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四大本——荆、刘、拜、杀

从《张协状元》等早期的南戏剧本中，虽然可以看到我国古典戏剧剧本的雏形，和曲、白、科三者溶为一体的基本格式。但总的说来，这些早期的南戏结构还比较松散，语言芜杂粗糙，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还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直到荆、刘、拜、杀四大传奇和《琵琶记》的出现，南戏才真正趋于成熟，从而为明清传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荆、刘、拜、杀”出现后不久，就成了我国戏剧史上一个十分著名的熟语。分别代表着元末明初的四本南戏，即过去所谓的“四大本”：《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现在流传的这四大本南戏，都是经过明人妄改过的。虽已不是原作的本来面貌，但它们仍然是宋元南戏向明清传奇过渡的重要作品，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荆钗记》，一般认为是宋、元间戏曲家柯丹邱所作。柯的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荆钗记》写永嘉青年书生王十朋，家道贫寒而才情横溢，被当地贡元钱流行看中，欲将爱女玉莲许配于他。王母无钱下聘礼，只将一枚荆钗（一种用荆木制成的簪钗，古时贫穷妇女的用物）送去作为凭信。十朋的同窗，本地富豪子弟孙汝权，也欲聘玉莲为妻。派人送去金钗一对，压钗纹银四十两。玉莲鄙弃孙汝权的求婚，宁肯嫁给以荆钗为聘的穷书生王十朋。王十朋中状元后，不忘结发妻子钱玉莲，拒绝了丞相的招赘，因之被派往荒远的潮州做官。十朋修书一封，派人送往家中报信。孙汝权趁机将王十朋的家书改为“休书”，哄骗玉莲。玉莲后母也借机逼迫玉莲改嫁孙汝权。

玉莲愤而投江自尽，幸被原温州太守钱载和救起，收为义女，带往福建任所。十朋得知玉莲投江自尽的消息后，十分悲痛，誓不再娶；玉莲也把一位与十朋同姓、同科、同职的官员的死讯当作了丈夫的死讯，悲痛欲绝，誓不再嫁。经过种种折磨，一对饱经患难的夫妻，终于得以团聚。

《荆钗记》不仅赞扬了王十朋、钱玉莲不因富贵贫贱为转移的婚姻爱情，批判了“富易交，贵易妻”的谬论。而且通过现实生活中一场常见的婚姻爱情故事，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婚姻观念和社会上不同人物的心态。剧中的孙汝权，代表着金钱万能的婚姻观念。在这类人物的心目中，金钱是万能的；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土地、房屋、美味、佳肴、古物、玩好；只要有钱，就能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娇妻、美妾、奴
仆、使女、声色狗马，以及高官厚禄，应有尽有。因此，他才不惜以金钗、重金作聘礼，妄图以此买到玉莲的婚姻。万俟丞相代表的是以权势为基础的婚姻观念和心态。这类人巧妙地通过与新贵联姻的办法来加强和巩固已得的权势；这类人，往往是位高权大，把自己的想法作法强加于人，处处事事要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志或眼色行事。“富易交，贵易妻”，在他们看来乃人之常情，理所当然。因此，万俟丞相要招王十朋为婿，就不管他是否已有妻室。即使已有糟糠之妻，也要让你休妻再娶。王十朋、钱玉莲代表着“贫相守，富相连，心不变”的婚姻观念。就是说婚姻爱情要不以地位的转变，升沉荣辱为标准，而应该坚贞不贰，始终如一。为此，作者正面歌颂了王十朋富贵不忘糟糠之妻，不屈服于权势压力的精神，从而否定了以万俟丞相为代表的婚姻观念和心态。钱玉莲不贪恋富贵，宁可受屈赴死，也不向恶势低头，否定了以孙汝权为代表的婚姻观念和心态。尽管剧中有不少地方宣扬了“三纲五常”，封建说教意味也较浓厚，但仍不失为是一部较好的剧作，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荆钗记》以荆钗为线索展开故事，通过一系列的特殊组合、鲜明的对照和关键性的选择，把人物推向矛盾冲突的焦点，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心态。《荆钗记》结构完整紧凑，情节曲折，曲文本色、清新而又写得逼真。虽经明人修改、润饰，已非原作旧貌，但仍保持着“倭巷俚语”的民间特色。

