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戏——《鲁斋郎》、《蝴蝶梦》

《鲁斋郎》和《蝴蝶梦》也是关汉卿现实主义悲剧剧作中的著名作品。

深刻地描写了广大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

《鲁斋郎》，全名《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写权贵势要鲁斋郎，依仗皇帝的宠信，无恶不作，到处鱼肉人民。他见银匠李四之妻长得漂亮，便强行带回家中玩弄。并扬言“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郑州六案孔目张珪，说来也是一个人见怕三分，炙手可热的官吏。但一见鲁斋郎不仅会吓得心惊胆颤，连忙下跪赔罪，而且，还得乖乖地将自己的妻子送到鲁宅去。李、张两家就这样被鲁斋郎弄得妻离子散。

鲁斋郎更是一个“胆有天来大”，“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百姓敢踿踏”的骄横姿纵的恶棍。他“嫌官小不为，嫌马瘦不骑”，凶残毒狠，“动不动就要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这个花花太岁，“浪子丧门”，最后还是龙图阁待制包拯，用“鱼齐即”的假名，瞒过了皇帝，才智斩了他。

《蝴蝶梦》，全名《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写皇亲子弟葛彪的横行霸道。王氏三兄弟的父亲王老汉，上街为儿子买纸笔，被权豪势要葛彪活活打死。王氏兄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齐动手，也将葛彪打死。为此，兄弟三人中要有一人去偿命，他们都争着说自己愿意去偿命。这倒使审判官包拯犯了疑。包拯在审讯前曾梦见两只蝴蝶坠入蛛网，被一只大蝴蝶救走。又见一只小蝴蝶也坠入了蛛网，而那只大蝴蝶却见死不救。包拯从梦蝶中受到启发，知道这其中必有冤情。经过详细的审问，终于真相大白。原来王母让去偿命的小儿子却是她的亲生儿子，老大老二都是前房所生。包拯深受感动。最后用一个犯有死罪的偷马贼顶替了王氏兄弟的罪名，使兄弟三人保全了性命。

《鲁斋郎》和《蝴蝶梦》两部作品都是描写以“权豪势要”、皇亲国戚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残酷迫害，十分富于现实意义。在元代的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一个受到皇帝疵护，可以不受任何法律和行政约束的特权阶层。他们是皇亲、国戚、勋旧、宠臣，甚至包括这些人的家族、子弟等，都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不仅可以随意欺榨、鱼肉普通老百姓，而且连下级官吏也要惧怕他们三分。《鲁斋郎》中的张珪不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吗？

张珪幼习儒业，后来做了衙门里掌管文书的小吏。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吏，他“手握刀笔，擅权营私”；“冒支国俸，滥取人钱”；往往“逼得人卖了银头面”，“典了旧宅院”、“爷娘冻馁，妻子熬煎”。张珪不仅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家财积有数千”；而且还沉溺娼楼，“烟花受用，风月流连”。说来也是一个爱色贪财的家伙。他胆小怕事，十分懦弱。鲁斋郎要霸占他的妻子，虽然也激起了他强烈的内心冲突和愤怒的控诉，但却不敢起来斗争，只得乖乖地把妻子亲自送到鲁斋郎的府第；鲁斋郎把玩腻了的银匠李四之妻娇娥赏赐给他时，他也屈辱地接受下来。作者对张珪那种在鲁斋郎威逼之下难于屈从，但又不得不屈从，以及无力反抗的懦弱性格和矛盾心理，作了细腻深刻的描绘。直到他发现娇娥即是李四之妻时，这种矛盾的心理达到了顶点。这时的张珪已是万念俱灭，决心脱离尘世烦恼，出家去当和尚。从鲁斋郎的威逼，到张珪的出妻，再到张珪的出家学道，完整地表现了这一悲剧的产生、发展，直至结局的全部过程。最后虽然由包拯智斩了鲁斋郎，张珪、李四两对被拆散的夫妻得以重新团园。但他们的家庭和夫妻的恩爱毕竟被鲁斋郎弄得家破人亡过。关汉卿正是通过鲁斋郎的形象和李四、张珪两家的不幸遭遇，突出地表现出封建治者凶横残暴的特征，和穷凶恶极的掠夺
行为。鲁斋郎的形象，无疑地打上了元代社会现实的烙印。

《蝴蝶梦》中的葛彪与鲁斋郎十分类似，也是一位特权阶层的人物。他骑着高头大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甚至打死人可以不偿命，只当是“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这种蛮横无理，有恃无恐的口气，我们不仅在《鲁斋郎》中已经听到过，还可以在刘衙内、刘得中的口中听到（《陈州粜米》）；更可以从《望江亭》、《救风尘》、《生金阁》等杂剧中“权豪势要”杨衙内、周舍、庞衙内等的口中听到。关汉卿塑造了一大群这样的反面人物形象，并在他们恶贯满盈时，又都一个一个地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那些横行霸道而又不受法纪制裁的封建统治者的痛恨。同时也是对“权豪势要”们打死人不偿命的否定；更是关汉卿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当然，在这些作品中的被迫害者，最后都是依靠清官的力量才得到好结果的。这是作者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鲁斋郎》、《蝴蝶梦》仍不失为现实主义的悲剧作品。因而都曾被京剧、评剧等不少剧种改编演出，至今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