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是元代早期杂剧的优秀作品之一。它的作者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关于王实甫的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都不太清楚。明初的贾仲明写了一首哀掉王实甫的曲，其中这样写道：“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还有翠红乡，都是当时妓女们和杂剧演员聚集的地方。可见王实甫也是一位经常出入瓦舍勾栏，歌场戏院的杂剧作家。他的《西厢记》杂剧，更是当时人们公认的优秀之作。为此，有人推测王实甫的主要活动时期，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公元1295——1307）与关汉卿同时而稍晚于关。另外，王实甫自己也写过［商调·集贤宾］（退隐）。从中得知他早年曾作过官，不得志，故在曲中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感慨。退隐时已年过六旬，儿女婚嫁之事已经完毕。过着衣食充裕，闲静舒适的生活。
除《西厢记》杂剧外，王实甫还写有《四丞相高会丽堂春》、《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等十三种杂剧。《西厢记》、《丽堂春》、《破窑记》三种全存。另外《韩彩云丝竹芙蓉亭》、《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二种各存一支曲文，其余俱已失传。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侍月西厢记》。其故事，最早见于中唐时期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主要叙述唐代贞元年间（公元800年左右），书生张君瑞游于蒲州，寄居于普救寺中，与崔氏女莺莺邂垢相遇而爱恋。在张君瑞的百般追求下，莺莺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与之暗中结合。张君瑞功名心重，不愿为一女子误了自己的前程。不久便离蒲上京求取劝名，终于将莺莺遗弃。这篇小说，虽然在客观上也描写和揭示出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但封建思想十分浓厚。不仅宣扬了男尊女卑，和女人祸水等封建意识，而且也为官僚文人随意玩弄妇女的无耻行为积极辩护开脱。“文过饰非，遂堕恶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宋时，《会真记》被收入《太平广记》中，不仅成为民间说唱的重要题材，而且在士大夫阶层和文人中广泛流传，并被改编成多种文艺形式。北宋词人秦观、毛滂曾用“调笑转踏”的形式，写过莺莺月下私期和答书寄环（怀）段片；赵令畤（德麟），采用民间鼓子词的形式，一段散文一首歌词，有说有唱地把《会真记》写成十二首［商调·蝶恋花］《会真记》，不仅描述了崔、张爱情故事的全过程，而且在篇末表现出对莺莺的同情。同时对张君瑞的薄幸行为也颇有微词。尤其是删掉了元稹《会真记》中“女人祸水”、“始乱终弃”等封建思想的说教。南宋时，《会真记》的故事更出现在勾栏瓦舍之中。《莺莺六幺》、《红娘子》等名目在宋杂剧和金院本中均可看到。《张珙西厢记》的名目，在宋、元南戏中也已出现。可惜这些剧本均已失传。
金章宗时期（公元1190——1209）董解元把《会真记》的故事大加丰富，写成洋洋五万余言的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从根本上改造了崔、张的爱情故事。《董西厢》无论从矛盾冲突、人物形象、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以及结局等方面，都远远摆脱了《会真记》的窠臼，而更富于戏剧性，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所以，刘大
杰说：“《董西厢》实为《王西厢》的底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张庚等更认为：如果没有《董西厢》，就不会有后来的《西厢记》杂剧。”（《中国戏曲通史》）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不仅把叙事体的说唱文学，改成了代言体的戏剧形式，从而完成了崔、张故事由说唱诸官调到杂剧的重新创造；而且使这一爱情故事，在思想内容上也得到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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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为元代四大爱情喜剧中最杰出的作品。尽管以后以小说、戏曲或其它形式的续作、拟作纷纷出现，但都大大逊色于王实甫的《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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