《白兔记》，全名《刘知远白兔记》。永嘉书会才人作，名姓不详。写五代时期刘知远父母双亡，贫无所依，入赘本村富人李文奎家，为李三娘之夫。岳父一死，三娘兄嫂李洪一夫妇便百般刁难、欺负他们夫妻，并逼迫刘知远离家从军。知远走后，三娘更饱受兄嫂虐待。“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挨磨到天明。”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

刘知远从军后，做了岳节度使家的入赘女婿，并因屡建军功，被任为九州安抚使。三娘在磨房中生下一子，取名咬脐郎，托老家人窦公送往军中抚养。十六年后，咬脐郎打猎追赶白兔，在井台上与汲水的生母李三娘相逢，说明情况后，全家终得团圆。

刘知远的故事很早就在民间艺术中流传。如宋人《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汉史平话》就已具关目；宋、金时期的《刘知远诸宫调》，虽系残本，但《白兔记》中的不少情节都与之相同。《白兔记》显然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改编创作的。剧中的李三娘是一位受尽非人生活折磨而又坚强不屈的妇女形象。她原本是一位富家小姐，只因嫁了一个贫困的丈夫，便为兄嫂所不容。除被迫与丈夫分离，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外，还要在狠毒残暴的兄嫂的魔爪下，过着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剧本采用民间文艺中惯用的夸张手法，把李三娘的不幸和遭受的折磨、痛苦描绘得淋漓尽致：白天挑水三百担，水桶是两头尖橄榄形的，站不稳、歇不得，一肩直挑至厨房。水缸是钻了眼的，永远也装不满；夜间推磨到天明。磨房低小，连头都不能抬；磨房产子后，只得用牙咬断脐带，用衣服擦干婴儿的污秽，立即将他送走。此时此刻，李三娘精神上的痛苦是不难想像的。是谁造成李三娘如此的不幸和折磨痛苦呢？是李洪一夫妇吗？不，不完全是。应该说是当时险恶离乱的局势。有这样一首诗写道：“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亮牧，郡君却作庶人妻。扶犁黑手翻成笏，食肉朱唇强吃荠。只有一般凭不得，南山依旧与云齐。”（《刘知远诸宫调》）在这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离乱中，对广大人民来说，始终是灾难。这才是造成李三娘不幸和
痛苦的直接原因。李洪一夫妇，只不过是一对帮凶而已。试想，如果不是社会离乱，就不可能造成李三娘一家的妻离子散；刘知远也不会投军发迹，入赘岳府，致使李三娘受苦16年。因此，《白兔记》虽然描写了李洪一夫妇处处事事虐待、迫害李三娘的情节。尖锐地批判和鞭挞了李洪一夫妇。但却没有把他们看作是造成李三娘夫妻悲剧的全部根源。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白兔记》是通过对李洪一夫妇贪婪残忍的揭示、批判，控诉了造成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几人升迁，万众离乱的社会现实。揭示出酿成李三娘精神肉体上受折磨的社会根源。这样，剧中那位忍辱负重，受尽折磨，勤劳善良而又坚强不屈的李三娘，更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憎恨。

剧中的刘知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作者既描写了他潦倒穷困，横遭欺凌，风餐露宿，受苦挨冻的苦难生涯；同时也勾画了他的某些流氓相和发迹变泰后有负于三娘的卑劣行为和庸俗思想；刘知远入赘岳府，停妻再娶的行为，作者没有进行过多的谴责，更没有把他描绘成王魁式的人物。而是从另一角度写了他对李三娘的思念和歉疚。既揭示出刘知远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也为后来的重新团聚奠定了基础。

