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以上论及的外，此时期剧坛上还流传不少传奇。最早的当属《赵氏孤儿记》、《牧羊记》。此二剧作者均佚名。其中，《牧羊记》记西汉苏武事，《赵氏孤儿记》与元杂剧《赵氏孤儿》同一题材，内容亦相去不远。这二种剧内容艺术都不见有出色处。此外，在《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之前的剧作主要还有：沈采的《千金记》、《还带记》；姚茂良的《双忠记》；佚名的《金丸记》、《精忠记》；王济的《连环记》；沈受先的《三元记》；陆采的《明珠记》《怀香记》《南西厢记》；徐霖的《绣襦记》（一说作者为薛近兖）、郑若庸的《玉玦记》，以及依弋阳腔按曲的《珍珠记》、《荔枝记》等等。下面择其要者作简单介绍。
沈采，字练川，吴县人。他的《千金记》叙人们熟悉的刘邦项羽韩信等人之事；《还带记》写唐代裴度故事，说裴度未遇之时曾在香山寺拾一玉带而返还其主，为此而积了阴德，后来得中进士官至宰相，迷信色彩很浓。沈采在当时名声很高，吕天成《曲品》说他“名重五陵，才倾万斛；记游适则逸趣寄于山水，表勋猷则热心畅于干戈。元老解颐而进，词豪指而搁153笔。”
姚茂良，字静山，武康人。他的《双忠记》写唐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坚守睢阳与叛军对抗到底之事。“笔能写义烈之刚肠，词亦达事态之悲愤”（《曲品》），当是依照史传文学敷衍而成。另外，佚名的《金丸记》、《精忠记》有人以为也是姚茂良作，但多有疑义。《金丸记》记北宋真宗刘皇后换李宸妃所生子之事；《精忠记》写岳飞事，在当时很有影响。它通过岳飞抗金精
忠报国反遭杀戮的历史题材抨击权奸害国，很能引起当时人们的共鸣，被改编成昆山腔后，更加流行。据传，它在明季上演时，“吴县洞庭山乡有樵子者尝荷薪至演剧所观《精忠传》。所谓秦桧者出，髯怒，飞跃上台，摔秦桧，殴，流血几毙。众惊救，髯曰：‘若为丞相，奸似此，不殴杀何待？’众曰：‘此戏也，非真桧。’髯曰：‘吾亦知戏，故殴；若真桧，膏吾斧矣”（焦循《剧说》），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
王济，字伯雨，号雨舟，浙江乌镇人。他的《连环记》写三国时吕布与貂蝉故事，是人们所熟悉的题材。剧本写王允以貂蝉诱吕布，许与为婚，又密将貂蝉送与董卓，造成董吕矛盾，使吕布恨董而图谋之。董卓被诛后，貂蝉与吕布成婚。后吕布为关羽所擒，貂蝉亦为关羽所杀。吕天成称此剧“词多佳句，事亦可喜。”
沈受先，字寿卿，他的《三元记》，写道德高尚的冯商博施齐民、终得善报之事。剧情大概是：“良贾冯商，贤妻金氏，世居江夏，奕叶门楣，赀绕巨万，四十尚无儿。金氏虑无承嗣，劝夫娶妾，贸易京师。尚义冯商，赈贫拯难，恻隐频施。勉从妻命，载橐驱驰。抵寓托寻媒主，议聘娇姿。适际张公折运，偿官货女，得遂佳期。淑女情哀，冯商义重，不忍相留速遣归。原聘分毫不取，慨付婚书，更又逆旅还金。诬徒认马，阴德重皇天鉴之。深荷苍穹昭报，赐产佳儿。年少三元高捷，旌誉振乡闾。”（第一出《开宗》）剧中虽充满迷信因果报应之说，但作者对以道德教化来惩恶劝善之意亦可谓用心良苦。
陆采（1495—1540），字子玄，号天池，苏州长洲人。《明珠记》是陆采十九岁时与兄陆粲合写的剧本，写王仙客与刘无双的爱情，取材于唐人小说薛调的《无双传》；《怀香记》写晋朝贾充女贾午与韩寿私心相悦，终成连理之事。其先期偷约，中遭家长干予，功成后得谐秦晋、以及婢女从中撮合等过程与《西厢记》相似。《南西厢》是对王实甫《西厢记》的改编，是因不满于李日华之《南西厢》而作。但也不见出色。而李作由于更忠实于王《西厢》而更多为演者使用。
