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表现朝廷忠奸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剧不是偶然的，它是现实政治斗争在戏剧中或直接或曲折的反映。
经过明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到宪宗成化之后，社会经济已相当繁荣。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昏君：正德皇帝武宗和嘉靖皇帝世宗；两个著名的奸臣：宦官刘瑾和奸相严嵩。武宗宫内淫奢之外，四处巡游，骚扰人民，劫掠财物、抢占妇女，以至于“市肆萧然”人们不得不“白昼闭户”。其间一段时间刘瑾把持朝政，设立内行厂，以残酷手段控制百官，权势熏天，炙手可热，人称“刘皇帝”、“站皇帝”（武宗为朱皇帝、坐皇帝）。嘉靖皇帝世宗经年不朝，迷信道教，企望长生，在后宫焚修、斋醮，每一举醮，据说动赤金数千两；“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明史》卷78）。人们怒骂嘉靖为“家家皆净”。嘉靖朝严嵩为相达十多年，与子严世蕃专权，倚势骄横，为所欲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贪污腐化，残害忠良，人们对政治混乱、奸臣一手遮天现象深恶痛绝，不少正直官僚起而斗争。刘瑾严世蕃伏诛之后，便出现了一批表现忠奸斗争的政治戏。
（一）《宝剑记》
作者李开先（1501—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官至太常少卿。四十岁时，因皇帝宗庙起火，他与十二个官员“自陈乞休”，罢归乡里。除《宝剑记》外，他还存有传奇《断发记》、《登坛记》和杂剧《园林午梦》等。《宝剑记》前雪蓑渔者序说：“坦窝始之，兰谷继之，山泉翁正之，中麓子成之。”《宝剑记》所写乃《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作者对《水浒传》原情节有所改动，最重要的是将高俅迫害林冲的原因改为
林冲痛恨高俅等欺君误国而一再上疏参奏，揭露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而将小说中高衙内图谋林冲妻子之事放在了林冲发配之后，这样，林冲与高俅的矛盾就具有了更深刻的政治意义——锄奸不成而遭祸，而不单是个人恩怨。这种改动无疑是注入了作者所生活时代影子及他自己的感情。如第六出中林冲的唱词：
［渔家傲］君不见四海苍生水火间，纷纷满目权奸，哀哉可叹，祸国殃民，那更开边患，天条轻犯，致生民苦遭涂炭，趱家业有似丘山，顾微臣欲不全忠，有何颜见比干？条陈事登闻在日边，铁铮铮忠言直。
第四十出林冲的唱词：
［前腔］边尘边尘，不日纷纷，因失了中原恩信。妄言仙道，妄言仙道，炼药修真，魔魅的君王听顺。又献与烟花脂粉。共征徭役，入私家不进公门
显然与当时政治荒乱——世宗皇帝迷信道教、奸佞当道，忠良遭黜、北方俺答、东南倭寇骚扰的局势以及作者本人被罢官免职的境遇有关。表现了正直文士忧国忧民的情怀。但剧尾作者让林冲接受招安。又表现了我国古代封建文人所共有的思维定势：看不到社会弊端产生的根源，把解决社会痼疾
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将批判矛头指向奸臣，把皇帝的昏庸也归咎于奸臣的引诱，对皇帝始终一秉忠心。
《宝剑记》语言文雅，较少雕琢之迹；其《夜奔》一场是至今歌场中盛演不衰的剧目。正反面人物也都刻划得比较成功。但最后林冲与妻张真娘团圆，仍然走的中国传奇团圆的俗套。《宝剑记》的意义在于：在“以时文为南曲”的《伍伦全备记》、《香囊记》等骈骊说教戏风弥漫之时，它以较深刻的现实性和清畅的曲词结合、“拉开了明传奇大繁荣时代的序幕”。
（二）《鸣凤记》
《鸣凤记》是明代第一部以当代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其作者传为王世贞或王世贞门人。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别署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曾任刑部尚书，明代著名文学家后七子中代表人物。《鸣凤记》描写嘉靖朝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严嵩集团和反严嵩集团的斗争。戏剧可能在嘉靖四十四（1565）年严世蕃伏诛之后。戏剧情节，可从“家门大意”中见之：
［满庭芳］元宰夏言，督臣曾铣，遭谗竟至典刑。严嵩专权，误国更欺君。父子盗权济恶，招朋党浊乱朝廷。杨继盛剖心诤，夫妇丧幽冥。忠良多贬斥，其间节义，并者芳名。邹应龙抗疏，感悟君心。林润复巡江右，同戮力激浊扬清。诛元恶芟夷觉羽，四海贺升平。
作为一部描写当代时事的政治剧，《鸣凤记》作者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嫉恶如仇的品格。作品深刻揭露了严嵩父子的专权纳贿、结党营私；他们“权侔人主，位冠群僚”，“总揽朝纲，裁决机务”，“四方贡献，多归其府；满堂显要，半出其门”，“大小官员，拜他为父，即加显擢”。“附势趋权，不辞吮痈舐痔”的赵文华，在严嵩生日之时，献上一对金皮包裹，雕刻五彩龙凤的寿烛；铺地的五彩大绒单；上好荆金制的器，马上就成了严嵩的大红人，官升通政，“一应奏章”全部执掌；作者满怀赞美之情地描写了夏言、杨继盛等八臣与严嵩父子前仆后继的斗争，称他们“光岳千年正气存，”把他们的行为写得轰轰烈烈，十分动人。但同时这部剧也表现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对嘉靖皇帝的昏庸，虽也有所涉及，但最终也是归罪于严嵩等人：“皇上修真打醮，必自小人导之”，以至于说“非干明圣无
聪听，荣枯生死皆由命”。而最后，仍把矛盾的解决归之于皇帝的圣明。虽然如此，《鸣凤记》仍有极强的暴露意义：“我苦只苦万里君门难见”，忠臣义士以尸进，剖心自明，但由于奸佞当道，都难以上达“圣”听，即使弹劾奏章得以转到皇帝手中，但若不合帝意，就会“干天听龙颜怒了，道小臣居下讪上，把太师来轻诮，罪难恕饶”而遭杀身之祸，臣子还要口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去赴死，由此可见封建君主专制的黑暗。
