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城市商业、手工业较前期更加繁荣。早在上一时期就已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此时又有迅速发展。据《明实录》神宗卷载，苏州纺织业“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可见这种具有资本主义雇佣性质的手工工场在当时的规模。不仅纺织业如此。采矿、冶铸、造纸、印刷、制糖、轧棉等行业也都迅速成长。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城布的繁荣，市民阶层也不断扩大，为戏剧这种群众性极强的艺术提供了更雄厚的生成基础和传播土壤，也注入了新鲜的思想血液。
伴随着经济上的发展变化，从明中叶以来思想界也颇为活跃。上一时期出现的以王艮（1483—1541）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1472－1528）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方面，富有叛逆精神。这一学派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其杰出代表李贽（1527－1602），更是公开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否定圣贤的权威；认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不是要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反对理学家离开人们物质生活空谈“天理”的虚伪说教；他倡“童心说”；他主张男女平等，认为男女虽有性别之分，并无是非之辨；他赞成“自择佳偶”，肯定历史上的卓文君。虽然他被统治者认作“异端之尤”下狱而死，但其学说影响并未随之消失。
所以，这一时期戏剧内容丰富复杂，一方面为整个庞大的传统政治文化运行机制所制约，以及惯性心理的推动，宣扬封建道德和荒诞迷信，以直接“教忠教孝”劝人为善为目的作品仍然不少，如王穉登的《全德记》颂扬“积德多子”的窦禹钧，即所谓：“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佚名的《四美记》写蔡端明孝行感天，神灵帮助造桥，如题目诗所说：“忠悬日月蔡兴宗，节劲冰霜王玉贞，义重交游吴自戒，孝能竭力蔡端明。禅心如水僧明惠，法力无边观世音，四美济川阴德盛，洛阳桥就万年春”。还有罗懋登的《香山记》弘扬佛法，苏元隽的《梦境记》阐扬道术，等等。另一方面，继续《宝剑记》《鸣风记》《浣纱记》开辟之路，产生了一些关注国家命运的政治剧。以历史题材入戏的如写晋陶侃奋力救国的《运甓记》（吾丘瑞作）；描定韩世忠英勇抗金的《双烈记》（张四维作）。直写当朝事情的如歌颂清正官吏海瑞的《金环记》（木石山人作）；写沈炼弹劾严嵩遭害的《忠孝记》（史槃作）《壁香记》（佚名）①等。爱情仍为此时剧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少作品并表现出了较新的思想。如写王魁与敫桂英
①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谓《壁香记》作者是史槃之兄史□□，名佚。
团圆的《焚香记》（王玉峰作），一改以往王魁负心之说，把矛头转向了迫害妓女的富豪，被汤显祖盛赞“所奇者，妓女有心”，“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写赵汝州与谢素秋恋爱始末的《红梨记》（徐复祚作），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叙裴禹与李慧娘爱情、与卢昭容婚姻经过的《红梅记》（周朝俊作），揭露了权奸贾似道的荒淫残暴，言爱情非暴力所能扼杀；谈温峤与刘润玉夫妇悲欢离合的《玉镜台记》（朱鼎作），把主人公命运与国家社会命运紧紧联系起来。等等。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则达到了此类题材思想境界和艺术成就的高峰。此外，还有写宋江故事的《水浒记》（许自昌作）；写刘备三顾茅庐的《草庐记》（佚名）；写包公断真假金牡丹的弋阳腔剧本《鱼篮记》（佚名）等。争奇斗艳，不一而足。
形式上此时期传奇也竞相标新立异。篇幅上，长者可至百出，如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短者仅十余出，如高濂的《陈情记》、《赋归记》。有的以自传体出之，讲个人历史，如朱期的《玉丸记》。在音乐上，南北曲牌杂用及采用民歌、自创新调者均有。语言上也是经史骈骊方言口语，随时可见。梅鼎祚的《玉合记》与上一时期邵粲等一脉相承，将骈骊派传奇推向了极至。
随着戏曲创作的繁荣兴盛，理论探讨也愈见深入。汤显祖树起了主情论旗帜，沈璟则为格律派领袖，演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临川”“吴江”派之争。此外，还有《琵琶》、《西厢》、《拜月》高下之争，本色派与文词派之争，不少人参与其间。吕天成（1580？—1618？）的《曲品》将汤沈并置上品提出“合之双美”，王骥德（？—1623）《曲律》亦折中调和，其曲论体大思精。徐复祚批评文词派，褒《拜月》、抑《琵琶》；张风翼作有《红拂记》、《祝发记》等，梅鼎祚著有《玉合记》，屠隆著有《曇花记》等被看作文词派作家。论争结果，促进了传奇艺术的成熟和愈加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