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濂的《玉簪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孙锺龄的《东郭记》

此时期较优秀的作品有《玉簪记》、《红梅记》和《东郭记》。

《玉簪记》作者是高濂。高濂，字深甫，号瑞南，浙江钱塘人，生平事迹不详。他的《玉簪记》是昆剧名作之一。被王季思等收入《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故事写女道士陈妙常和书生潘必正的恋爱始末，题材取自民间传说。《古今女史》说：“宋女贞观尼陈妙常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后来，这个故事被编成小说戏曲。如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小说《张于湖传》等。但他们都把张于湖作贯穿全剧的线索，把潘必正陈妙常爱情作为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描画，立意不高，高濂的《玉簪记》将潘陈爱情作主线，写宦门小姐陈娇莲父亲早逝，在靖康之乱中逃难时与母亲失散，进了女贞观修行，取法名妙常。在“且向空门中暂度年华”时，她曾一度努力压下凡心，皈依宗教，“苦守清规”数载。但见落第书生潘必正后，便生爱慕之情，“俗念顿生”，在“闪闪”的“松舍清灯”和“沉沉”的“云堂钟鼓’中，她“强将津唾咽凡心”，却“争奈凡心转盛”，最后终于与潘私订终身。尽管全剧在郎才女貌，一见钟情、高登金榜、夫贵妻荣、合家团圆等方面均未脱一般传奇俗套，但它肯定了青年人基于追求“分中恩爱、月下姻缘”的正常情感要求和对宗教清规礼教伦常的越轨行为。并着意描叙了潘陈二人对爱情的忠贞执着，使人物形象显得纯正健康而不庸俗，从而深化了剧作的主题。它肯定“人欲”，揭露庵观生活对人性的压抑摧残，这在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猖獗的明代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它所表现的主题，是徐渭《四声猿》某些思想的继承。

《玉簪记》对佛道二教也表现了不敬和嘲弄：“我把芳年虚度，老大蹉跎，衣食浑无措。空门来托钵，做尼姑，也只是当年没奈何”，把尼姑道士出家，说成是没奈何混饭吃，而决不是一些神仙道扮戏的宣扬因果迷信。尤其是它把潘陈二人的谈情幽会安排到这样一个“敕建”的道观中，无疑也是对统治者提倡宗教的一种亵渎和嘲弄。

但是，如同古代大多数爱情戏一样，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态度是矛盾和软弱的。他一开始便安排了潘陈二人指腹为婚的关节，以证明日后二人私情的合理性。这也许是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不彻底性吧。

周朝俊，字夷玉，生卒年不详。他的《红梅记》也是爱情剧。全剧由李慧娘与裴禹的爱情、卢昭容与裴禹的婚姻两条线索组成。关于裴李爱情一线写得至为感人。李慧娘是贾似道的侍妾，因对邂逅相遇的裴禹萌生爱慕之念而惨遭贾似道杀害，头颅被割下向贾的其他姬妾示儆。但她并没有屈服贾似道的淫威残暴，死后游魂终于与裴禹结合：“贼子呵道俺残魂只索把花根傍，那知又向人间魅阮郎”，以浪漫主义手法写爱情之火非暴力可以扑灭。自此
可见，它与《牡丹亭》一样体现了中晚明进步文艺思潮。但另一线索裴卢婚姻则写得一般，未脱才子佳人戏窠臼。如果将裴卢一线删去，使其结构更紧凑些，艺术效果会更好。

《东郭记》是一部富有喜剧色彩的政治讽刺剧。它的作者是孙锺龄（？—1630以后）。故事以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的寓言为本生发开来，铺叙成长达四十四出的传奇。剧的主角齐人与他的朋友淳于厪、王爩等都是“一贫如洗、日不聊生”寡廉鲜耻的流浪汉。因见“当今之日，贿赂公行，廉耻道尽”便分头去谋求荣达。齐人骗娶了一对姐妹为妻妾，每日外出向人乞讨残羹剩酒度日，回家谎称到“至友公卿”处赴了盛宴。后来他借助已谋到官职的淳于厪的帮助，步入官场，竟然做了显赫一时的贵官。王爩则是先“沿街卖唱”，因来钱太少，就“爬墙穵壁”做了“穿窬之贼”，用当盗贼积得的百金向田大夫行贿，成了权倾一时的高官。戏剧对官场黑暗的揭露是辛辣的。如有人责备王爩偷鸡行为“非君子之道”时，王爩回答说：“不须相谤，论攘鸡比窃国田常，只缘咱盗小无名，还则是赃多受赏。”说他偷鸡与田常窃国没什么两样，只因他盗小无名便要多受责谤，田常窃国当了诸侯反倒受人尊敬推赏。另如唱曲的绵驹说：“齐国的风俗做官的便是圣人，有钱的便是贤者”；王爩对淳于厪说：“如今做官”“第一要银子多的，便为美缺”，等等。至于剧中一些势利之徒对荣贵后的王厪等胁肩谄笑，取媚奉迎，甚至拔掉胡须，扮做妇人，以博得当官的欢心之类，对封建社会官场的肮脏腐秽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了。《东郭记》外，孙锺龄还有《醉乡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