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南移和衰落

元杂剧的高度繁荣，大概延续了一个世纪左右。这时的杂剧作家几乎都北方人。创作活动集中在大都（今北京市）及其附近地区。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作家和很有价值的作品，把元杂剧推向鼎盛时期。随着元蒙统治者的挥戈南下，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因而对农业的破坏较小，使南方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随着政治、经济的逐渐南移，杂剧创作也渐次由北方的大都移向南方的杭州。杂剧作家也由原来北方人垄断的局面，转而为南方人所代替，直到元末。

随着杂剧重心的南移，杂剧也由它的鼎盛时期逐渐走向衰落。除作家作品大大少于前期外，作品的内容也大都缺乏前期杂剧那种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表达人民呼声的战斗性和批判精神。除个别作家的作品取得一定成就外，大都比较平庸。更缺少前期杂剧动人的艺术魅力。

元杂剧衰落的原因何在呢？

第一，从政治方面看，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不断总结统治经验，开始对南方实行一些切合实际的政策。诸如放宽南方庶族地主对土地的要求，使江南上层社会和元蒙统治集团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加之逐步改变过去游牧式的生产方式，注意到农业生产的重要，使南方经济得到很快发展，从而促进了全国政治的稳定，民族矛盾的相对缓和。这样，前期杂剧作家胸中所积压的郁愤，所要呐喊的社会不公，天道不平，在后期作家身上也就舒缓得多了。

第二，剧作家社会境遇的改变。元蒙统治者在逐渐改变政治、经济政策的同时，也渐渐认识到笼络和利用广大封建文人的重要。于是，在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开始恢复科举制度。一些文人，特别是一些生活在下层的文人看到了一条仕进之路。于是许多文人又埋头于青灯黄卷之下，致力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中；忍受着十年寒窗之苦，出入于科场之门。从生活到思想，渐渐脱离人民。什么勾栏书会、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的创作实践，渐为他们所不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推移，亡国之痛逐渐淡忘，不满情绪慢慢消失。一些剧作家虽也写杂剧，但不过以此来遣兴、逞才或玩玩而已。谁也不会像前期剧作家那样去为社会的不公，人民的疾苦，发出呼天抢地的呐喊了。他们有时也会发发牢骚，表露出一些对社会的种种不满。但已由过去的揭露批判，变成了谏劝和期待。大大失去了前期杂剧的战斗精神。

第三，杂剧形式由成熟渐趋老化，束缚自身的发展。前面谈过，元杂剧的体制基本上是四折一楔子，由一人独唱；每折限用同一宫调的曲牌组成一套曲子，不能随便改变或换韵等。这种艺术形式在度过它极其光彩辉煌的岁月之后，必然会逐渐老化。由新的，更适用的艺术形式去代替它。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复杂多变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更需要形式各异，长短参差，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它，元杂剧固有的形式已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这种情况似乎在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就已被一些剧作家注意到了，因而出现了一部分突破元杂剧体制的作品。随着杂剧重心的南移，杂剧离开了产生它的北国土壤；加之南方杂剧作家的比重越来越大，境遇也远比北方作家好，脱离现实生活，远离人民，可写的题材，也几乎被前期作家写尽，要想写出杰出的作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们只好在文辞技巧上，音律对仗上下功夫，形成一种形式主义倾向。这也是促使元杂剧衰落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