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琴归国的音乐家_洗星海

1935 年盛夏，冼星海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在上海打浦桥畔一个破旧的亭子里，见到了离别 6 年的妈妈。

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瘦弱的身体，满头的白发，星海感到一阵阵的难受和惭愧，母亲这些年一直都给人洗衣度日。星海握着妈妈那双粗皮硬茧的手，心疼地说：“妈，等我找到工作，就不再让您受苦、受委屈了。”

星海没有想到，尽管他一踏上外滩，这消息便经报刊登载，在上海传开了。但偌大的上海竟没有接收他的单位，连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还得依靠母亲再次给人家做女佣而维持。

本来，星海一回来，就惦记着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希望把他的作品介绍给听众，向祖国人民汇报他在国外学习的成果。但他跑遍了整个上海滩，仍无济于事，连自己的母校上海音专钢琴系都婉言拒绝。

后来，星海只好带着一封巴黎音乐院老师的推荐信，到上海工部局乐队，这是一个由外国人组织的交响乐队，找到那位意大利指挥。该指挥碍于杜卡斯的名望，同意在向观众介绍贝多芬的作品的音乐会上，同时介绍星海的作品。

当星海按约定指挥排练时，又遭到个别外国笛手的故意捣乱。意大利指挥也趁势出言不逊，露出了歧视中国音乐家的真面目。

空有卓越的音乐才能，作品无法与观众见面。尽管星海也相信音乐家的生命和事业不在于一次表演，可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星海有些失落和愤懑。在家里临时招收了几个小学生教授小提琴，以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此外他每天练唱法文歌，练习巴赫作品和自己的作品。

1935 年秋，星海早年的南国社朋友，共产党员、杰出的革命戏剧家田汉前来看望星海。

田汉带来了南国社朋友们的消息，并告诉说自日本占领东北以来，大家已不再对国民党政权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星海也深有感触地说：“回国几个月，生活无着，作品无法演出。我也看透了国民党政府，我不再只‘为艺术而艺术’，终日沉缅于国际音乐家的幻想之中了。前几天，张曙也来信提醒我：大敌当前，要选择最好的方式，运用最有力的武器，去奋力挽救祖国的危亡。”

听到这儿，田汉喜形于色，高兴地说：“希望你像聂耳那样，写出更多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斗志的战歌 ”

田汉的亲切勉励，给星海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星海和南国社的朋友经常交往，并应邀跟随南国社的朋友们到南京出席群众歌咏大会。

在南京，他们深入体察劳动人民的生活，倾听被压迫人民的呼声。演唱会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和《码头工人歌》等，其内容和演唱情绪，都深深感动了星海，他感到自己的脉搏正与这些歌曲旋律同时跳动。下决心像聂耳等学习，暂不创作大型作品，专学救亡歌曲，用自己的音乐去抒发被压迫人民的心声，为被侵略的祖国服务。

返回上海后，星海在田汉和张曙的引荐下，结识了吕骥、任光、贺绿汀等进步音乐家，参加了由他们发起组织的“歌曲作者协会”，一起探索和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工农音乐。

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宣传部，突然煞有介事地关心星海的前途了。一位宣传部的官员，来到星海家，声称宣传部决定聘请星海前往南京宣
传部工作。

“我一个搞音乐的，去那里干不了什么！”星海说。

“先生可以为党国写歌谱曲，譬如说谱写《军歌》啊，还可以写蒋委员

长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歌，而且待遇从优。”那官员边说边递上宣传部的聘书。“收起你的聘书，我不应聘。”星海斩钉截铁地回答。“冼先生你何必这么固执呢！常言道，识实务者为俊杰。还是应该三思

而行啊。”

“我既不会写颂歌，也不会粉饰太平的歌曲，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星海断然地说，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国民党的高薪收买。

这位官员，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在朋友的帮助下，星海到百代公司当了音乐编辑，逐步摆脱了失业的凄苦，开始有了微薄的经济收入。此后，星海更加勇敢地投入了群众斗争生活。

不久，星海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工人运动会歌》。星海在创作中，进行大胆尝试，借助广东民歌的特点，使之充满青春活力，唱出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和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强烈愤慨。歌中唱到：

九月里，好天气，

风吹着运动旗，

日晒着黑脸皮。

这年头，

强的做大哥，

弱的受人欺，

随着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上海的大中学生上街举行宣传抗日和示威游行，他们要星海写一首四乐句的短歌：

