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曲家。鲁迅曾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深邃的思想与“天纵”的艺术才能的结合,使汤显祖成为站在时代之巅、独领明代剧坛风骚的人物。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出生在江西临川的一个祖上四代都有文名的书香之家。聪颖的天资和良好的家庭教养,使他二十多岁便饮誉文坛了。但他秉性刚正,因不受宰辅张居正的笼络,在科场上屡受打击。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之后,他三十四岁时,才考中了进士,三十五岁才正式步入仕途,被授以南京太常寺博士的闲官。当时明王朝极端腐败,皇帝昏庸糜烂,官吏贪污腐化,宦官特务横行,人民苦不堪言。万历十九年,在南京做礼部主事的汤显祖,在百官沉寂、噤若寒蝉之时,借“星变之儆”的机会,向神宗皇帝上奏了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抨击了首辅申时行等的不义及吏科都给事中扬文举等的贪赃枉法,为此被贬到广东徐闻县做典史。一年后,被升调为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五年中,他“兴教劝学”,扶持农桑,抑制豪强,惩治恶人,驱逐虎害,除夕释放囚犯回家过年,政绩斐然,深受当地人民拥戴,但却遭到统治集团中某些人的嫉妒。他感到“世路之难,吏途殊迫”“上有疾雷,下有崩湍”,处境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十九岁时,弃官归乡。从此绝意于仕途,稳居家中,读书著述,走完了生命最后十几年的道路。
在思想上,汤显祖鲜明地表现了与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反叛与对立;而与较为开明进步的、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制欲非体仁”的泰州学派思想息息相通。他的老师罗汝芳就是泰州学派重要成员。他对当时杰出的思想家、抨击程朱理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李贽很是崇拜;对以禅宗与程朱理学相对抗的达观禅师十分敬重,说他们是一“雄”一“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如大多数古代文人一样,青年汤显祖有儒家的济世之心,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同时他的思想中也暗隐着“仙游”的潜流。在体验到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酸甜苦辣之后,他感到了社会的腐朽黑暗、理想的难以实现、官场的腐败、从政的险恶、世道的艰难,他原有的出世思想有所发展。因此,在他后期作品如《邯郸记》、《南柯记》中,有时流露出人生如梦思想。
在戏曲创作中,汤显祖强调“情”,反对格律至上。他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答吕姜山》)因此,他反对别人对他作品的改窜,说“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与宜伶罗章二》)。即把意趣放在首位,反对以律害意。这是他与沈璟曲论的重要区别。
此外,汤显祖还认为音律应该出于自然,不应加以繁琐的戒律。他说:“曲者,句字转声而已。葛天短而胡元长,时势使然。总之,偶方奇圆,节数随异。四六之言,二字而节,五言三,七言四,歌诗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节,故为缓音,以舒上下长句,使然而自然也。”(《答凌初成》)
汤显祖的这些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说:“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答孙俟居》)则是过激之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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