徐霖（1449？—1525？）字子仁，号髯仙，亦为苏州长洲人。他的《绣襦记》取材自唐人自行简小说《李娃传》，写妓女李亚仙与贵族子弟郑元和的爱情故事，其情节与小说大略相同，但李娃形象更为完美。在小说中，李娃是骗撵郑生的“倒宅计”的知情者与参与者，是她对郑生说：“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而去祈神求子，整个行骗过程也从容圆熟悉：“娃下车，妪逆访之曰：‘何久疏绝？’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绣襦记》则将李娃也一并作为受骗者，再三指责其母：“好苦！娘你下得这般狠毒。”“虽则我门户人家，也要顾些仁义，惜些廉耻，何故这等狠毒，天不容地不载呵！”并且从此“终日掩镜悲啼，再不肯接人”，“面垢头蓬”，“忧心悄悄，待死而已”。使李娃形象前后更为统一，表现了身不由己沦落风尘的妓女的高尚品质。结局，郑生高登金榜，李娃被封汧国夫人，虽事实上难能实现，但它同《李娃传》一样，表现了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不计出身卑贱而重节行瑰奇的进步爱情理想。这在理学泛滥、对妇女束缚格外严重、贞操观念更强的明代，更有着明显的反叛意义。它体现了劳动群众尤其是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虽然如此，但归根结底，作者没有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阴影，相反，倒是主动地向义夫节妇靠拢。李娃想到“为妾一身，损君百行，何以生为？”
遂“剔目劝学”，自刺双眼，以毁容激励郑生；她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郑生“早结婚姻，以奉蒸尝”“结媛鼎族”；她自视污秽：“书中有女颜如玉，你今名魁金榜，怕无贵戚相扳，恋我风尘下贱”等等。这种舍己为人、乐善不倦的精神固然可嘉，但同时也带有一种封建伦理规塑下自我意识薄弱、蒙昧的色彩。而最后，“丹诏下尧天，褒封到剑南”，要皇帝承认并受诰封的结局，更是落于俗套了。
《绣襦记》结构紧凑，语言也较洗炼，对底层社会生活描写富有生活气息，如郑元和沦落为乞儿时唱的莲花落：
小乞人捧定一个瓢，自不曾有顿饱。肚皮中捱饥饿，头顶上瑞雪飘。最苦冷难熬，正遇着严冬严冬天道，凛凛的似水浇，冻得咱来曲折了腰。呀！有那个官人每穿破了绵袄，戴破了的旧帽，残羹剩饭舍些与小乞儿嚼。因此打上一回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也。
郑若庸（1510？—1589？）的《玉玦记》与《绣襦记》题材相同而主题相反，它写倡女李娟奴为了金钱抛弃谋害真心爱她的贵族公子王商，最后被癸灵大王差鬼使将其命索去，并被罚三世为牝猪。全剧旨在揭露“没仁没义”“只爱钱”的“娼家行径”，反映了与《绣襦记》同一社会生活内容的不同层面。传说《玉玦记》演出后，妓院生意受到影响，于是倡门中便有人请写《绣襦记》以挽回声誉。《玉玦记》枝蔓多，有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情节铺陈过多，显得零乱芜杂，加上好用典故，因此流行不象《绣襦记》那样广。
此时期特别值得提起的，还有按弋阳腔按曲的《荔枝记》和《珍珠记》。在明代剧坛上，堪与昆山腔争胜媲美的是弋阳腔，但由于作品散佚，已难见其全貌，现能见到的明刊整本戏很少。弋阳腔剧作者，多为艺人或民间
