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塑造《西厢记》在艺术上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心理活动中,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的身份、教养和出身地位来。譬如莺莺和张生,他们都是贵族出身,但又都有父死家破的共同经历和较高
的文化素养。莺莺紧闭深闺,闲愁万种,无处倾诉;张生怀才不遇,“书剑飘零,游于四方”。正是有上述思想上,感情上的共同之处,才使他们能在佛殿上一见倾心,然后,就情意缠绵,难舍难分。
然而,莺莺在未遇张生之前却是一位幽静、深沉而又温柔的少女。相国独生女儿的地位和教养,以及封建家长的严格管束,几乎使她只能成为一个和她母亲一样的贤妻良母。因为她父亲生前已将她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只因“父丧未满”才未成婚配。如果莺莺安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待服满父丧之后,乖乖地去做郑恒的夫人。生儿育女,了此一生。莺莺毕竟是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家长的严格管束,只能禁锢她的身,却禁锢不住她那渴望自主爱情的心灵。”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不正是抒发了她久锢深闺之怨吗?正是有此思想基础,才会产生对张生一见倾心式的爱慕。甚至在红娘的伴随和催促之下,还要回头看张生一眼。这一细小的动作,就已显示出莺莺具有反封建礼教的叛逆行为。但莺莺与郑恒又已早有婚约,她要违抗母命,撇开郑恒而去另爱张生,必然是困难重重:上有老夫人的严厉管束和严酷的家法;下有红娘的朝夕相随,“行监坐守”。这些都是她必须小心谨慎,处处提防的。经过“隔墙酬韵”和“佛寺闹斋”之后,不仅加深了对张生的感情,同时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管束和红娘对她的监护了。特别是在老夫人赖婚之后,莺莺的内心更处于十分矛盾之中。既不满老夫人拆散他们指日可待的幸福婚姻,又惧怕老夫人严酷的家法而不敢行动;她有求于红娘,希望红娘为她传递书信和去问候张生的病情,又惧怕红娘口不稳说出去让老夫人或别人知道,处处事事提防着她,并进而在红娘面前做出许多“装模作样”的事来。对张生也是如此。本来是莺莺主动寄去约张生月夜私会的书简。当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又翻脸不认帐,把张生狠狠教训了一番。几经波折之后,莺莺终于采取了大胆的违背母命,违反封建礼教的叛逆行动。不仅向张生书写了表示爱情的诗简,并自抱枕衾赴西厢私下成亲,实现了他们婚姻自主的理想愿望。
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既成事实以后,老夫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虽然同意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又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进而采取“明许暗赖”的手段,企图再次破坏这桩婚事。老夫人在许婚以后,立即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借口,逼迫张生赴京应试,用能否考取状元作为娶莺莺为妻的法码。既是对张生的刁难,也是对莺莺的严重威协。因为无论张生考取与否,对莺莺来说都可能是悲剧。因此,莺莺对老夫人的逼试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对功名富贵也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对张生的此次赴京更是忐忑不安。因此在“长亭送别”时,她才一再叮咛,再三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莺莺把功名富贵斥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把维护专一的爱情,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总之,《西厢记》中的莺莺,既是一位聪明机警,深沉不露的少女;又是一位蔑视功名,只重爱情的叛逆女性。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既善意地嘲笑她与封建礼教斗争中所流露出的弱点,同时也细致地描绘了她性格里深沉、谨慎的一面”。(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写得十分真实、生动、形象。
剧中的男主人公张生,跟莺莺的性格不尽相同。作者主要突出了他憨厚