一二三，我们的心是战鼓；

一二三，我们的喉是军号；

一二三，我们挥舞起刀枪。

踏上抗战的血路，

我们不怕敌人疯狂，

华北危急，撕裂着星海的心。深夜，他伏在小桌上，觉得自己似乎正与抗敌的部队一道前进，渐渐地，一曲鼓舞士兵前进的旋律印入他脑海，他一鼓作气地谱出了这首《战歌》。

天一亮，星海将《战歌》交给了百代公司音乐部的负责人。

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老板尝试着把《运动会歌》和《战歌》灌成唱片，出乎老板意料，两部唱片一投放市场，便像长了翅膀，一下子飞到了全国各地，打破了百代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

这下星海走红了，连老板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星海自己更是乐滋滋的，他认定走聂耳之路，利用唱片传播抗日救亡歌曲，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作家的良心，这条路走对了。

可不曾料到，没过几天，百代公司老板又告诉星海，《战歌》被政府查收了。他不能因出救亡唱片而参与政治，让星海出一批流行的、带点醉意的歌曲。

星海一听，明白老板是想用工资来收买自己的人格和灵魂，便果断地告
诉老板，国难当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家，决不会见利忘义的。

为此，星海失业了。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战歌》已不胫而走，飞到了年轻人和一切爱国同胞的心里。

1935 年底，北京爆发了“一二九”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它像一把火种，很快燃遍了全国各地。

次年初，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学生也涌向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救亡”的吼声震撼全国。

星海和诗人塞克（陈凝秋）以及许多音乐界的朋友，随着上海爱国学生联合组织的“扩大宣传团”，昂首走在队伍里，国民党武装军队和便衣探捕都出动了。他们挥武警棍，殴打群众，还用高压水龙头喷射群众。

星海和塞克愤慨不已，塞克递给垦海一首前一天写好的歌词，“请尽快谱个曲子吧，最好在游行时候能唱出去”。

星海很快浏览了一遍歌词，顿时双眼炯炯发光，如同得到了冲锋的命令，他随即拿出笔，急速记诵歌词。突然水龙头扫射过来，星海全然不顾，背向水龙头，任凭水柱的喷射，伴着游行队伍强有力的步伐酝酿着旋律。不过五、六分钟，雄壮的音乐形象顷刻从他笔端涌出。

“好了”，星海在游行的队伍中高声喊到，“我把《救国军歌》给大家背一遍。”说罢便高声唱了起来：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有的青年见机行事，赶忙把歌词抄在没有打湿的小旗上，立刻歌声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整个游行队伍。

后来，这首《救国军歌》被歌咏队、民众歌咏会等演唱，逐渐在全国社会各阶层中唱开了。西安事变时，爱国群众还唱着它，手挽手示威游行。

1936 年 9 月，星海跟从《壮志凌云》外景队，来到河南郑州。他东奔西走收集民歌，赶集，赶庙会，还兴致勃勃地来到黄河渡口，倾听船夫的劳动号子，领略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魅力。

星海为《壮志凌云》所谱写的表现难民为争取生存而拚命的心声——《拉犁歌》深得群众的喜爱。电影放映后，插曲不胫而走，迅速流行，在全国各地青年中广为传唱。

此时，新华影片公司老板为了赚大钱，把星海请去，先赞扬了星海一番，马上话锋一转说道：

“冼生生，敝公司全体同仁托你的福赚了一大笔钱，眼下，还有一部片子很有味，这三支插曲全拜托你了。”

星海平静地说：“只要是进步的、抗战的片子，插曲很好办。”

当星海拿过歌单一看，只见全是迎合低级趣味，像当时流行的《毛毛雨》那样的黄色歌曲，星海毫不客气地说：

“这是麻痹青年人，不是鼓励抗战的词，难道你想让我的战士唱着这种肉麻的歌曲去上战场吗？”

“我们在一起，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老板阴阳怪气地说。“哼，若写这种歌，我宁肯饿肚皮。”星海镇定地说，“我永远都不会
谱这种靡靡之音。”

“如果真这样，就再也没有单位敢聘你了。”老板威胁地说。

“这你别操心，我现在就辞职。”说完，星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新华影

片公司。

此后，星海分文不收，义务为一些进步的话剧如《太平天国》、《日出》等谱写了插曲，并为青年音乐爱好者讲作曲法，教指挥，为“民众歌咏会”培养歌咏干部。

这年冬天，星海经常出现在上海宝山县大场以南地区，出现在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新型教育团体——山海工学团。

为教山海工学团的小娃娃指挥和排练《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等合唱歌曲，星海有时干脆住在农民家，清晨站在屋后竹林旁练习小提琴，白天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星海就这样，每天挟着一个破包奔走于工农民众之中，不知疲倦地为歌咏队指挥教唱。回到家后又伏案谱曲，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回国一年多，星海已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民众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