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璟（1553—1610），字伯英，号宁庵，自号词隐生，江苏吴江人。万历二年进士，官至光禄寺丞。后因主持科场考试时录取了当时首辅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一事被攻击而弃官归乡，时年仅三十七岁。归乡后的二十多年中，他专心于戏曲创作与理论研究，直到逝世。王骥德《曲律》说他“生平故有词癖，谈及声律，辄尾尾剖析，终日不置。”以至于躬身登场，①探索场上之曲的规律。他编著有《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遵制正吴编》、《唱曲当知》、《论词六则》、《南词韵选》、《北词韵选》等多种曲学著作，并著有剧作十七种。
汤沈之争的焦点是音律在戏曲中的地位，或音律与词采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汤沈之前就已为人所关注①。因为中国古典戏曲属歌剧性质，表
①吕天成在《曲品》中说沈璟“妙解音律，兄妹每共登场，雅好词章，时招僧妓饮酒。”
①如：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说：“当其歌咏之时，得俊语而平仄不协，平仄协语则不俊，必使耳中耸
现内容情节的唱词要附着于一定曲谱之上传达给观众。但它又不象西方歌剧先有词后谱曲，而是先有固定曲牌，作家按曲牌规定调式填词，曲词只有合律，演员唱起来才顺口。但曲律又往往束缚文词的意趣神色。所以，音律与词采关系问题，向来为人所重视。
在这个问题上，沈璟观点有二：一是特别推重格律。他在［二郎神］套曲（后题为《词隐先生论曲》）中说：“名为乐府，须著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又说：“宁协律而调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吕天成《曲品》引）。并修改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使之协律便于上演②。二是在语言上提倡“本色”。他说：“鄙意癖好本色。”他《曲谱》中所引例句，大都采自民间，良玉不雕，美自天然。他平时也注重学习民间，李鸿在为他《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所作序中说，他不喜饮酒，但时从友人出入酒社间“闻有善讴，众所属和，未尝不倾耳注听也。”
沈璟要求“词人当行，歌客守腔”，推重声律，强调本色，目的是使戏曲更好地成为“场上之曲”而不是“案头之作”；他所编的曲谱，为不少人奉为“律令”、“指南车”。这对明代一些传奇远离戏曲舞台实践，只注重文辞的骈丽典雅，缺少戏剧性的弊端，有积极的匡正作用。但他过分苛求音律，以至于“宁协律而调不工，读之不成句”，没有变通，在某种程度上又束缚了作者思想的表达，不益于戏剧艺术的发展。而他的“本色”内涵又过于狭隘，甚至把鄙俚浅陋有时也看作本色，也妨碍了作者才情的施展。
沈璟及吴江派作家，秉承高明《琵琶记》以来的戏曲教化说，十分注重戏曲的“作劝人群”（《埋剑记·家门》）作用。他们的戏曲实践也体现了这一主张。沈璟剧作《属玉堂十七种》，全本保存下来的有七种：《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义侠记》、《桃符记》、《坠钗记》、《博笑记》。其中，《义侠记》写武松故事，是沈璟作品中流传最广之作，描绘了武松等被逼上梁山的过程。剧中对武松打虎、杀西门庆写得比较精彩。但武松性格被涂上了封建道德色彩，他本不想上梁山，因为“我几年坎坷，安心受他，怎教咱半生清白一念差讹”，认为上梁山会玷污他的清白。上梁山后，他也是日夜盼望招安。末尾“人生忠孝和贞信，圣世还须不弃人。卮言似假，千秋万载垂正论”，更是直接表现了他教忠教孝的“风世”之良苦用心。
