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垄断朝政，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被“削籍家居”，因与“钦犯”、被魏阉迫害的魏大中联姻和在魏忠贤生祠指奸骂像，被苏州巡抚毛一鹭上报魏忠贤，将周顺昌罗织罪名，矫诏逮捕。苏州市民颜佩韦等五义士知道后，动员全市百姓闹诏示威，冲进察院，殴杀了校尉。后来周顺昌被秘密押往京师，惨遭酷刑后被囊首害死。毛一鹭以“逆党聚众，抗提钦犯”为名，诬陷百姓造反，上疏朝廷，清旨屠城。颜佩韦等五义士为保全苏州全城百姓，挺身就戮。不久，熹宗去世，新帝登基，魏忠贤缢死。五义士被重新安葬，周顺昌亦被平反昭雪，受三代荣封。
《清忠谱》题材上具有开创性。把如火如荼的市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搬上舞台，李玉之前的戏剧中还未曾有过。这场市民运动标志着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手工业工人和市民政治上的觉醒。对此剧本以歌赞的态度加以描状，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清忠谱》真实地刻划了以颜佩韦为首的五个市井英雄形象。颜佩韦是一个“一生落拓，半世粗豪，不读诗书，自守着孩提真性”的下层市民，他任侠好义，“不贪过手钱财，也不恋如花女色，单只是见弱兴怀，”“路见不平，即便拔刀相助。”“淋漓血性，颇知忠义三分”。说书人讲《说岳传》，听到韩世忠被奸臣陷害时，他拍桌怒嚷：“可恼可恼！童贯这魖狗，作恶异常！”“这等恶人，说他什么？”一脚踢倒了书案，闹散了书场。知魏阉派人捉拿周顺昌，他立即纠集周文元等几个侠义兄弟，带领苏州市民，掀起一场反奸逆运动；他头脑清醒，没有读书人的迂腐，在设法搭救周顺昌时，两个秀才要“拉了三学朋友，写一辩呈”，恳求毛一鹭，他一针见血地说：“老毛是魏太监的干儿子，这番拿问也是他的线索，怎肯出疏保留？”他率众包围了官府，痛打了魏忠贤的干儿义子。在官府要屠城报复的时刻，他又挺身而出，以自己之死换取了全城人的性命。作品生动地刻写了颜佩韦可歌可泣的英雄品格。后来《清忠谱》中的某些折子仍以《五人义》为名在舞台上盛演不衰，也说明了作者对这五位下层市民所倾注的感情和他们在作品中的地位。
剧中主角周顺昌是体现作者人格理想的士大夫形象。周顺昌是东林党人，他为政清廉、严于律己，身为吏部美官，家居富绕的苏州，但“居官多载，如洗空囊”；妻子儿女，“衣无重絮，食止菜羹”；招待客人，只有“水酒一壶，生腐一方”；造访朋友，翻山越岭，全靠步行。他忧国忧民，念念不忘帮助皇上“肃整朝纲”“扫清宫禁”，“奠安社稷”。他秉性刚正，嫉恶如仇，魏大中弹劾权珰被捕，别人避之犹恐不及，他却独往舟中探望，主动与之联姻；他去魏忠贤生祠，当着魏的爪牙，历数魏阉罪行。就捕之时，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我若是一步回头品便低”；在公堂上，他受尽酷刑，被敲掉牙齿，仍骂不绝口：“有口不能咀贼肉，好将碎齿咀奸肠”；被囊首害死之前，他发誓死后要化做厉鬼击杀奸贼，等等，表现了正直士大夫的凛凛正气和高尚节操。但同时，他恪守封建纲常，为官之时，表彰节义，为朱祖文之母造节妇牌坊；他对国君忠心耿耿，朝政混乱，无辜者受难，在他看来，也是“圣主当阳，权奸蔽日”，皇帝永远圣明；就捕时，他明知是魏珰假传圣旨，他却要“闻呼即赴”，说“君命难违”，毫不犹豫地束手就擒；他很怕群众起来斗争，唯恐会陷他于不义，一再劝阻百姓，并趁月夜无人之时偷偷上船去京师受审。总之，周顺昌既有拯世济时的抱负、忧国
忧民的情怀，威武不屈的气节，洁身自好的品质，又有陈腐不堪的愚忠观念和封建道德。这种性格特点，固然是作者对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末东林党人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的典型概括①，但也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因为迷信、依赖、忠于皇权，甘愿为皇权肝脑涂地，是他们共同恪守的封建伦理纲常。
李玉与《清忠谱》题材相似的剧作还有《万民安》，但剧本已佚，现仅存剧情梗概。据《曲海总目提要》载，此剧是“演葛成击杀黄建节事，谓因此而苏州得安，故曰‘万民安’也。”即它亦是写历史上实有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明万历廿九年（1601）苏州人民在织工葛成领导下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税斗争。如果说，《清忠谱》中颜佩韦等下层市民在剧中尚属配角的话，那么，《万民安》中的穷苦织工已经成了剧的主人公了。作者依据史实，描写了葛成卓越的领导才能、舍己救人的高尚情操：他带领百姓罢市，打死税棍黄建节，火烧税衙；为保护全城市民，他又自请系狱，承担了全部责任。同时，还虚构了一些情节，赋予葛成更多美好品质：如济危扶困，对贫苦无告的邻居倾囊相赠；他品德端方，洁身自爱，拒不接受别人为报恩而送上门来的妻子等。使葛成形象更趋完美。
《清忠谱》、《万民安》描写具有时代感的重大政治事件——市民斗争，把下层人民当作歌赞的对象，这在前此剧坛是没有的，因此它们应在中国戏剧史上占一席重要位置。至于作品对市民斗争根源挖掘得不够、颜佩韦和葛成身上封建意识与市民意识并存、甚至前者还很浓厚等等，这固然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标准的原因，但恐怕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包括下层人民思想意识的实际情况——伴随着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新思想在延续千年的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完备的封建道德土壤上滋生，其意识不能不为传统的一切所限定和裹动。