《鸣凤记》长达四十一出，头绪较为纷繁，主要人物生（杨继盛）旦（张氏）在第十六出便“夫妇死节”、结束了活动。结构较为松散，除杨继盛和张氏外，其他几个臣都刻划得不够鲜明。
总的说来，《鸣凤记》把当朝时事纳入戏中，围绕着忠奸斗争，以较为广阔的政治背景如兼及河套失地倭寇进犯等等大事展开矛盾冲突，对传奇直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当朝上层统治集团的黑暗、腐败，而不只作歌舞升平、歌功颂德以及消遣享乐的工具有着不可泯灭的功绩。据说王世贞（或其门人）作《鸣凤记》“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王世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焦循《剧说》）此载虽未必可靠，但却说明了《鸣凤记》与当朝政治联系之紧密及其鲜明的政治倾向。
此外，王世贞撰有《艺苑卮言》，论述了南北曲产生原因及其优劣。他推崇《琵琶》，在剧评中，流露出了看重文词的态度。
（三）《浣纱记》
《浣纱记》是最早用改革后昆山腔演唱的戏曲。
南戏自元末明初四大传奇《荆》《刘》《拜》《杀》及《琵琶记》出现之后，日愈流传，逐渐成为群众欢迎的戏曲形式。因南方地域不同，因之歌唱腔调亦随之而异。到明代中叶，已经形成了四大声腔：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徐渭的《南词叙录》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即弋阳腔出于江西，余姚、海盐二腔出于浙江，昆山腔流行范围最为狭窄，仅限于苏州一带。但就声调讲，吴中语音最为柔美，因此徐渭说它“流丽悠远，出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这已预示着其广阔的发展前途。到了嘉靖年间，著名音乐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了改革，使昆腔更为优美，加之伴奏乐器兼用箫管、琵琶、月琴等弦乐，较其它声腔更为丰富。因此昆腔流行后，除弋阳腔外，其它声腔大都难与之竞争。一般认为，梁辰鱼的《浣纱记》是用改革后昆腔演唱的第一篇传奇，它对昆腔的流布发挥了很大作用。
梁辰鱼，字伯龙，号少伯，江苏昆山人，（1510？—1580？）。其《浣纱记》家门中说：“何暇谈名说利，漫自倚翠偎红。请看换羽移宫，兴废酒杯中。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问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可见他大概是个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他富有才情，尚著有151《红线女》等杂剧三种。
《浣纱记》写吴越兴亡事。“浣纱”乃是越臣范蠡与美女西施当初定情之物，故为剧名。作品写范蠡西施本已定亲，但在国破之际，范蠡从国家大局出发，将西施送与吴王。越兴吴亡之后，西施又回到越国，与范蠡二人乘一叶扁舟隐居去了。虽然作者对女色亡国的“美人计”给予肯定，但总的说
来，读者为之深受感动的是范蠡西施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的高尚情操。西施对范蠡因国事未能如期践约时说：“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范蠡劝西施入吴时说：“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后会有期，未可知也。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姻亲，小娘子，我和你必同作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都表现了他们热爱祖国与身明大义。范蠡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携西施泛舟五湖：“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论兴和废。富贵似浮云，世事如儿戏，惟愿普天下做夫妻，都似咱共你”。又说明了他对统治者“狡兔死走狗烹”的深刻远见及摆脱片面的贞操观念、看重共同理想的珍贵思想；尤其是后者，是对当时统治者大力提倡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及“好马不备二鞍，好女不嫁二夫”封建观念的勇敢否定。并且，人们也可以从剧中得到骄傲自满、疏远忠臣、淫佚放纵为败亡之根；艰苦奋斗、卧薪尝胆、广纳忠言，乃兴国之本的历史结论。
《浣纱记》有不少优美的曲词，刻划内心能曲尽人情，如《思忆》；描写景色则情景交融，如《泛湖》，都能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但总的说来，《浣纱记》头绪比较纷繁，情节比较拖沓。其所以受观众欢迎并传唱不衰，与其所用的昆山腔的优美音律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它不是基于个人恩怨、而是从国家的兴衰治乱出发对昏君权臣的批判。即它指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封建社会、更是明代政治昏乱腐败的症结，唤起了人们心中久郁的不满与积愤，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浣纱记》之后，以历史题材抨击权臣的作品便屡屡出现，成为传奇的重要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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