《白兔记》具有民间文艺语言质朴，富于生活气息的特色。尤其保存了不少古代农村风俗的场面。如“报社”、“祭赛”等出中所表演的色彩斑烂、热闹非常的歌舞、杂要场面，是一般南戏中很少见的。衬托手法的运用在剧中也很突出。如用刘知远的软弱和入赘岳府，衬托李三娘的宁肯为奴，誓不改嫁的坚强；以刘知远的变泰发迹，步步高升，衬托李三娘漫长而艰辛的苦难生活；以窦老的急公好义，急人之难，不辞辛劳，千里送子的高贵品质，衬托李洪一夫妇凶狠残忍，贪婪奸猾，嫌贫爱富的卑劣行径等。增强对人物的褒贬、抑扬、爱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拜月亭记》，又名《幽闺记》。《南词叙录》题作《蒋世隆拜月亭》。作者相传为元末施惠。施惠，字君美，杭州人，以坐贾为业。“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录鬼簿》）此剧是根据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而成的。改编的原本也未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南戏《拜月亭记》是经过明人加工修改过的，更名为《幽闺记》或《重订拜月亭记》。故事发生在金朝末年。蒙古军队大举进攻金都中都（今北京），金主昏庸，杀害主战的左丞相陀满海牙全家。海牙之子陀满兴福侥幸逃脱，被书生蒋世隆搭救，结为兄弟。不久寄迹绿林，占山为王。中都落后，书生蒋世隆和妹妹瑞莲；尚书王镇的夫人张氏与女儿瑞兰，都相继在逃难中失散。在相互寻找亲人时，世隆与瑞兰邂垢相遇，在患难之中，结为夫妻；蒋世隆的妹妹瑞莲与王瑞兰之母张氏也不期而遇，被张氏认为义女。战争宁息之后，尚书王镇在归京途中，恰与失散的女儿瑞兰相遇。当得知女儿已与穷书生蒋世隆结为夫妻后，便强行将女儿带走。在孟津驿，又遇夫人与义女瑞莲，全家一起回到京城。

瑞兰思夫情深。一天晚上，在花园焚香拜月，祷祝夫婿早日平安团聚时，被瑞莲识破，方知彼此原属姑嫂。后来蒋世隆和义弟陀满兴福双双中了文武状元。兵部尚书王镇奉旨招亲，将女儿瑞莲许配文状元蒋世隆，把义女许配武状元陀满兴福。于是，夫妻兄妹终于团圆。

《拜月亭记》，不仅歌颂了王瑞兰和蒋世隆之间在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相互了解而产生的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他们为捍卫这种来之不易的爱情，与以王镇为代表的封建门第观念所作的坚决斗争。同时，《拜月亭记》又是
以战乱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的。因此，它与一般的唯以儿女风情取悦于观众的才子佳人戏不同，而是通过蒋世隆与王瑞兰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揭示出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朽腐和无能，给社会、人民造成的离乱和痛苦。有着更积极的社会意义。

从艺术上看，《拜月亭记》在“四大传奇”中成就最高。作者往往用喜剧的手法，处理王瑞兰与其父王镇之间这场具有悲剧性质的冲突和其它矛盾。使作品从始至终都交织着悲剧气氛与喜剧色彩，而抒情喜剧色彩又是全剧的基调。因此，在不少折中都洋溢着既风趣而又幽默的喜剧情调。该剧的剧情发展更多依仗于无数的巧合。而这种巧合既符合生活实际，又符合逻辑，不仅显得真实可信，且易为观众所接受。如蒋世隆与王瑞兰这对青年，一个是地位低下的白衣秀才，一个是兵部尚书之女，出身名门的千金闺秀，在门第观念十分严重的封建社会，根本没有结合的可能。然而在一场兵荒马乱之中，使他们邂垢相遇。这是巧合，这种巧合是合理的；相遇时都因与亲人失散，只剩孤身一人，于是才能结伴同行。这是巧合，这种巧合是合理的；孤男寡女结伴同行，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为了避免他人的怀疑，只好谎称是夫妻。这是巧合，是合理的；这对假夫妻。在患难中互相扶持、体贴，加深了感情，终于喜结良缘，成了真正的夫妻。是巧合，更是合理的。其它像瑞兰、瑞莲二人名字相似而谐音；世隆、瑞兰遭劫，而强人正好是世隆从前结拜的义弟陀满兴福；剧末兵部尚书王镇要招赘的那位新科文状元竟是瑞兰的丈夫，当年被他嫌弃的穷秀才蒋世隆等等，无不是出于巧合。这无数的巧合，使本来可能构成的一个个深刻的社会悲剧，变作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其它剧作中是不多见的。诚然，正如一些文学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在如此众多的巧合中，比较难于使人信置的是最后一个巧合，即文、武状元恰是蒋世隆和他的义弟陀满兴福。而他们的岳父王镇又凑巧要将女儿嫁给状元。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不但过于巧合，“反映了戏剧家的思想局限”，同时也“表现了阶级调合的倾向”（游国思等主编《中国文学史》）。

