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1574—1645或1646），是我国文学史上有特殊地位的通俗文学家。他生于明万历卒于清顺治时代，在明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时曾做过福建寿宁知县；清兵渡江时，参加过抗清活动。他字犹龙，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等。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编辑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
①《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娇红记·后记》
《醒世恒言》，世称“三言”；还编过《挂枝儿》、《山歌》等时调集。他曾创作传奇《双雄记》、《万事足》。《精忠旗》署曰“西陵李梅实草创，东吴龙子犹详定”，即是他对别人剧本的修改。
我们所以将《精忠旗》作为明代政治悲剧的代表，是因为它成功地表现了岳飞气壮山河的正义精神，比较真实地再现了秦桧迫害岳飞全过程中所包容的复杂的政治内容，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明代同类题材的较好者。
首先，改订后的《精忠旗》一些重要情节及人物性格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剧作第一折的“家门大意”中说：
［蝶恋花］发指豪呼如海沸，舞罢龙泉，洒尽伤心泪。毕竟含冤难尽洗，为他聊出英雄气。千古奇冤飞遇桧，浪演传奇，冤更加千倍。不忍精忠冤到底，更编纪实《精忠记》。
即作者认为历来一些岳飞剧是“浪演”，损害了岳飞形象。他不忍使英雄冤到底，故又加以改写。因此，作者对以往关于岳飞的传说进行了加工剪辑。一方面，依据史料增加了“若水效节”、“书生扣马”、“世忠诘奸”、“北庭相庆”等内容，使岳飞形象更趋丰满；另方面，删去了岳夫人卜卦、岳飞看相等情节；还将岳飞怕岳云、张宪报仇造反损害自己的忠孝之名，而写信骗他们前来共死的情节，改成了岳云、张宪是被秦桧迫害，慷慨就义的。这样，就剔除了原岳飞形象上近于奴性的愚忠的一面，使其更加完美。
其次，《精忠旗》在人物形象刻划上也较为饱满、立体化。岳飞形象自不待言，剧本全方位地描写了他的忠勇：如在北土沦陷、二帝被掳时，他“涅背”明志，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在与金兵对峙的战场上，他“誓旅”、“挫寇”，兵法如山、军纪严明、屡战屡胜，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在“金牌伪君”，十二道金牌步步逼压而来时，他不得已班师的痛苦，又表现了他正统的忠君思想与爱国情感之间的矛盾。总之，剧本从各方面写在内有奸佞、外压金兵的情况下，他独撑大厦、力挽狂澜，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最后含冤而死的过程。对岳飞的“精忠”刻划的可谓淋漓尽致。
《精忠旗》的次要人物，也往往个性鲜明。如岳飞夫人，面对奸佞当道，她头脑十分清醒。她认为，岳飞精忠报国，独木难支，很难会有好结果。因此她一再劝岳飞：“尽忠两字谈何容易？如今忠臣若得出力时，国家也不到这般了。岂不闻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你自不去学那扬子云为莽大夫，还是学陶渊明为晋处士，却不身名两全，忠智兼尽？”她要岳飞“休迂，死忠死孝徒自苦，总虚誉半毫无补”。对最高统治者，她也看得很透：“自古道：高鸟尽，良弓藏”“今日呵怕高鸟也难弋取”，等等，都表现了岳飞夫人对形势的明察洞悉和明哲保身思想；同时，也衬托出岳飞明知凶多吉少，成败难料，仍要杀敌报国，不顾惜个人利益的崇高品格。