剧作家的集体创作，也有不知名文人所写，因此往往更多地体现了下层民众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在现存弋阳腔作品中，流行于此时期的《珍珠记》《荔枝记》是佼佼者。
《荔枝记》（也叫《荔镜记》）写陈三与黄五娘的爱情故事。比起正统文人创作的此类题材作品，它有更强的反抗精神和泼辣风格。陈三钟情于五娘，便不顾封建等级的尊卑限制，做了磨镜匠，又打破宝镜卖身为奴，以得到接近五娘的机会。五娘不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在对陈三进行反复试探考验后，决心与陈三离家私奔。对此作者都持歌颂态度。五娘性格泼辣，完全不符合封建社会提倡的温柔敦厚的大家闺秀规范。她不为媒婆夸耀的富贵所动，说“富贵由天”，“婚姻由己”；她踏坏媒婆拿来作聘的金钗，命仆人将媒婆痛打一顿；她责备母亲爱金钗不爱女儿，夺下母亲打她的鞭子。总之，从主题到人物形象，《荔镜记》的反封建婚姻意味都是很浓的。但同时，它也有糟粕和落后面，它对陈三的某些轻佻行为持欣赏态度；对陈三调戏婢女益春及五娘益春都自愿共许陈三也予以肯定。这些都有损于正面人物的形象，也降低了作品本身的思想境界的品位。157
《珍珠记》写高文举仕进与婚变故事。高文举欠官银，富户王百万代为赔纳并将女儿王金真嫁给了高文举。后高文举中状元，奸相温阁逼迫高赘为女婿；文举写信迎金真，又被后妻温氏拆改；金真进京寻夫，遭到温氏残酷折磨。后在老奴帮助下，文举与金真在书馆重逢。二人相约去开封府告状；包拯审明案情上奏皇帝，最后以奸相温阁被贬谪，金真恕温氏，二女共事一夫结束。由此可见，《珍珠记》在情节主题上，都有与《琵琶记》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温丞相是道德恶劣者，而牛丞相能知错改过；温氏悍泼狠毒，牛小
姐贤淑善良。另外，《珍珠记》还在与温相的矛盾上，赋予了反权奸的色彩，带上了明代政治的影象。
《珍珠记》的主要人物都刻划得比较成功。高文举既善良，又软弱。他本心不肯从婚相府认为“停妻再娶人伦丧”，但温丞相以削除官职相威胁时，便屈服了，深恐“枉受十载灯窗之苦”；他想见前妻王氏，但王氏在书斋外叫他的名字，他又不敢开门；对王氏所受的折磨，他敢怒不敢言等，这些都刻写得比较真实。王金真形象则较多地体现了下层民众的审美理想。作品没有把她写成节妇的典范，没有让她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让她告到了包公府上，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大多数古典戏剧一样，《珍珠记》在矛盾的解决上表现了它的局限。它将虐待王金贞的主要责任归之于小人张千的挑唆，最后让张千被斩而温氏交与王氏处理。结尾则在“情知仇德须当报，以德报仇福不轻”，王氏宽恕了温氏，“一家怡乐如春”、“团圆后永安宁”中落下帷幕，损害了它的思想深度。
另外，成化至隆庆的后期，还有两个人应该提一下；张凤翼（1527—1613）和屠隆（1542—1605）。他们在当时也较有名。张凤翼有传奇九种，成就较高的《红拂记》是根据唐杜光庭小说《虬髯客传》及孟棨《本事诗》中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两个故事糅合而成的。屠隆（1542—1605）为骈骊派传奇的继承者，著有《昙花记》等传奇三种。他们直到下一时期万历年间仍有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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