沈璟的其它剧作也都不见出色。《红蕖记》曾为当时戏曲家徐复祚、王骥德推崇。该戏写书生郑德璘、崔希周与盐商女韦楚云、曾丽玉偶遇洞庭湖边，尔后辗转各成夫妇事。带有很强的宿命色彩。他的《博笑记》倒是有些别开生面，二十八出写了十个小故事，合则为一本，拆则可单独演出，开了晚明折子戏的先河。十个故事的名目是：
听，纸上可观为上，太非止以填字而已。此所以难于宋词也，”认为既有俊语，又合平仄，方为上乘，兼
重音律与词采。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云：“大概作乐府切忌有伤于音律，乃作者之大病也”。“且
如词中有字多难唱处，横放杰出者，皆是才人拴缚不住的豪气，然此者若非老于文学者，则为劣调矣。”
看重音律，但认为有杰出才情的可以有所突破；若既无才情，又不守音律，则为劣调。
②汤显祖在《与宜伶罗章二》中说：“《牡丹亭》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却不可从”；在《答凌初成》
信中说：“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都称改者为吕玉绳。而据王骥德《曲律》
云，沈璟曾改《牡丹亭》字句不协律者，吕玉绳转交临川，因此，有人认为，汤所称“吕家改的”即沈璟
改本。
巫举人痴心得妾乜县佐竟日昏眠
邪心妇开门遇虎起复官遘难身全
恶少年误鬻妻室诸荡子计赚金钱
安处善临危祸免穿窬人隐德辨冤
卖脸客擒妖得妇英雄将出猎行权内容不止于诙谐调笑，而是带有明显的惩恶扬善意图。如《恶少年误鬻妻室》写一恶少之兄在外经商多年未归，恶少想卖掉嫂子独吞家产，却误卖了自己老婆——作者用意是警戒奸盗。《邪心妇开门遇虎》说一寡妇半夜听有人扣门，以为是投宿之客想调戏自己，便严词拒绝，但最后终于动心开门，却是一只老虎扑入，吃掉了寡妇。——讲不守贞操怀有“邪心”的下场。后者显见作者对封建道德的维护立场。所以茗柯生说：“似讥似讽，可叹可悲之意，又未始不悉寓其间”。
总的说来，沈璟剧作成就不高。由于他迁就音律，以俚俗为本色，更由于他维护封建伦常和腐朽道德的创作思想，使他的作品缺少深邃的思想和妩媚生动的情趣。如王骥德所说“如老教师登场，板眼场步，略无破绽，然不能使人喝采。”
与沈璟同时受沈璟影响较大，为人称作吴江派的剧作家有吕天成、王骥德、卜世臣、叶宪祖等。其中，叶宪祖的《鸾鎟记》成就较高。叶宪祖（1566—1641），字美度，一字相攸，别号六桐，别署檞园居士，檞园外史、紫金道人等。他富有进取精神，万历二十二年（1594）第一次参加乡试便中试，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十三岁时才考中进士，在考场上奋斗了二十多年。步入仕途后，他曾做过广东新会知县，南京刑部主事，四川参政等官。他著作较丰，有传奇六种，杂剧十四种，传奇传世者仅《鸾鎟记》和《金锁记》二种；杂剧传世者较多，但除《骂座记》写汉代灌夫使酒骂座较有生气外，余者均较一般。
《鸾鎟记》是叶宪祖的代表作。故事写唐末文人温庭筠与鱼玄机、杜羔与赵文姝的爱情故事。大意是：杜羔本已以碧玉鸾鎟一双与赵文姝定婚，但因父母双亡而婚事未酬。权相令狐綯欲强聘赵文姝做李亿补阙的妾，文姝邻居、义妹鱼蕙兰为解文姝之难，顶替文姝嫁与李亿。但未及婚而李亿死。鱼蕙兰便入长安咸宜观做了女道士，号为玄机。杜羔与文姝恐事情多变，亦急忙成婚。当初，文姝感恩于鱼蕙兰，曾赠鱼一枝鸾鎟以为永久纪念。温庭筠、贾岛、杜羔是同年好友，三人同时进京应考。丞相令狐綯欲让温庭筠代其子为文以投考，被温拒绝；曾受温讥讽的谄佞小人胡谈亦借机向令狐进谗，因此，温、贾、杜、三人都名落孙山而令狐綯之子令狐綯以及胡谈却高中金榜。落第后贾岛出家为僧，杜羔游学他乡，温则羁留京师。这时，鱼玄机已以能诗而誉满西京，文人学士纷纷与之唱和，拜谒求见。温庭筠亦慕名而往，并竭尽才情做一精妙之诗请玄机侍儿绿翘送与玄机。玄机读罢赞叹不己，酬答一诗并附赠鸾鎟，以示爱慕之情、姻娅之意。不久又逢会试之年，贾岛在韩愈劝说下还俗，与温杜二人同去赴考，共登金榜。温、鱼亦在杜羔夫妇帮助下结为伉俪。