此外，上场的各类人物，忠者奸者，智者勇者，愚者鲁者，一般都各有特色，用笔浓淡疏密的分寸把握得较好。有时是粗笔勾勒，如正直的大理寺丞李若朴，面对秦桧对岳飞的构陷，他据理力争：“那岳飞果是忠臣，圣上赐得有精忠旗一面，就这旗上字也堪为质见”；他说：“教我李若朴去杀人、媚人，怎么使得？我不如将此官诰，送还官家去罢。秦桧，秦桧，我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掷纱帽下）”宁肯辞官而去，也不干昧良心的勾当。他铮铮铁骨，内心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甩掉乌纱帽，义无反顾，扬长而去。作者写来也简单、利落。而对李若朴的同行何铸这样一个良心未泯，但又软弱、自私、患得患失的人，作者的描写也随之细腻复杂，如“公
心拒谳”中一段：
［杂入介］丞相爷拜上何爷，说岳飞一案，一定要老爷问，请老爷明午便呈招上去。
［外］（按：即何铸）：呀，怎么单要我问？
［杂］因大理寺李爷不肯问，丞相大怒，故此改送何爷。
［外作慌介］你只说我告了假罢。
［杂］这怎么使得？一定是老爷问，小人回复丞相爷便了。
［杂做去介］（外追转介）你回去，切莫便说我不肯问。
［外］这事怎么了？我何铸今番撞出这场费处的事来问。
［外］唉，这样一个忠臣，何忍将他陷害？也罢，如今世上的人，不知做了许多没天理的事，也不见报应，难道偏我何铸一弄就弄出来不成？便丧了这一次良心，谅也不妨。
且住，我何铸今夜在此踌躇，敢怕有鬼神听见。［做惊介］呀，为甚才说鬼，便忽然肉颤？怎么我心下只是不决？恁般心战，何铸若不依从，定有重祸了。那其间又怕相公埋怨。总之，我辈生于此世，就是个悔气，左又不得，右又不得。倘若不执持的时节，到后来通鉴上叙出我的名字，逢著伊川程氏也骂一顿，致堂胡氏也骂一顿，却不是个遗臭万年了？
唉，只怕死后的声名，也无益于生前的利害。
可以说，把既为岳飞不平，又不敢不秉相命；既怕青史留恶名，又顾及眼前个人的身家性命的左右为难、首鼠两端的微妙复杂的心情刻写的维妙维肖，很符合生活实际。
再次，作品把对奸臣秦桧的刻划与朝廷内复杂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其具有更广泛的揭露意义。固然，作者写秦桧主和迫害岳飞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秦是金人派回宋廷的内奸；二是秦“怕恢复功成”，岳飞“宠用”，他便不能“长守相位”。但其奸谋何以能够成功，还在于他有一套高明的“权术”。这权术在作者看来，除了蛊惑“圣上”外，主要就是扫除异己，培植个人势力。而奸党中人物有阿谀谄媚、想升官、主动巴结秦桧者，如第六折“奸党商和”中的万俟卨、罗汝楫，千方百计向秦桧近侍行贿送礼，通过他们探知秦桧的喜怒好恶，以见机行事，讨秦桧欢心。有构陷岳飞以报私仇者，如第十七折“群奸搆诬”中枢密使张俊“素与岳飞有隙，每每要寻个甚么计较下手他幸得秦丞相心下著实不喜欢他”便“趁此因风吹火，一来去眼中之钉，二来又奉承了丞相”对这些人，秦桧都是委以高官，授以重权，成为一个奸党集团。再就是胁迫，如岳飞下属王贵，不肯助纣为虐、“捏情出首”，便要被“串入张宪一起，先将他敲死”！王贵只好屈从。如此种种。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所不用其极。而在描述上述具体事件过程时，如万俟卨、罗汝楫行贿送礼套口风等，又无不是明代官场腐败的投影。这样，它的揭露意义就远远超过它所表现的时代而带有普遍意义。
《精忠旗》也有败笔之处。它把秦桧妻王氏的助桧为奸诬陷岳飞说成是她与金国兀术太子有私情，将“严酷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了；另外，岳飞被害之后的一些场次，如“湖中遇鬼”、“阴府讯奸”等，带有浓重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给人以画蛇添足之感。
