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以刘天华(1895——1932)为代表的一代新的民族器乐音乐家,为改进和发扬民族器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刘天华在五四“平民文学”思潮感召下,以“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去”为宗旨,特别选择了二胡这一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民间又极为普及的器乐为改革对象。他作有二胡独奏曲十首、琵琶独奏曲三首和民乐合奏曲一首,以及数十首二胡、琵琶练习曲,都凝聚了他在这个时代生活的各种感受和为国乐改进付出的心血。如二胡曲《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等,是他现实生活中矛盾重重,惶惑抑郁心情的写照;而二胡曲《光明行》,琵琶曲《改进操》等则表现要冲破黑暗、改变现实的内心向往;其他如二胡曲《月夜》、《良宵》、《闲居吟》、《空山鸟语》等又是他“抱朴含真,陶然自乐”的人生态度及对美好的大自然热爱的自然流露。
刘天华的创作继承并发展了我国民族民间器乐的优秀传统。他充分注意到了传统音乐在旋律进行、作曲技法、结构处理,以及乐器本身特有的演奏技法和表现,并努力使之在自己作品中得到发挥。在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刘天华又以科学的态度,大胆吸收西洋音乐的创作技巧,以充实、改善和发展民族音乐,从演奏技巧,到曲式、转调、节拍、变音、旋法和体裁形式等各方面,都吸取有益的因素运用到自己的民族器乐创作中去,力图为“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进行尝试和探讨。虽然刘天华的部分作品存在着生硬和不成熟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仍在民族风格和西洋
技巧的结合上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程度,他不仅在创作上为后人开拓了一条改革和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新路,他为琵琶、二胡编写的练习曲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口传心授教学方法,他无愧为民族器乐新的科学教学的先驱者。
他除了勤奋地从事民族器乐的教学、演奏、创作,采集编订民族民间音乐曲谱,撰写、翻译音乐论著外,又于 1927 年发起组织了“国乐改进社”,创办《音乐杂志》(1928 年 1 月创刊),为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受刘天华的影响,在“五四”以后新型音乐社团和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机构里都设立“国乐”科、组,由此培养出了一批既不同于民间艺人,也有别于文人的新形民族器乐专门人才,并在三十年代后出现了一批民族器乐的创作作品,如朱荇青的琵琶独奏曲《五三纪念》、《淞沪之战》、《哀水灾》;吴伯超的用钢琴伴奏的二胡独奏曲《秋声》;谭小麟的二胡独奏曲《湖上》等。民乐合奏方面则有朱荇青的《海上之夜》、《枫桥夜泊》;谭小麟的《子夜吟》、《前锋》;吴伯超根据传统乐曲编配的《飞花点翠》、《蜻蜓点水》等。此外,刘天华的学生及承袭了其二胡学派的陆修棠、陈振锋、刘北茂等人也创作了一些新的二胡独奏曲,其中以陆修棠“作客他乡时对故乡美丽田园怀念”的《怀乡行》和刘北茂在抗战中反映大后方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和思念家乡的《汉江潮》较为出色。
三十年代初,聂耳和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组建了百代国乐队,改编、演奏和录制了不少民族器乐曲唱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特别是聂耳根据民间传统乐曲《倒八板》改编的《金蛇狂舞》,由于作了热烈欢腾的艺术处理和发挥,使乐曲赋予了新的寓意和时代气息;他以云南民间音调《宏仁卦》改编的《翠湖春晓》,由对晨曦破晓甜美、喜悦的描写,缀以欢快活跃的舞蹈,也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任光的《彩云追月》和《花好月圆》也是广受欢迎的民族器乐合奏曲。前者柔美而又恬静的音调,具有寥廓空旷而又清丽淡雅的意境美,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而后者柔和轻盈、明快愉悦的旋律与舞蹈性节奏相辅,成为民族器乐曲中富有特色的“轻音乐”。
四十年代解放区的中小型民族器乐合奏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得到较广泛演奏的有水金等编的《快乐的农村》、管荫琛编的《凤阳花鼓》、朱践耳编的《南泥湾主题变奏曲》以及一野战斗剧社改编演奏的《西北民歌联奏》等。这些乐曲一般都采用民歌联奏或变奏的形式,通过乐器的组合变化和演奏风格上的加工,注入了新的时代激情,借以表现新的生活内容;并多以齐奏、分奏、轮奏和简单的合奏等简朴的群众性形式。这些乐曲曲子鲜明地表达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原有曲调的风格,在当时曾受到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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