和对爱情的执着、专一的性格特点。游普救寺时,在佛殿上与莺莺邂垢相遇,就为她天姿国色般的美貌所倾倒而深深爱上了她。为了得到莺莺的爱情,他通过联吟、请兵、琴挑等各种方式以求赢得莺莺的好感;为了争取莺莺的爱情,他宁愿抛弃功名,不再上京赴考;为了争取莺莺的爱情,他被红娘白抢一顿而不气馁。为打听莺莺的消息,他可以向红娘下跪,向莺莺的简帖叩头;为了莺莺,他废寝忘餐,甚至身染沉疴,面容憔悴;老夫人的花言巧语没有使他上当;老夫人的打击欺骗没有使他动摇;中状元后,他没有“停妻再娶”,仍深深地爱着莺莺。张生对莺莺的爱情是那样地执着和专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一片赤诚,一直没有改变。用莺莺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赤诚种”。
张生憨厚、诚挚、胸怀坦荡而又书生气十足。他把莺莺约他私会、成亲的书简内容原原本本地唸给红娘听;莺莺赖简时,他惶恐不安,无计可施。除自怨自艾之外,别无它法。红娘说他是个“银样腊枪头”式的人物,中看不中用,软弱得很。作为一介书生,张生在和封建礼教的斗争中的确有软弱的一面。如在老夫人赖婚之后,他竟然想“寻个自尽”;莺莺赖简以后,他也说:“此一念小生再不敢举眼见休也。则索回书房中纳闷去”。《西厢记》虽然在很多地方洗刷了元稹《会真记》、董解元《西厢记诸官调》中张生的浮薄性格和过多的轻狂、庸俗的表现,但仍存在着某些近似轻狂的举动。这不大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主要倾向。总之,张生这个人物,在莺莺的眼里是个“志诚种”;而在红娘的眼中,张生有时“酸溜溜螫得人牙疼”,是个文魔秀士,风欠酸丁”型的“傻角”。张生的形象,给剧作和舞台演出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
现在,我们来看红娘。
红娘,是《西厢记》中又一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从身份地位上看,她只不过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处于下层社会的丫环。正是这种身份,使她有着一种受奴役、被压迫者的是非标准和正义感。她聪明伶俐,天真热情,心直口快而又乐于助人;她乐观、勇敢,并熟悉崔家这个封建家庭中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弱点。她具有的聪明才智,在某些地方不仅胜过诗书满腹的莺莺和张生,而且还能折服老于世故的封建家长的典型人物崔老夫人。红娘曾善意地嘲笑过张生的迁腐寒酸,常常不满张生那种书呆子气,俏皮地把张生比作重看不中用的“花木瓜”和“银样腊枪头”。说他是“傻角”、是“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但当纨袴子弟郑恒真把张生看作“穷酸饿醋”时,红娘又拚命为张生辩护。针锋相对地质问郑恒,痛快淋漓地责骂郑恒是“倚父兄仗势欺人”的“小人浊民”。充分表现出她是非分明和富于正义感。对莺莺也是这样。红娘善意地奚落莺莺小姐的矫揉造作和“做假”行为;揭露嘲讽莺莺的“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的内心秘密。
红娘对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开始时并不太热心。张生第一次遇见红娘,并自作多情地进行一番介绍后,她用“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的冰冷言语抢白了他。对张生、莺莺的隔墙酬韵,红娘也“不做美”,不但态度显得比较冷淡,并且催促莺莺赶快离开。但当她逐渐看到张生和莺莺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老夫人的背信弃义,千方百计地干涉、破坏之后,便由同情转而积极帮助他们进行斗争。她不辞辛劳地为张生、莺莺传书递简,出谋划策,担尽风险而毫无个人打算;她帮助崔、张克服弱点,增加斗争勇气,促进他们的结合,完成“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夙愿。在老夫人发觉莺莺与
张生的私自成亲之后,怒不可遏。莺莺和张生都惊慌失措的时候,红娘却从容镇定,不慌不乱,沉着应付。用她的聪明才智,伶俐的口才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勇敢地在老夫人面前替他们辩解。她对老夫人说:
信者人之根本,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也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
陈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巧妙地应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使得老夫人也不得不服输地说:“这小贱人也道得是。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认可了崔、张的婚事。《拷红》一折,本来是由老夫人审问红娘,实际上变成了红娘审问老夫人,并取得了胜利。从而使戏剧冲突发生了富于戏剧性的变化。所以,这折戏七百年来屡演不衰,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
