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音乐社”的活动

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以外的广大地域内，国民党政府为了把持和控制音乐教育、创作、出版、广播和演出，1938 年 11 月，在重庆成立了由陈立夫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1939 年 4 月任命张道藩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先后成立了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国立音乐院”、“国立礼乐馆”、“中国音乐学会”。1942 年由国民党军委政治部与三青团中央分别出版了《音乐月刊》和《青年音乐》杂志。又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等宣传机构，拼凑了管弦乐队等团体，并组织举行了一些宣传“抗战”、实则为国民党统治歌功颂德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同时，以“合并”等名义解散了一大批救亡歌咏团体，压制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正常发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日趋独裁，并挑起了内战，激起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革命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界一切具有爱国民主倾向的人士，为争取民族解放、反卖国反独裁反内战、建立民主新中国，冒着国民党反动派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施行的白色恐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积极开展了新音乐运动，在团结音乐界各方面人士，培养音乐队伍、发动组织群众音乐活动及发展音乐创作和理论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新音乐运动是三十年代末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发起的。1938 年武汉沦陷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出现了令人窒息的状况，为了推动国统区音乐活动的开展，由李凌、赵沨、林路、沙梅、盛家伦、赵启海等人筹组，于 1939 年 10 月创办了新音乐社，并联络了孙慎、舒模、郭乃安、联抗、陈良、夏白、薛良、谢功成、汪秋逸、石林、甄伯蔚等，先后在桂林、昆明、上海、广州、柳州、长沙、万县、西安、贵州，乃至缅甸仰光和越南西贡等地成立了分社，开展了广泛的进步音乐活动。

1940 年 1 月，新音乐社公开出版了《新音乐》月刊。1943 年 5 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后，又冲破重重阻挠，先后以《音乐导报》、《音乐艺术》的刊名继续出版，此外还出版了《音乐知识》等刊物，并先后在重庆《新华日报》开辟了《时代音乐》周刊专栏，在上海创办了《时代报》的《新音乐》副刊，在香港又以特辑、特刊、周刊等形式开辟了《星岛日报》的《音乐艺术》、《华侨日报》的《音乐》、《华商报》的《新音乐特刊》等等，进行了音乐理论的论争和建设，介绍抗战歌曲及音乐新作，特别是解放区的优秀作品。1946 年 8 月后在上海继续出版了《新音乐》月刊，并在北平、天津、武汉等地成立了分社，陆续出版了其月刊或丛刊的重庆、昆明、华南版。1947年后，为避免国民党政府的疯狂迫害，香港又成为新音乐运动蓬勃发展的地方，出版了《新音乐丛刊》、《新歌》、《音乐学生》等刊物，为国统区人们了解解放区音乐发展和推动新音乐运动深入开展提供了阵地。

对抗战期间有人认为抗战音乐到了低潮，希望寻找纯音乐艺术的观点，新音乐社载文进行了批评；通过李绿永的《略论新音乐》等文章阐述了新音乐的宗旨；林路的《请音乐家下凡》、孙慎的《歌曲的抗战化、中国化、通俗化》、联抗的《救亡音乐的接受遗产问题——怎样使用民歌》及贺绿汀的
《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等文章，则对音乐家与民众结合，新音乐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作了探讨，这些建设性的见解对国统区新音乐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新音乐运动在组织群众音乐活动上也取得很大的成果。由新音乐社领导的主要歌咏团体，就有四十年代初的重庆业余合唱团、1946 年 1 月由周恩来倡议的星海合唱团、民主合唱团等。四十年代后期更通过大后方各城市六百多个新音乐工作以及在香港的“歌咏音乐界协会”，“平津唐新音乐歌咏联谊会”等，广泛建立群众歌咏团体，如上海最盛期多达近三百个歌咏团体，这些团体的活动为解放区优秀作品的传播和国统区群众音乐创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更成为国统区爱国民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新音乐运动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吸引并团结了一批爱国的音乐界知名人士。像缪天瑞、黎国荃、范继森、张洪岛、马思聪、陈田鹤等著名音乐家，都曾为新音乐运动发表了不少具有爱国民主倾向和进步意义的文章，并创作了一系列民族化、大众化的优秀作品。一批新音乐工作者还以“借读”名义进入国民党官办的“国立音乐院”、“中训团音干班”等处，一方面学习音乐知识，一方面团结、争取音乐院校中爱国师生，使他们逐渐成为新音乐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赢得了江定仙、沈知白、谭小麟等教师的同情和支持。此外，还通过努力，使一些诸如《音乐与教育》、《音乐评论》等专业音乐刊物，甚至国民党教育部主办的《乐风》刊物，都对解放区音乐和延安鲁艺音乐系作了介绍。到临近解放，绝大部分音乐院校的师生都加入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

新音乐运动对一切具有进步倾向的音乐事业和活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 1939 年创办育才学校，使流亡难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贺绿汀曾应聘任音乐组第一任主任，任虹、任光等也曾先后在该校任教，其后音乐界一些知名人士对“育才”音乐组的教学工作不断给予支持和帮助。

为了提高新音乐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并扩大新音乐队伍，新音乐社 1942 年建立了函授学校性质的“通讯研究部”，并在各地建立了二百多个“研究小组”，进行音乐函授教育，还出版了一些普及性的音乐丛书和创作技术手册。如《自修音乐读本》、《简谱乐理读本》、《和声原则》、《曲调与和声》、《简易对位法》等，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欢迎。其后在陶行知先生倡议和支持下筹办了上海星期夜大学，后于 1946 年扩编成“中华音乐学校”，以后又在香港成立了“中华音乐学院”，由马思聪任院长，设有理论作曲、提琴、声乐和钢琴等组，并在新加坡、越南西贡设立了分院，先后培养了七百多名演唱演奏及指挥作曲等方面的人材，加上通过各歌咏团锻炼培养的大批歌咏干部，为新音乐事业输送了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