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宗泰昌到南明桂王永历的最后覆亡(1620—1661),是为明末。明末是社会变动极其剧烈、各种矛盾集结纠缠的时代:农民起义和市民运动接踵而起,阶级矛盾尖锐;明王朝与蒙古族、满族和倭寇间战争不断,民族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势力与阉党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这些动荡的社会内容在戏剧中也有反映。如抨击魏忠贤的剧本:陈开泰的《冰山记》、盛于斯的《鸣冤记》、高汝拭的《不丈夫)、穆成章的《请剑记》、王应遴的《清凉扇》、三吴居士的《广爱书》、范世彦的《磨忠记》等。但流传者很少,仅《磨忠记》传世,又很平庸。大概是戏剧这种文学样式对政治的反映不象诗文那样短小轻捷,需要较安定的创作环境和一段时间的历史回顾来总结和反思吧。所以,见存的较好作品仍以爱情和历史题材居多。
明末主要戏曲作家有孟称舜、阮大铖、吴炳、袁晋、沈自晋、沈自徵、范文若、冯梦龙等。其中不少人颇受汤沈影响,成为他们的追逐者。因此有人遂以临川派、吴江派称之。事实上,这种分法不甚科学,因汤显祖并未与人组成什么派,并且有的作家如吴炳、范文若等也是同时接受汤、沈两方面的影响的。
被称作吴江派的沈自晋、沈自徵是沈璟的侄。沈璟家一门鼎盛,子弟大都知曲,而以自晋、自徵最著。沈自晋(1583—1665),字伯明,又字长康,号鞠通生。他所作传奇《耆英会》已佚失;《翠屏山》为水浒戏,写杨雄、石秀杀潘巧云事。其中的《交帐》、《戏叔》、《反诳》、《杀山》等是昆曲的保留剧目。《望湖亭》写钱万选代其表兄颜伯雅相亲而被留,终于高氏女成婚之事。据沈自友为沈自晋作的《鞠通生传》说:“海内词家,旗鼓相当对帜而角者,莫若吾家词隐先生与临川汤若士先生。水火既分,相争几於怒詈。生蝉缓其间,锦囊彩笔,随词隐为东山之游。虽宗尚家风,著词斤斤尺礜,而不废绳筒,兼妙神情,甘苦匠心,朱碧应度。词珠宛如露合,文冶妙於丹融,两先生亦无间言矣”。谓沈自晋兼得汤沈之妙,虽为言过其实之语,但说他在曲律和文彩方面均有顾及,确为实情。沈自晋还编有《南词新谱》,是为补正沈璟的《南九宫谱》而作,在当时很有影响。
沈自徵(1591—1641)是沈自晋之弟。有杂剧《傻狂生乔脸鞭歌妓》、《杨升庵诗酒簪花髻》、《杜秀才痛哭霸亭秋》三种。其中《霸亭秋》抨击了科场黑暗,为刺世之作。
被看作吴江派的还有范文若、袁晋。范文若(1588—1636),著有《鸳鸯棒》、《花筵赚》等传奇十三种。描写细腻、情节曲折为其剧作特点。袁晋(1592?—1674),原名韫玉,后改名晋,字于令、令昭、凫公,号箨庵、白宾,又号幔亭仙史等。苏州吴县人。他的作品讲究音律。“奉谱严整,辞韵恬和”。著有传奇《西楼记》、《金锁记》等八种,及杂剧《双莺传》等。《西楼记》是代表作,写官宦子弟于叔夜与教坊歌妓穆素徽的爱情故事。其中虽然郎才女貌,最后男主人公高登金榜,终成姻好的情节结构未脱常见传奇窠臼,但情节读来较为顺情合理,尤其是男女主人公饱经磨难而矢志不渝的忠贞情感颇为动人。其中一些场次如“楼会”、“拆书”、“错梦”等一直流行于剧坛,为昆曲名段。
被称作临川派的有孟称舜、吴炳、阮大铖等。孟、吴下节专讲。阮大铖(?—1645),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安徽怀宁人。阮大铖政治上名声很不好。天启时他曾投靠魏忠贤阉党,为士林所鄙视。崇祯初曾被罢斥为民,在家专心于戏曲的写作编排工作。后迎立福王有功,官至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后来又投降了清朝。清代孔尚任对他晚年的作为在《桃花扇》传奇中作了如实而形象的刻划。阮大铖在创作上极力追步汤显祖,曲辞富有文彩,但他学汤也只是停留在表面,未得玉茗堂之真髓,作品思想远不能与汤显祖相比。他作有传奇《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牟尼合》等。其中《燕子笺》为代表作,写书生霍都梁与妓女华行云、贵族小姐郦飞云之间的婚姻经过,在当时颇为流传。明末清初张岱的《陶庵梦忆·阮圆海戏》中说:
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按:即《春灯谜》)、《摩尼珠》(按:即《牟尼合》)、《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阮圆海太有才华,恨居心勿净。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即说阮大铖虽人品低劣,为人鄙视,但他很有艺术才能,亲自编写并认真指导家班演出,无论在表演、文学,还是在表演与文学的结合上,对戏剧艺术都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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