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主旨和人物形象

《琵琶记》主要是写青年书生蔡伯偕，博学多才，不图仕进，甘守清贫，力尽孝道。在父亲的逼迫下，辞别双亲和新婚两月的妻子赵五娘，赴京赶考，一举状元及第。皇帝封以议郎的官职，牛丞相要招他为婿。蔡伯喈以家中业已娶妻，且双亲年老，无人奉养为由，愿辞官、辞婚归家，未被应允。终于入赘牛府，做了京官。

伯喈一去，杳无音信。家乡陈留，灾荒连年。妻子五娘含辛茹苦，艰难地挑起瞻养公婆的重担。在天灾人祸中，公婆相继去世。（饿死）五娘罗裙
包土，自筑坟莹，埋葬好公婆后，又身背二老遗像，手持琵琶，沿途弹唱乞讨，进京寻夫。牛氏得知五娘不幸遭遇后，深为感动，自愿居次，让五娘与伯喈重聚。伯喈准备辞官归里守墓，以赎为子不孝之罪。牛丞相改变昔日的态度，让女儿女婿回去守孝。于是，一夫二妇归家守墓，行孝三年。全剧在蔡氏满门旌表中结束。

蔡伯喈即蔡邕，东汉陈留郡人，著名的文学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蔡邕真是一个孝子。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邕性笃孝。母尝滞病三年，邕自非寒署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不知何故，这位在封建社会恪守孝道的人物，在民间传说和早期的南戏中竟成了背亲弃妇的人了。徐渭的《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记有《赵贞女蔡二郎》的名目，还说它是“戏文之首”。演的就是蔡伯喈背亲弃妇，最后被暴雷震死的故事。书生负心背亲本是封建社会一大弊端。特别是科举制实行之后，一些出身寒门的文人，一旦高中，便“富易交，贵易妻”，攀附权门，忘恩负义。这种恶劣的行为，广大人民是十分痛恨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蔡伯喈为雷震死，正是人民对这类无行文人的诅咒和谴责。不过，从蔡伯喈的生平、经历看，他似乎不是无行文人。民间传说中把他描绘成被雷震死的悲剧人物，有点不太公平。因此，很早就有人想替蔡伯喈翻案，改变他的形象，使他更接近历史、生活的原形一点。南宋大诗人陆游在诗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唱）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可见，在南宋时期，民间艺人已广泛地用盲词说唱蔡中郎的故事了。蔡伯喈曾官拜左中郎将，后来就把《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附会到他身上。名字也由蔡二郎变成蔡中郎，再变而成蔡伯喈。陆游在诗中发出“死后是非谁管得”的喟叹，就是在为蔡伯喈鸣不平。徐渭直接把“（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说法，斥之为“里巷妄作。”（《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不平之意，更是溢于言表。高明的《琵琶记》，正是在这些民间传说、民间文艺（盲词）、宋元旧剧，以及为蔡伯喈翻案鸣不平等诗文的基础上改编创作的。其主旨也是要为蔡伯喈鸣不平，替他翻案。这一点，明人黄溥言在《闲中古今录》中就已指出：高明“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我们认为，高明编创《琵琶记》的目的，除了为蔡伯喈辩护、翻案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宣扬封建的礼教和教化。这一点就连作者本人也毫不隐讳。他在《琵琶记》第一出中那首《水调歌头》词中写道：

秋灯明翠幙，夜案览芸编（按指书籍）。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这里指戏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骅骝（指良马）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意思是说写作剧本要有利于风化，即用封建的道德标准去教化人们，否则将是徒劳无益的。看一本戏文的好坏，主要看它是否宣扬了“子孝与妻贤”的封建礼教，而不要仅仅着眼于它的形式。为此，高明在《琵琶记》中，才把原本是“背亲弃妇”的蔡伯喈，改写成“有情有义”者；把“不忠不孝”的蔡伯喈，改写成“全忠全孝”；把“马踹赵五娘”，“雷震蔡伯喈”的悲剧结局，改写成“夫妻重聚”旌表满门的喜剧收场。
为了把蔡伯喈塑造成一个“全忠全孝”、“有情有义”的完整人物，作者在《琵琶记》中不得不通过颇多的封建说教和改动、编创一些重要关目来为蔡伯喈开脱罪名，替他编造“三不从”的情节。即蔡伯喈本想在家孝顺父母，无心于功名，但迫于严父的逼迫，不得已而赴京赶考的。这叫“辞试不从”；皇榜高中以后，屈于牛丞相和皇帝的旨意，被迫入赘牛府，重婚名门贵媛；皇帝也赐以议郎的官职，被迫留滞京师，不能回家省亲，虽经再三要求，都被拒绝。这叫“辞婚、辞官不从”。辞试不从，当然无法在家奉养双亲，但他仍时常惦念着家中年迈的双亲；辞官不从，无法回家照顾父母，他们在家乡冻饿至死，责任在朝廷，不该归罪于蔡伯喈；辞婚不从，被迫入赘牛府。虽有娇妻美妾朝夕相伴，呼奴使婢，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但蔡伯喈非但没有休弃赵五娘，而是终日因思念她而愁眉不展。这样看来，正是由于蔡伯喈的辞试、辞婚、辞官的要求均被拒绝，这才造成他家亲死家破的悲剧。这样，蔡伯喈的形象便得到了重新塑造；由原来的“弃亲背妇”，“不忠不孝”，变成“有情有义”，“全忠全孝”了。从而实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尽管作者在《琵琶记》中用了不少笔墨，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试图“雪伯喈之耻”。但终于因为封建的说教过多和缺乏具体行动，仅仅停留在思想上的怀念与悔恨上。加之作者过多的同情和谅解，回避和掩饰了某些应由蔡伯喈承担的责任，因而使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正如当代戏剧史家董每戡所说的那样：蔡伯喈“既不是一个忠于统治阶级的忠臣，敢于违丞相之命‘辞婚’，更敢于抗皇帝之旨‘辞官’；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对自己的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更不是一个诚挚地爱发妻的义夫，虽然把它写成团圆，弃妻不顾的事实却仍然具在。”（见《琵琶记论》）