《精忠旗》带有鲜明的中国古典悲剧特有封建政治文化色彩，其主要表现是：①岳飞形象的忠君色彩。诚然，《精忠旗》删去了岳飞骗招岳云张宪
共死情节，又详尽地铺写了他面对十二道金牌而不得已班师回朝的复杂心理，使以往岳飞剧中的“愚忠”色彩有所淡化，但仍不可抹去其忠君的本质：统帅千军万马、所向无敌、“连战俱胜”“汴京计日可复”的岳飞，面对昏庸的皇帝、奸佞的宰相所发的十二道催归牌，处于民族利益、个人责任、个体生命和忠君义务的矛盾之中，这时，他满可以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惯例拒不受命；也可以正大光明地以救二帝之驾的名义杀退金兵、一举夺胜；也还有联合两河豪杰韦铨、李通的退路。但这些他都置之不理、不予采纳，在民族利益、个人责任、个体生命与忠君义务面前，尽管他思想上有矛盾，但归根结底，他还是牺牲了前三者，完成了后者，拱手让出兵权，回朝接受害国害民害己但却是“忠君”的死亡。作者这种描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岳飞这种行为，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政治文化长期积淀教化而形成的思维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②作者思想上的忠君色彩。主要表现在悲剧矛盾上，作者只写忠义之士与奸佞之臣的矛盾斗争，不触及皇权和皇权的任何代表者。虽然作者曾借万俟卨之口说：“况既有主上，又要二帝何用？”又让狱卒对临终前要拜辞二帝的岳飞说：“那样东西，就不辞他也罢了”，接触到了岳飞被害的本质原因，也表现了对“圣天子”的某种不敬，但纵观全篇主要倾向还是为皇帝开脱罪责。如第三十六折“阴府讯奸”，秦桧在阴府受审时说：“岳爷被祸，他也有自取处”，“他心心要把二帝迎还，却置皇上于何地？皇上因此与他不合，不专是我秦桧的主意”。但冥王马上就说：“一发胡说！若是朝廷与他不合，屡次宸翰褒奖，却是为何？叫鬼卒，扯起御赐精忠旗与他看。”将秦桧的论据一下子推翻了。也就是说，尽管事实上主张妥协、反对抗金的秦桧后面有宋高宗赵构的支持，是赵构怕一旦收复失地徽钦二帝回归对他眼下的至尊地位造成威胁，岳飞被害归根结底是赵构的旨意，但作仍然认为是皇帝受了奸臣的蒙蔽，杀害岳飞是奸臣的“矫诏”，从而把皇帝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让秦桧承担了全部罪责，成了替罪羊。这种只反奸臣，只写忠奸矛盾，为“圣天子”回护的特点，是中国古典政治悲剧共有的矛盾模式，亦来源于中国长期封建政治文化规塑下形成的人格所特有的思维方式。
同是悲剧，把《精忠旗》与《娇红记》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后者比前者对封建伦理观念的突破要多一些。《娇红记》肯定了青年男女基于爱情的婚姻和对个人感情的尊重，如前所述，这是市民意识在戏剧中的反映。但不可否认，它在表现这种肯定时又充满了矛盾，步履维艰，左顾右盼，极力弥合新旧两种观念的冲突，不肯把矛头对准事实上婚恋悲剧的制造者——封建家长制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等封建伦理道德，只好安排了一个不仁不义的道德小人来解释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如它写申娇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帅公子的挑唆等。同时，尽管王娇娘的性格算得上刚烈，那也是比较而言。事实上，申、娇对爱情的主动争取仍显不够，他们很大程度上把幸福的获得寄托在外在权威的恩赐上，娇娘面对变故，只是暗自垂泪，在父母面前毫无主张，缺乏西方悲剧主人公的主动进攻、鱼死网破的抗争精神。这种人物性格和悲剧矛盾性质（君子与小人），又是大多数中国古典爱情悲剧共存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