李玉的《万里缘》、《千锺戮》也是以明代事件为题材的政治剧。
《万里缘》又作《万里圆》，写明清交替、社会动荡、干戈载道之际，苏州孝子黄向坚抛妻别子，独行万里，历时十年，前往云南寻找久绝音讯的父母的故事。剧本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剧中主人公黄向坚与李玉是同时同地人。黄向坚寻亲事，在顾公燮《消夏闲记》、归庄《黄孝子传》等文中有记载。黄向坚本人亦著有《寻亲纪程》、《滇还纪程》，记载寻亲经过。
《千忠戮》又作《千忠録》、《千鍾禄》，写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嫡孙建文帝位后，燕王朱棣为谋夺帝位，以“清君侧”、“靖难”为名，围攻京师金陵，对建文帝及其朝臣进行惨无人道的追捕屠戮事件。
《万里缘》、《千忠戮》与《清忠谱》、《万民安》一样，都取材于明代的真人真事。尽管各剧事件各异，主角社会地位高下不同，但却显示了作者这类剧的共同特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历史感。详而言之，就是：
1.以曲为史，倾向鲜明，具有敢于揭示历史真相的勇气和胆魄。
《清忠谱》、《万民安》把反权奸、反税监的市民斗争搬上舞台予以歌颂，已经表现了作者善于摄取具有史诗品格的事件作为题材、并从进步历史观予以评价的历史眼光和见识，《千忠戮》、《万里圆》进一步体现了这一
①据史载，明末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李应升等被捕时都有数万群众截拦拒捕，他们都以君臣大义说服
群众，主动就捕。李应升死前还说：“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高攀龙写下“君恩未报，结愿来生”
诗自杀。
特色。单就题材看，《万里圆》并不重大。但是，作者以黄向坚万里寻亲的见闻及他家的遭际，再现了清军南下江南时的暴行。剧的第十出借一老兵之口说：“乙酉年闰六月清朝官府坐了苏州。那些百姓一个个投顺了就罢了吓；谁想湖内多烽起，城外也焚烧恼了清朝官府，发出兵马，不管好歹烧杀砍杀，惨不可言金阊外不分玉石淆，尽家资倾刻如风扫，好房廊烧得烟尘扰，满街衢杀得人如草。”另外，剧中写顺治九年时，苏州人民还用崇祯铜钱；黄向坚家被清廷稽查，“差役络绎，匍匐公庭”，最后“虽脱罗网”但已“家室荡然”等等。都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感情。《万里圆》写在文字狱严重的清初，许多地方不能过于直露。但即使如此披露，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识的。
与《万里圆》对历史真实的揭露，主要表现反映民族矛盾不同，《千忠戮》反映的是明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当然，作者是从封建正统的观点出发，站在建文帝立场上，写朱棣以“清君侧”、“靖难”之名，行夺权称帝之实，而对之予以贬抑。但同时，剧作也通过朱棣之口，说“齐泰、黄子澄日夕谗谮，连灭周、齐、代、氓诸王，看看削及孤家，故尔起兵靖难”，对这场权力之争的复杂性亦多少有所涉及。虽然剧中所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剧尾建文帝入朝自首，宣德帝以礼相待，建文在大内颐养天年等等），但它如实地描写了朱棣夺得皇帝宝座后，对建文臣子“斩的斩，剮的剮，一一处死。轻者合族全诛，最重者诛夷九族，俗呼为‘瓜蔓抄’。村里绝少人烟，昼夜惟闻鬼哭”；写投靠朱棣的陈瑛把首级装了几十车，运到各地示众等，都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和暴虐。尤其是作者对方孝孺等忠臣义士的歌赞、对陈瑛等背主求荣的鞭笞，很易与明清之际的民族斗争发生联想。“你也曾立朝端，首领鸳行。食禄千锺，紫授金章。顿忘了圣主汪洋。到如今反颜事敌，你就转眼恩忘”这也不就是对詧颜事敌的吴三桂等人的指斥吗？
2.表现了具有较强的把历史转化为戏剧的艺术创造能力。
如《清忠谱》，是一部“事俱按史”、甚至被人称为“信史”的时事剧。它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如此人数众多、背景复杂、场面恢宏的市民斗争，作者却走笔从容，有条不紊。全剧紧紧围绕主要人物周顺昌命运展开戏剧冲突，选择了“缔姻”、“骂相”、“忠梦”、“叱勘”、“囊首”等出实写、细写，突出周的忠义；又穿插其他人尤其是五义士救援场子，既烘托了主要人物性格，使之趋于丰满；又正面描写了人民群众的侠义行为。只用二十五出，就把一场波澜壮阔的反权阉斗争层次分明地展示了出来。《千忠戮》亦是如此。朱棣几年的“靖难”战争，建文几十载的逃难生涯，总共也只用了二十五出，而且写得生动感人。主要原因也在于对史实剪裁得当、繁简安排比较适中。前五折就把事件缘起、时代背景、人物等全都交代清楚了，接着便进入主线建文逃难。朱棣一方，以陪衬穿插方式出之。总之，作者很有驾驭复杂题材和时空跨度大的政治事件的能力和技巧。
3.往往有一些具有悠远、悲壮的历史气韵的曲词，易于激起人们产生一种苍凉深沉的历史感。最突出的是《千忠戮·惨覩》中朱允炆装扮成和尚流亡途中唱的一支曲：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这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倾杯玉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