《琵琶记》中的赵五娘的形象却塑造得十分成功。在赵五娘身上，充分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劳动妇女善良、温柔、纯朴、坚贞、勤劳、刚强等等传统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赵五娘的性格又是在苦难的磨练中逐渐发展形成的。

最初的赵五娘，只不过是一位“持杯自觉娇羞”的新婚少妇。作事小心谨慎，很少在公婆面前表示态度。丈夫入京赶考，她虽然很不乐意，但当着公婆的面又不好说别的，只能听从公公的安排。在即将和丈夫离别时，才将久积于心中的怨愤和担心和盘诉出。随着蔡伯喈的离家赴京，赵五娘的处境和性格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和其他少妇一样，日夜思念着离去的丈夫，盼望着书信归期。在对镜梳妆时，嗟叹自己“朱颜非故”，怕丈夫一旦高中，就“十里红楼，贪恋着人豪富”而停妻再娶。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她要以一个弱女子的身份支撑门户，奉养八十高龄的公婆。此时的赵五娘，已失去了昔日少妇的娇羞，不再为个人的得失而过多的烦脑担忧。而是全身心地奉养公婆，决心作一个“孝妇贤妻”。在家乡连遭饥荒的岁月里，她吃糠嚥菜，把粮食省给公婆吃；公婆误解她，她默默忍受；公婆死后，她不仅敢于抛头露面，卖发于长街短巷，而且背负公婆遗容，手持琵琶，不辞千里之遥，乞讨寻夫至京。赵五娘顶住了一场又场向她袭来的灾难；也从未向降临到她头上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幸命运低头。她勇于承担苦难，顽强地与不幸命运斗争，充分表现出赵五娘刚强而深沉的性格特征。不过，作者总想把赵五娘塑造成一个孝妇形象，因而在她进入牛府后的态度是令人失望的。她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了妥协，调和了矛盾，最后以一夫二妻的大团
圆结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赵五娘形象的艺术力量。

剧中的蔡公，是作者用来宣扬“全忠全孝”的人物。通过蔡公的口，作者阐明了对“孝”的内容、范畴等的看法：在家侍养父母，属于孝的范畴，但这只是“小孝”，或者说是孝的开始；追求立身，事君，显祖、扬名，这才是“大孝”，或称做孝的最终目的。为此，蔡公希望儿子抛开“小孝”，上京赴试，求取功名，以显祖扬名，成就其“事君、立身”的“大孝”。可是连蔡公也没有料到，儿子中状元后，不仅没有显祖扬名，反而造成了全家的苦难。几经磨难之后，蔡公后悔了，也可以说是觉醒了。懊悔当初不该逼迫儿子上京赶考，“把媳妇闷得孤又苦，把婆婆又送黄泉路。”说明尽忠就不能尽孝；尽孝就不可能尽忠。从而否定了“全忠全孝”的说法。

剧中对张大公着墨虽然不多，但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也较为成功。他耿直尚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凡是赵五娘遇到困难或危难之事时，总是得到他的帮助和扶持，从而增加了信心，使她在凄风苦雨艰难的岁月中才没有绝望。

《琵琶记》在完成其创作意图的同时，也有不少现实主义的描写。如通过对赵五娘苦难的描绘，揭示出元代末期乡间小村人民的生活和苦难。在“五娘请粮被抢”（十六出）中，描绘了一幅大灾之年，灾民们的悲惨情景：“肚又饥，眼又昏，家私没半分”，“子忍饥，妻忍寒，痛苦声，凭哀怨。”吃糠嚥菜，子哭儿啼，到处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地方恶吏、土豪劣绅，更是趁火打劫，巧取豪夺，鱼肉人民。他们暗偷明抢，为非作歹，致使百姓陷于毫无活路的境地。这些描写，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