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柯记》写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汤显祖五十一岁时。全剧四十四出。以唐李公佐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为轮廓铺衍而成。写唐贞元年间,东平人淳于棼梦入槐安蚁国,被招为附马历尽荣华富贵,梦觉后悟到人生如梦而永遁空门的故事。
显而易见,《南柯记》表现了作者消极的佛教出世思想。它写淳于棼的整个命运都受制于契玄禅师,给人以佛法无边、天眼先知的印象;它在《禅请》《情著》《转情》《情尽》等出中对佛教思想进行了阐释;它让淳于棼在对情的追求破灭后立地成佛,并借助于剧中人之口总结人生进行说教:“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异。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要你众生们看见了普世间姻缘如是”“普天下梦南柯人似蚁”凡此种种,使不少人都将它看成是一部“表现人生如梦”“为佛教说法”的“失败作品”。
但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在剧中,作者固然阐说了佛教思想,但同时也有不少对佛的轻慢。如淳于棼得意时说:“齐家治国之法只用孔子之道,佛教全然不用”;在受过五戒的和尚眼中,如来佛祖的宝座竟是“人肉样的莲花业作台”,瑶芳公主多病,契玄禅师说只要长斋三年,念《血盆经》,便能消灾,但她却夭亡了。为此国母悲恸地说:“天呵!俺曾写下了目连经卷也,谁知道佛也无灵被鬼侵。”等等,又都是对佛的不敬和嘲弄。剧中这类矛盾,正是汤显祖思想中一直存在的出世入世思想矛盾的反映。也就是说,虽然作者后期思想中原有的佛教思想有所滋长,但总的说,如他自己所说,是“秀才念佛,如秦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后偶兴耳,”他并没有真正皈依佛教。
正因为此,在笼罩着佛家出世思想的《南柯记》中,同时还可见到作者关注现实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如它以淳于棼借助瑶芳公主之力做“老婆官”而飞黄腾达,直上青云,讽刺明代官场腐败的裙带之风;以老谋深算的右相段功出于对淳于棼的嫉妒而挖空心思地伺机剔除,写官场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以南柯郡录事官“掌印坐黄堂”却“文书批点不成行”,只会赌博;小吏对上惯于“飞天过海”,对下搜刮劫抢“油得嘴光光”,写下层官吏百无一能只会鱼肉百姓等等,都十分深刻。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剧中强烈地抒发了他的儒家仁政思想。在《风谣》中,作者通过紫衣官之口描绘了南柯郡的和乐太平景象:“才入这南柯郡境,则见青山浓翠,绿水渊环,草树光辉,鸟兽肥润。但有人家所在,园池整洁,檐宇森齐。柯止苟美苟完,且是兴仁兴让。街衢平直,男女分行。但是田野相逢,老少交头一揖。”并且通过四组不同人物唱歌谣,赞美淳于棼的德政:
[孝白歌](众扮父老捧香上)征摇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老的醉颜酡,后生们鼓腹歌。
[前腔](众扮秀才捧香上)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因他
俺切磋,他将俺琢磨
[前腔][扮村妇女捧香上]多风化,无暴苛。俺婚姻以时歌《伐柯》。家家老小和,家家男女多。
[前腔](扮商人捧香上)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关津任你过,昼夜总无他。
实际上,这正是作者在“国势如溃瓜”、人民苦不堪言的黑暗现实下,对自己曾在遂昌勉力实行着的、以儒家仁政思想拯治国家的政治理想的形象抒发和描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封建经济政治仍强固地统治全社会之时,作者顺应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历史趋势,在他的理想国里,没忘记“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为商人争得自由合法发展的社会条件。从这一点及《牡丹亭》对扼杀人性的封建理学的战斗性反击看,汤显祖确实站到了他所生活时代的前列,虽然他是朦胧的、不自觉的。
总之,《南柯记》绝不仅仅是一部消极言佛的作品。他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美好的社会理想、又揭示了这个理想的破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在深刻地鞭挞了黑暗现实后又因无法实现他所憧憬的社会理想而终于走向了空门。
《南柯记》中的主角淳于棼在政治上曾大显身手,有所作为,功业赫赫,把南柯郡治理得一片太平,但最终又走向了堕落——公主死后,他被招还朝,恩封左相,“势要勋戚都与交欢,其势如炎,其门如市”,他便陷入了花天酒地之中,日与郡主琼英、国嫂灵芝、皇姑上真三人乱伦淫乐。淳于棼形象的前后变化虽然也可以说明“宦场就好象染缸一般,任你有多么高尚的情操,有多么美好的理想,掉到里边,都要改变颜色,弄得不能自拔。”(张庚郭汉城主编《戏曲通史》)。但总的说来,淳于棼性格的这种变化显得突兀,内在根据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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