《鸾鎟记》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它在传统的才子佳人题材中注入了较为深刻的现实政治内容——对明代科场黑暗的揭露和批判。
晚明之时，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科举考试挟私舞弊成风。考场中
“以甲为乙、移花接木”①者屡见不鲜，“无赖孝廉，久弃贴括者，尽抄录小本，挟以入试”②。贿赂、依附权贵便可高登榜首，正直的才学之士难能出头，许多著名文人如汤显祖等都曾身受其害。当时不少戏曲作品都曾对这种丑恶现象进行过描写。如阮大铖的《燕子笺》，写掌管科场编号誊卷的臧不退只因“赚几贯铜钱养阿正”便接受了目不识丁的鲜于佶的赂贿，使其高中金榜。另许自昌的《桔浦记》、王衡的《郁轮袍》等亦都谈及科举之弊。但除汤显祖的《邯郸记》外，有思想深度的不多。叶宪祖跋涉科场二十多年，对科举腐败现象体会至深，深恶痛绝，因此，其《鸾鎟记》对这种丑恶的揭露比较深刻。它主要表现在围绕丞相令狐綯干预、有温庭筠、贾岛、杜羔三才子参加的一场考试上。
令狐綯是深受皇帝信赖的“任用最专”、“恩宠无比”的当朝宰相。他为了让儿子在大比之年得以高中金榜而内外布置、周密策划。场外，他把“那些考官”“都嘱咐了”，让他们录取其子；场内，他安排“幼有才名”、擅长词章的温庭筠代笔，以在“文字”上“遮盖”。当遭到温庭筠拒绝后，他又大肆报复，使温庭筠及其好友贾岛、杜羔全部落第，而将儿子令狐滈和谄媚奉迎他的无知小人胡谈推上金榜。显而易见，令狐綯的所作所为，正是晚明首辅干予科场、带头作弊，致使“公道悉坏”“主司以文场为市，利在则从利，势在则从势，录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亲以及人之亲”（徐复祚语）的现象的形象化写照。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汤显祖的际遇。汤显祖因拒不接受首辅张居正的笼络而京试下第、仕途落拓，张居正死后方中进士；也会想到张居正及其后任的首辅张四维、次辅申时行都曾借助权势将自己的儿子拉上龙虎榜等等一系列事实。也就是说，《鸾鎟记》将揭露科场黑幕的矛头直指最高权力机构，挖到了事情的根本，是其高出某些类似作品的精华所在。
如果说，剧中的令狐綯是作者予以鞭挞的反面形象，目的在于揭示科举上的邪僻之风自上启之的话，那么，温庭筠、贾岛的形象则表现了作者对科场腐败的复杂心态。
历史上的温庭筠是个风流才子。剧作主要也是写他的风流儒雅。但其性格已与历史有所区别。剧本将他描绘成富有才华而倨傲不羁、蔑视权贵、保持文人气节的正直文士。故事中，他象古代大多数文人一样，追求功名。但他依靠的是自己的真才实学，不邀宠取媚于权贵，不为荣华富贵屈膝折腰。为此，他将送上门来的飞黄腾达之机推出门外。他鄙视一身媚骨巴结权贵的胡谈之流，毫不留情地讥笑嘲讽。面对令狐綯的报复而导致的科考落第，他表现得洒脱而自信：“令狐滈令狐谈这伙庸才也得中榜，难道我们偏终身不遇？！”“天付功名会有时，人生不必浪愁眉”。他的这种用乐观的态度对待科考挫折的性格特点，反映了受儒家正统教育，即使久试不第仍不坠恪守儒学之志的作者思想中的主要层面。
历史上贾岛与温庭筠的生活年代相差近半个世纪，作者将他与温庭筠捏合到一起，以贾岛曾出家为僧后又还俗的经历生发附会，巧妙地将自己思想融入其中，使他一度成为科举腐败现象清醒冷峻的批判者。贾岛落第后，不是温庭筠似的自信洒脱，而是由愤怒走向清醒和超脱，他看透了科场的腐败：“纵教书向窗前读，无奈场中不论文”；“逐狡兔人争捷，守枯株我独愚。
①见《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二
②见《万历野获编》卷十六
靠家风没个亲爷护，赂权门少的钱神铸”所谓考试靠的是权势和钱财，实质上是培植个人势力排斥异己的骗局。为此，他决意走向佛门：“不能勾领春风看遍洛阳花，到不如讨闲身静对菩提树，皈心禅定，寄迹精庐”。所以，贾岛的戏虽然不多，只有六场，但其作用不可低估。他既是作者借以发抒困于公车二十余年之苦的主要形象载体，又表现了作者在挫折中有时“皈心佛乘、博览内典”，在佛教的超脱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的另一思想层面。
