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东海黄公，赤刀粤视（手里拿着刀，口里念着南方人的符咒），冀厌（希望降伏）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说黄公单想用符咒去降伏白虎是行不通的）。”
①“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即降伏）之。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俗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民族矛盾的尖锐复杂和互相交织，以及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和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苦痛等等，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对我国民间的文艺，特别是戏剧艺术的发展无疑是很不利的。
另一方面，在这段历史时期，又给我国各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创造了条件。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南徙中原，与汉族人民杂居，既促进了相互的融合了解，又使南北文艺得以交流。在戏剧方面，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和中原民间歌舞、角抵等相结合，创造出不少比《东海黄公》更具戏剧性质的，歌舞结合的，有故事影子和滑稽表演的小型歌舞戏。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型歌舞戏。
代面代面，或称大面，是一种有化装、有动作、有歌舞的舞曲。代面出于北齐，主要表演兰陵王的故事。故事很简单，却饶有趣味：兰陵王高长恭，是北齐文襄王的四儿子。他勇猛善战，胆气过人。但因容貌俊美而缺少威严，往往不能威慑住敌人。于是，他用木头刻了一付狞厉可怕的面具，每逢打仗时，他身穿紫色战袍，腰束金带，手持战鞭，头戴假面具，所向披靡，勇冠三军。齐人因此作《兰陵王入阵曲》，摹拟他上阵指挥、击刺的姿态和动作。
单从故事情节上看，《兰陵王》并不比《东海黄公》有多大的进步。但他那付精巧的假面具，“既能表现出高长恭的内心，又能比较集中体现出当时尚武的社会气氛和英雄概念”（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推而广之，后世各种戏剧的脸谱，“不戴头套而涂面，也不妨说是起源于‘大面’的”（赵景深《中国戏曲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歌舞戏中的主角，再也不是过去的神仙猛兽，而是历史人物也开始步入戏剧的行列，为戏剧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子。
踏摇娘踏摇娘，又称“谈容娘”或“苏中郎”。起于北齐，也有人认为是起于隋末的。故事写北齐有一苏姓的男人，从未做过官，却自称为“郎中”。他嗜酒如命，长着一个十分难看的酒糟鼻子。每次喝得烂醉回家后，总是殴打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被打以后，便踏着舞步，向邻里哭诉。乡亲们听她哭诉后十分同情地唱道：“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
踏摇娘的表演，最初是男扮女装。扮妻子的演员徐徐入场，边走边唱，以诉说心中的苦痛。唱时还要不断地摇动身子。每唱完一段，有人合唱帮腔。扮丈夫的上场后，两人作斗殴的表演。丈夫虽然很凶残，但却醉步踉跄，丑态百出，从而形成一种滑稽表演与舞蹈、角抵相结合的舞台艺术。
在形式上，踏摇娘采用“且步且歌”，即载歌载舞；还兼有“和声伴唱”，说白、表情、歌舞。演员有男有女，甚至戏外人都可以上场。对演员的化装也有特殊的要求。如扮丈夫者，必须“著绯、戴帽、面正赤”。就是要穿红色衣服，戴帽，脸要涂抹成红色，以表示醉态。对苏郎中的形象也有了简单的刻画，主要是突出一个“丑”：一只难看的酒糟鼻子，突出他外表上的丑；从未做过官却冒充郎中，说明他思想上的丑；经常酗酒并殴打自己的妻子，表示他行为上的丑。
拨头拨头，一名钵头。这个节目由西域传入。主要写一个胡人被猛虎咬死后，他的儿子身着白色丧服，披头散发，哭哭啼啼地上山寻找父亲的尸体。他边走边唱，终于找到了那只猛虎，并将它杀死，为其父报了仇。
拨头和《东海黄公》在故事情节上基本相同，又都是人虎相斗，只是结局不一样。另外，拨头不仅加进了歌舞，而且在服饰、人物表情和动作等方
面都有了规定，显然比《东海黄公》在由歌舞向戏剧发展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戏剧方面虽无太大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汉族的民间歌舞、角抵结合后，又循着《东海黄公》的路子，产生出“代面”、“踏摇娘”、“拨头”等等带故事性、带表情的歌舞。这些歌舞，几乎都带有悲喜剧的风格，而且在形式上也“已介于歌舞和戏曲之间。说是戏曲，还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说是歌舞，却又在表演过程中出现了人物”。（张庚《中国戏曲》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这是初期戏剧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