红娘,在《董西厢》中还是个次要人物,但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她却被塑造成另一主要人物了。全剧二十一套曲子,由红娘主唱的就达八套之多,还外加两个楔子,比莺莺、张生主唱的还多。可见作者对塑造红娘这一典型人物的重视,而且取得极大的成功。《西厢记》之后,红娘就成了我国人民对那些热心于为男女牵线搭桥,乐于为婚姻奔忙者的代名词了。
至于处在莺莺、张生、红娘对立面的崔老夫人,应该说是《西厢记》里的反面人物了。但作者并没有把她概念化、脸谱化。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把她写成既复杂又真实,贯串全剧的人物之一。她“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是是非非,人莫敢犯”。尤其是在相国去世以后,她对女儿的管教和防范更加严厉。“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为了严防女儿有越轨的行径,她不仅不让莺莺潜出闺门,而且指派红娘“影儿般地不离身”地行监坐守。她既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家长,又是一位封建礼教和相国家谱的坚决维护者。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强索莺莺为妻。老夫人是在她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怕辱没了相国家谱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答应不拘何人,“但有退兵之策的,断送莺莺与他为妻”的。一旦情况好转,转危为安之后,她又反悔,硬要拆散她亲口许下的,也是莺莺追求的这段姻缘。在《赖婚》这折戏中,作者对老夫人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作了细致的描绘。作为一个母亲,老夫人不能不感激张生救了莺莺及她们全家。况且她又亲口许过婚,不能不为自己的背信弃义而感到有些内疚。所以,当张生愤而告辞时,她又让张生住下,留下了他。按理说,老夫人是想撕毁她亲口许下的这一婚约的。现在张生要远走他乡,不正是她希望得到的结果吗?然而老夫人没有这样做。这并不是“她在良心上产生了自责”,而完全是为她“相国夫人”的名誉地位着想的。所以后来在张生、莺莺已私自成亲的情况下,她又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朝取应去”,再次妄图拆散莺莺与张生的婚姻,以维护“相国家谱”的声誉。王实甫就是通过老夫人这个人物,去显示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束缚和残酷的;同时也揭示出以“慈母”面目出现的封建家长冷酷、虚伪的真面目。
语言艺术王实甫的《西厢记》。可以说是一部抒情性很强,具有喜剧色
彩的诗剧。
生动传神而又富于个性化和感情色彩,是《西厢记》的语言特征之一。就拿剧中三个主要人物莺莺、张生、红娘来说吧,无论是唱词还是宾白,都各自带有不同的抒情和感情色彩。莺莺的唱词和宾白,往往是情隐于衷,内热而外冷;诉闺怨隐而不露,叙相思婉约含蓄。充分表现出身出名门大家闺秀的聪慧端庄,深沉含蓄而又优雅的风度;张生的唱词和宾白,热情洋溢,表里如一,趋于外露。给人以一种爽朗、热烈的感觉;红娘的唱词、宾白,则具有犀利、俏皮、幽默、泼辣、活泼、明快的特点。充分表现出她勇敢、大胆而机智的性格特征。在《惊艳》、《闹简》、《赖简》、《酬简》、《拷红》等折中,都能看到、听到他们的声容笑貌,心理变化和感情起伏的状况。
王实甫善于描摹景物、酝酿气氛,用以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情景相杂,独具特色。如用“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描写久闭深闺的少女莺莺的伤春情绪和不满状态。又如:
恨相见得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这是张生上京赴考,莺莺与他送别时的一段唱词。作者紧紧抓莺莺当时复杂的心理状态,通过她对周围景物的观感,去揭示她内心的活动。既突出了莺莺的惆怅心情,又描摹了景物、酝酿了气氛。
谈到《西厢记》的语言特色,我们不能不佩服王实甫善于把民间口语、前人诗词中的优美词句融入曲辞中。既创出了新意,又做到了自然贴切。如长亭送别时,莺莺唱的那支[正宫·端正好]: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作者用几个带有季节性特征的景物,衬托出离人的情绪,一下子就把读者的心情引入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里。可以说句句是景,又句句是情,情