如果说，温、贾二文人形象体现了对科举腐败的不满与批判，那么，女主人公鱼玄机的形象则显示了作者进步的妇女观、爱情观。
历史上的鱼玄机，美貌多才而命运不幸。她曾嫁与李亿为妾，后来不知何故（一说是李亿“夫人妒不能容”，一说是“爱衰”）便被遗弃，入长安咸宜观做了女道士。她明慧有诗才，与当时的一些著名诗人有唱和交往。温庭筠是她的诗友之一。温比鱼大三十二岁，我们不必细察温庭筠与鱼玄机是否真有感情纠葛，可以肯定的是，鱼玄机没曾享受过正常美好的人间爱情生活，而是在二十五岁之时，便因“妒嫉杀人罪”而惨遭刑戮了。被人遗弃的侍妾、孤寂的女冠生活、淫妒的罪名，遭刑戮的结局，鱼玄机的命运可谓悲惨极了！《鸾鎟记》作者没有写鱼玄机的种种不幸，而是安排这个先为侍妾后为女冠的女诗人与才子温庭筠有一段美好的爱情交往并最后终成眷属，使她有了正常生活的美满归宿。大概作者认为，如此美好的人应该有一个与她一样美好的结局吧。剧中的鱼玄机，不仅具有绝代的才貌，而且具有舍己为人的侠义品格：她是为救人两命而替人做妾的，她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她做道士后，没有放弃对人间美好生活的追求。她说：“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在众多的送诗请教者之中，留意寻求可意者。她自重自爱，不轻易与只想猎艳别无他能的凡俗之辈交往。但面对年少美貌、才气纵横的温庭筠的真诚追求，她即刻应允，以鸾相赠，以示婚娅，一往情深，并最终于与温结成百年之好。剧中的鱼玄机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地位卑微的侍妾和遭受孤寂之苦的女道士的无限同情与关切；肯定她们对爱情的自主权力和勇敢追求。这正是在晚明旧道德遭受冲击之时，主张个性解放、爱情自主的新的妇女观、爱情观的形象体现。
当然，作者对科举黑暗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笔下的文人即使是由愤怒失望走向遁世的贾岛，最终也还是重归了求取功名之路；并且作者让温、贾、杜三人在下一次会考中就如愿以偿。这表明，作者在强烈的不满中仍对统治者抱有不小的希望，这就不免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
《鸾鎟记》人物形象比较生动饱满；语言较通俗；情节有波澜又不芜杂。尤其是物件安排得最见工巧：鸾鎟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由杜、赵二人的婚姻聘物，一变为赵、鱼二人姐妹友情的证物；又变为鱼、温二人私订终身的信物；再变为温、鱼二人订婚的聘物。辗转经过四人之手，都与剧情自然地紧密相连。一对鸾鎟，完成了两对恋人的婚姻使命，造就出如此波澜曲折的悲欢离合故事，正是：“以一物件维系姻缘事，此派盖出《荆钗记》，至叶宪祖造其极矣。”（青木正儿语）
总之，《鸾鎟记》在吴江派作家作品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
其他吴江派作家：吕天成，戏剧未有传世者，唯有论曲著作《曲品》流传下来，“仿钟嵘《诗品》、庚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各著论评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曲品自叙》），为研究明代戏曲提供了不少资料。王骥德，著有《曲律》，体大思精，见解精
辟，对戏曲创作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剧作《男王后》，成就一般。卜世臣的《冬青记》则没甚特色。
综合而言，除个别者外，吴江派作家成就均不高，教化意讽和过份推重音律的理论限制了他们才情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