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称舜和他的爱情悲剧《娇红记》

王国维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这种说法不尽符合实际：明末孟称舜所撰的《娇红记》、冯梦龙改编的《精忠旗》都称得上是杰出的悲剧。诚然，《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赵氏孤儿》、《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都是悲剧。而且，“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王国维语）。但事实上，就是这两种王国维氏所谈的元剧中最卓越的悲剧，也已显示出向明传奇靠拢甚至相似的悲剧意蕴：即（王国维所说的）“先离后合，始困终亨”，如窦娥的最后得明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大复仇等，而决非西方悲剧式的彻底毁灭。正因为此，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无悲剧。事实上，上述两种看法都是以一种固定范式、即以西方为本位来考察中国文学。世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经济生活和政治文化，不能要求他们有千篇一律的思维模式和审美理想。中国古典戏剧有别于西方之处多矣，如含唱念做打的戏曲表演形式等等。不能只承认这是一种民族特色而将悲剧的民族特色排斥在外。

出现在明末的《娇红记》、《精忠旗》就是体现了民族风格的悲剧。《娇红记》写官宦子女王娇娘与申纯两相悦慕、私订终身，后由于帅公子挑唆、娇娘父迫于帅府威势，欲将娇娘嫁与帅公子。申、娇二人遂双双殉情而死。死后化为鸳鸯，升于仙界团圆。《精忠旗》叙的是尽人皆知的岳飞抗金遭秦桧迫害故事。最后秦桧在阴府受到了严刑审讯，被“打入阿鼻地狱”“万劫
不得脱离苦趣”；岳飞被“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赠太师，諻忠武，追封鄂王、“三世祖、父并赠加官，阖门男女俱有封荫。”二戏都是王国维说的“始于困者终于亨。”

《娇红记》作者是孟称舜。称舜，字子若，又字子适（或作子塞），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主要创作活动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他的著作有传奇《娇红记》、《贞文记》、《二胥记》和杂剧《桃花人面》、《死里逃生》、《花前一笑》、《郑节度残唐再创》、《陈教授泣赋眼儿媚》等。其中，以传奇《娇红记》和杂剧《桃花人面》最为著名。前者被王季思等收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后者被郭汉城等收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

《桃花人面》取材于唐孟棨的《本事诗》，原文说：“崔护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子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仁立，而意属颇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睠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即它本是一段诗坛佳话，后经人们一再渲染，便更富有情趣，孟称舜以此为据，将它改写成一出感人的戏剧。戏剧说清明时节新科进士崔护踏青散闷，过秦川城南小庄，口渴欲饮，敲开了叶蓁儿家庄门，二人一见倾心，但却未得传言。事隔经年，两相情牵，崔护再度于清明节时重游城南小庄。适值叶蓁儿外出，崔护便于门扉题诗一首曰：“去年今日”叶蓁儿回，见诗更觉神伤：“谁料盼望经年，一时相失”，遂自恨命薄，精神恍惚，如醉如痴，不茶不饭，绝食而死。恰好此时崔护再来寻访叶蓁儿，见此状痛哭不已。叶蓁儿为崔护精诚所感，死而复生，二人遂结良缘。

《桃花人面》与同被收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中的《牡丹亭》情节上有相似之处，如死而复生等。诚然，它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都不能与《牡丹亭》相比，但它描写了在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没有自主权的封建时代，青年男女想与自己所倾心爱慕者结成佳偶的困难。叶蓁儿虽没有家长干预，也没有外界小人的间阻挑拨，但传统习俗束缚住了她的身心，她不能也无法主动去追寻那一过而去的意中人，致使她只能在相思中煎熬，乃至于憔悴而死。剧的深刻处在于它对“情”的巨大作用的描写，真情能使叶蓁儿死而复生。即剧中说的“生还死，情未灭；死还生，恨早枯”。它与汤显祖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桃花人面》曲词比较优美。作者很善于用细节来描摹青春妙龄少女萌动的春情。近人欧阳玉倩曾依据此剧改编成京剧《人面桃花》；至今舞台上仍在上演。

与《桃花人面》一样，《娇红记》也是才子佳人戏，不过后者是一出悲剧。较《桃花人面》，《娇红记》思想更为深邃，反理学的倾向亦更为鲜明。在婚姻观上，它主张婚姻自由，它借它所全力歌颂的女主人公娇娘之口说：“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多少佳人错配了鸳鸯偶”，肯定王娇娘“与其悔之于后，岂若择之于始”的主动追求精神；它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厢
记》以来郎才女貌的婚姻标准，提出带有现代性爱色采的重视共同理想、追求“同心”的爱情观：“但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即使“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因此，它赞美王娇娘不要不学无术的纨袴子，不要朝三暮四的文人、轻薄无行的才士的择偶标准；对把婚恋放在科举功名之上“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的男主人公报以赞誉。更有甚者，他不让申纯象以往爱情剧男主人公那样把科举功名当作博得爱情的手段，而是安排他断然舍弃已经到手的、令无数人钦羡的“锦绣前程”，去为娇娘殉情而死。由此可见，轻视功名的申纯形象已与后来《红楼梦》中贾宝玉思想暗暗相通；追求“同心”的申娇爱情也隐约带有以背叛封建仕途经济为共同思想基础的宝黛爱情的某些影象。《娇红记》所反映的这些思想，正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资本主义萌芽日强、市民阶层壮大的时代氛围下，进步文人对爱情婚姻问题认识的深化。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再到《娇红记》，又到清代的《红楼梦》，我们可以明晰地捕捉到我们的先人在婚恋问题上艰难跋涉的历史轨迹。

《娇红记》艺术上也较成功。它写申娇二人从相识到萌发爱情又到感情日深、誓同生死的过程，十分细腻，很好地展示了二人尤其是王娇娘的内心世界、性格特征。娇娘有贵族小姐的稳重、矜持，她对申生“自从瞥见后”，“不知何故，心上要丢再也丢他不下”，但她不肯轻易表露；对申生的表白，她当面抢白，背后怜惜；她担心申生用情不专和变心；她为相思而憔悴这些都符合她的教养身份。但同时，她又有坚贞的情感和刚烈的个性，当她一旦得知申生的一片真情，便忠贞不移。在她父亲迫于权势而将她许于帅公子、申生要她“勉事新君”时，她大为反感，指责申生：“兄丈夫也，堂堂六尺之躯，乃不能谋一妇人。事已至此，而更委之他人，兄其忍乎？妾身不可再辱，既以许君，则君之身也”，表示要“死向黄泉，永也相从”，表现了她的刚强不屈。

《娇红记》的缺点是篇幅太长，全剧五十出，枝蔓有些纷繁，有些与剧情联系不甚紧密的如番兵挑衅等情节大可删节。这是就形式而言。内容上，它虽为悲剧，让申娇殉情而死，但与焦仲卿刘兰芝死后化鸟，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蝶一样，它让申娇化为鸳鸯，并上到仙界团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圆满的特有心态，它表现了人们的美好善良愿望，让人不致于一味沉浸在悲痛之中，或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如有人所说，它使人们“认为生前不能成夫妇，死后却可以美好团圆，往往导致一些在爱情上失望的青年走向双双殉情的道路”^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