景相生,构成十分优美的曲辞,一直为后人所赞赏。为此,后人还杜撰出王实甫写作至此,“思竭,扑地而死”的鬼话(见清梁廷丹《曲话》)。其实,王实甫是化用了北宋诗人范仲淹[苏幕遮]词中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是化连波,波上寒烟翠。化作相思泪”等咏秋名句。只是把“叶”易为“花”,再与飞雁、霜林配合,组成一幅新的暮秋图。由于化用得十分自然、贴切,完全符合剧中离人的情境和心绪,也就成了优美的曲辞。其它如“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则是化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由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雨打梨花深闭门”一句,取自李重之[忆王孙·春词],一字未改;“罗衣不奈五更寒”、“淡黄杨柳带栖鸦”二句,分别来自南唐后主李煜[浪淘沙]词“罗衾不耐五更寒”,和宋代词人贺铸[浣溪沙]词“淡黄杨柳暗栖鸦”,只作上一点小小的改动。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民间口语、俗语的运用在《西厢记》中也十分普遍和出色。如红娘在《拷红》一折中驳斥老夫人时所唱的[圣药王]曲词就很典型:
他每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完全是口语化的曲词。而“女大不中留”,更是当时民间流传的口语、俗语,自然贴切。正是王实甫将这些雅语、口语、俗语交错地用于《西厢记》的曲辞中,宾白上,使这部作品词藻缤纷,艳丽典雅而又通俗流畅,深得读者的爱好。
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一部结构宏伟,而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的剧作。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写成剧情平板单调,结构松散而兴味索然的作品。就是这部人物不多(主要人物不过三四位)、环境单调(限于普救寺的佛殿、花园、闺房、书斋)、主题单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戏,每一本,每一折都能赢得读者、观众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对杂剧体制作了较大的革新和创造。元杂剧的通例是一本四折。《西厢记》改为五本二十一折。并应用其宏伟的结构,创造出曲折多变的戏剧冲突;用喜剧的表现手法处理具有悲剧性质的冲突。从而把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组织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出色地表现出崔张爱情故事曲折复杂的过程。另外,元杂剧通常每折限于一人独唱到底。《西厢记》打破了这种限制,改为每折可由一人主唱,也可由多人对唱或轮唱。如第二本中的《寺警》一折由莺莺主唱;在《寺警》与《请宴》之间加进的《楔子》则由和尚惠明主唱;《请宴》一折,由红娘主唱;《赖婚》、《琴挑》两折由莺莺主唱。这里除了莺莺主唱外,其它角色如红娘、惠明和尚等都参加了唱。第四本《惊梦》一折就是由张生和莺莺对唱的。这种自由活泼、切合剧情要求的形式,是对元杂剧的重大发展。
由于王实甫的《西厢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自它问世以来一直受到群众的欢迎和一些文人的赞赏。元代著名的戏曲家白朴的《薰秀英花月东墙记》、郑光祖的《梅香骗翰林风月》都是模仿《西厢记》之作。明代李日华的《南西厢》是《王西厢》的改编本,内容也比较接近于原著,后来在舞台上逐渐取代了《王西厢》的地位。明清以来,以爱情为主题的戏剧、小说大都受到《王西厢》的影响。明代汤显祖所著《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其主角杜丽娘就曾为崔张的故事所感动而深深自叹。清代的曹雪芹,更是通过贾宝玉,林黛玉之口,称赞《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见《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可谓是《西厢记》的最好知音。解放后,京剧、越剧及其它地方剧种都有改编的《西厢记》整本或折子戏上演。剧作家田汉改编的京剧《西厢记》在北京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越剧《西厢记》还曾赴苏联和东欧演出,也很受外国友人的欢迎。可见《西厢记》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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