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秋，星海和母亲回到了祖国。带着林耀翔老师的推荐信，找到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
钟校长看到星海功课门门皆优，而且多才多艺，会吹笛子弹琴，十分欣喜，安排星海先到华侨学校特别班补习国文、算术和书法等课程，又让黄苏英在岭南大学当洗衣工，母子二人住在校园对岸的一个茅草棚里。
岭南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官宦富家的子弟，他们穿的是西装，吃的是西餐，平时交谈也用英语，洋化十足，质仆、刚毅的星海在这种腐化的环境里始终不卑不亢，保持着对人生、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中学期间，星海家贫，便半工半读。他兴趣广泛，喜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岭南大学有一个青年会，是多种活动的中心，分设经济、庶务、交际、童工等各部。1921 年至 1923 年星海担任了童工委办，每逢周末，星海与出身农家的同学都去附近的邻村教村童们游戏及唱歌，教农民和工人识字，也潜心搜集一些村子里的童谣、山歌。
那些纨绔子弟仗势欺人，故作清高，瞧不起贫苦的半工半读学生。一个绰号叫“猴仔”的南洋巨商的儿子，他为星海编了一个顺口溜：“半工半读两栖类，自告奋勇活受罪，为了一顿‘招牌饭’，跑断两条‘腊肠’腿。” “腊肠”是他们嘲讽星海，为他取的绰号。当时正处发育期的星海身体长得很快，使得刚穿上不久的裤子就变短变窄，两条裤管紧紧裹在肌肉结实的腿上，还真像“腊肠”。
好朋友们为星海抱不平，星海却若无其事，不与他们计较，依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星海对音乐有着无限的热爱和毅力，一进入充满浓郁音乐气氛的岭南大学，便如鱼得水。当时，学校的歌诗班，常常放配上了赞美诗的外国歌曲和著名音乐家的外国古曲音乐。它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一下子印入了星海的
脑海，又如一股甘美的泉水，灌进了星海的心田，开阔了星海的音乐视野。
歌诗班的活动，常常能见到星海活跃的身影。
岭大的校管乐队是 20 年代中国最早的一个音乐组织，在华南享有很高声誉。乐队有短笛、单簧管，中、小号等 30 多种乐器，并专门聘请了指挥，为爱好音乐的本科和附中学生训练辅导。星海升入附中不久，便以出众的吹箫技巧而加入了管乐队。他爱上了抒情柔和的单簧管，自己琢磨，摸索音阶，废寝忌食的苦练，很快掌握了吹奏技巧。1922 年，应邀为岭大附小交际会表演单簧管独奏，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的单簧管独奏成为岭大晚会的必演节目，星海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南国箫手”。
当时学校里提琴多，星海便又抽空学提琴。常常在他的小屋里咿咿嗡嗡拉个不停。那全身心，忘我投入的情形吸引每位路过之人。深夜，为不影响同学，他装上弱音器练琴，那袅袅的琴声，像从石缝里挤出来的不屈的劲草，拚命往外伸展，使四邻的同学，伴着悠扬的小夜曲进入美妙的梦乡。
星海多才多艺，还颇富美术才华。1923 年，他任《惺社诗刊》的美术主任，设计封面。他还喜欢研究书法，写了 7000 余字的《中国书学略谈》，刊登在《惺社诗刊》上。
这时，星海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小画家司徒乔。司徒乔比星海大 2 岁，他俩都是工读生，又是同乡，两家母亲亲如姐妹，最关键的是他俩都酷爱艺术。那时，常常能见他俩结伴而行，一个在珠江边支上画夹画浮屋，一个在小山丘上鼓起腮帮吹奏竹箫、单簧管；或是司徒乔在屋中画画，星海则在一旁拉小提琴“陪伴”。
1924 年，星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岭南大学，他仍然钟爱音乐，依旧活跃于校业余管乐队和校银乐队。
1925 年，星海被聘为校银乐队指挥。此后，在开学典礼、交际会、联欢会、毕业典礼，迎来送往时，都能在高敞的礼拜堂，看到星海那高高的身子站在讲台前，双手强有力地、活跃地挥舞着指挥棒，那不同高低的音乐波浪伴随着他手中的指挥棒，有节奏地起伏。40 多人的乐队在他的训练下，节奏感、音乐感和表现力都颇有提高。
1926 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岭南大学上上下下都荡漾着一片春风，星海更是异常兴奋，神采飞扬。他挤进游行的人群，随着队伍往前走。忽然一只大手搭在他的肩上，他大吃一惊，转身一看，面前站立着一个英俊而魁伟的革命军人。这么面熟：“黄大哥，是您呀！”与自己的恩人不期而遇，让星海喜出望外。
星海急切地把自己近几年的悲欢大事，扼要说了一遍。听到星海想在音乐上有长足进步时，黄大哥说：“你的想法很好，祖国确实需要大量的音乐人才。北大的音乐传习所，质量高，颇有名望，你不妨去试一试。若实现了理想，要多做些向民众普及音乐的工作。中国百废待兴，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会与你保持联系的。”
黄大哥追赶队伍去了。星海停立在原地，仿佛做了一个梦，又忽然醒悟，觉得明白了什么，一个清晰的念头占据了脑海，那便是北上求学，积蓄力量，报效祖国。
当晚星海便把遇到黄大哥和决定北上学音乐的事，告诉了母亲。尽管母亲舍不得与儿子远别，但为了儿子的前途，母亲仍积极支持星海的选择。
次日，星海卖掉了小提琴，买了车票，匆匆到校长室办理了退学和辞职
手续，告别了慈母，乘上了北去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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