立科班组织，注意培养接班人有关；同时与进步文化界人士长期的关注、帮助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