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思潮异常活跃的时代背景下,随新兴音乐文化逐步发展,对于如何发展中国音乐,当时提出了众多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中国民族音乐在科学性、艺术水平和发展程度等方面,都已远远落后于西洋音乐,必须“以西为师”,用以改良国乐,使之达到世界音乐的水平,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蔡元培、萧友梅等人。
另一种以王露为代表的“中西音乐归一说”。认为中西音乐因有地异时异情异之别,不能强使二者统一,中国只有恢复“大乐”——封建礼乐和古乐,然后才谈得上研究“异域之乐”,反映了一种复古主义的音乐观。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提出了既要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但又不能固守陈规,要借鉴俄国“民族乐派”的发展经验,在容纳外来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闯出一条新路来。其中以刘天华、赵元任等人为代表。此外,傅彦天、张若谷等人的“民族主义的艺术”观,也对当时和以后我国音乐的发展,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影响。
这一时期在音乐理论上有较大影响的为王光祈和丰子恺。王光祈除多有中国传统音乐的论著外,还有《德国人之音乐生活》、《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史纲要》等多种介绍西方音乐的论著,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洋各国的实际音乐生活、音乐思潮、音乐发展史及音乐作品。关于如何发展中国音乐,他认为只有复兴“礼乐”,但这种“礼乐”是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它必须是:代表民族特性;发挥民族美德,引导民众思想向上;畅舒民族感情的国乐。如果说王光祈论著中的观点主要对当时及以后的音乐学者有所启发,那末丰子恺的《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孩子们的音乐》、《近世十大音乐家》等著作则以浅显生动的通俗性,对普及现代音乐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内音乐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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