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音乐创作

在左翼音乐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聂耳（1912—1935）的音乐创作。聂耳在小学时已显露了对音乐的兴趣和才能，十岁便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大革命期间在课余积极参加进步音乐、戏剧活动。1928 年加入共青团，后因参加学生运动为躲避当局逮捕到上海。1931 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九·一八”的炮火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认识到自己“这种病态地、畸形地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勿宁说是一个盲目的蠢动”。1932 年，经田汉同左翼文化组织取得了联系，在投身于左翼音乐运动的过程中，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深入工农民众，进一步认识到“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并提出了要建立“代替大众的呐喊”的“新兴音乐”，“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的水准的音乐”。后因发表《中国歌舞短论》等文章批评所在“明月歌舞剧社”的商业性歌舞演出，逐脱离该社。1932 年 8 月赴北平投考国立艺术学院不中，参加北平左翼音乐、戏剧活动。11 月返沪，1933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至 1935 年 4 月，先后在联华影片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并正式开始了他的音乐创作，在他年仅两年多的创作生涯中，先后为多部话剧、电影创作了近四十首歌曲。1935 年党组织安排他取道日本去苏联深造，同年 7 月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殁，年仅二十三岁。

过分短促的生命和创作经历，使聂耳还未能掌握更多更高的音乐技巧，也未能在更广阔的题材、体裁中发挥自己的潜能，但从他所遗留下来的歌曲作品中，所体现的根据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要求，在音乐创作中能动的革新创造，以及由他开创的体现革命的时代精神并具有中国人民战斗气派的新乐风，特别是他的作品在我国亿万人民中间产生的影响，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

聂耳歌曲中的音乐形象，是对“五·四”以来新兴音乐中诸多形象的超越，尤其是他以三十年代工农群众为题材的劳动歌曲，如《开矿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包括表现报童的《卖报歌》等，不仅反映了劳苦大众陷于水深火热中的呻吟悲鸣，更以沉雄有力、乐观豪迈的音调，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内心的愤怒和强烈的反抗要求，显示了蕴藏在他们中间的巨大革命力量和顽强的斗争意志，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处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他善于从生活及歌词的语调中提炼富于特征的音调、节奏，并善于从民间音乐和外国音乐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他的战斗性群众歌曲，如《义勇军进
行曲》、《毕业歌》、《前进歌》等，融汇中外音乐作品的音调节奏和体裁，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振奋人心的效果；而他的劳动歌曲则吸收了相应的劳动号子的音调、节奏，塑造出了多种不同的劳动者形象；在他的抒情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梅娘曲》等，也都渗入了民歌、说唱等音调的因素。但是这种吸取与借鉴，又是从表现特定的时代内容和感情出发，加以创造性的发挥改造的。

在《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群众歌曲中，为适应革命激情抒发和配合还短句歌词的需要，他创造了非方整性、但又结构匀称的新的歌曲结构；在《新女性》中则将群众歌曲联缀成组歌；《慰劳歌》为表现慰劳抗日将士的群众场面，将群众歌曲同灵活的朗诵和说唱性音调作了有机的结合。

正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艺术探索，使聂耳的歌曲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群众化特点，又形成了他独具的富于革命乐观主义色彩的清新、明快而又激昂的音乐风格。聂耳的歌曲艺术创作方法，不仅启发和影响了同时代及后来的许多音乐家，他的创作实践，也开创了新兴音乐文化同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