《拜月亭记》曲文本色而自然，一直为曲论家们所推崇、赞许。如第十三出《相泣路歧》中［剔银灯］、［摊破地锦花］、［麻婆子］三支曲子，是瑞兰母女在逃难过程中遇雨时所唱。语言质朴自然，极少雕饰。虽无惊人之句，却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在风雨交加之中，泥泞道路之上，荒郊野地之外，一对无依母女的艰难苦况，心惊胆战和失望心情。其它像“数点昏鸦，投林乱鸣，宿雾晓烟冥冥。”“遥遥古岸水澄澄，野渡无人舟自横。”“不忍听，不美听，听得孤鸿天外两三声。”明白如话而又不乏文采；抒情写景，情真景浓；吸取前人诗句入曲，更添文采画意，使本色、文采得以有机的融合。《拜月亭记》也犯情节拖沓、冗长，穿插过多等一般南戏的毛病。如剧中次要人物陀满兴福的戏过多，冲淡了主要人物和主要线索的展开，使全剧流于松散。

《杀狗记》，全名《杨贤德妇杀狗劝夫》。一般认为是徐作。徐字仲由，淳安（今属浙江省）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清朱彝尊说他在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十四年曾被征召为秀才，但他不肯出仕，著有《巢松集》（见《静志居诗话》）。徐的《杀狗记》，可能是根据元人萧德祥的杂剧《杀狗劝夫》改编的。现在流传的这部《杀狗记》，虽经过冯梦龙等人的修改加工润色，但仍保存其俚俗本色和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该剧描写开封府富家子弟孙华，专与市井无赖柳龙卿、胡子传结交。其弟孙荣屡劝不
止，反而兄弟失和。孙荣被赶出家门，以乞讨为生。孙华之妻杨月真为使丈夫改邪归正，设计了一个圈套：杀了一条狗，伪装成人的尸体放在门口。孙华深夜归来，见尸大惊，慌忙去找酒肉朋友柳龙卿、胡子传。胡、柳二人非但不管，反而向官府告发。其弟孙荣却抛弃前嫌，帮他把“尸体”埋掉。并在官府审讯时谎称是自己杀了人，以保护哥哥孙华。孙华深为感动，从此兄弟二人重新和好。

《杀狗记》就其主旨来说，极大地宣扬了“孝友为先”，“妻贤夫祸少”等封建道德信条，渗透着维护封建伦理规范的说教。在“四大传奇”中是最差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家庭内部矛盾和封建家长制的残酷无情，专横暴虐有所暴露。同时也揭露了市井无赖的丑恶咀脸。剧本语言比较朴素，曲白流畅，易为广大观众接受。

总之，“荆、刘、拜、杀”四大传奇，剧情都比较曲折。“指事道情，能与人说话相似，不假词采绚饰，自然成韵”。（《曲海总目提要》）但也存在结构不太严谨，情节拖沓、冗长，和比较粗糙的毛病。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远逊色于元杂剧。高明《琵琶记》的出现，才把南戏创作推向了高峰，成为南戏向传奇衍变过程中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