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潮观、蒋士铨

杨潮观、蒋士铨是这一时期较有成就的剧作家。

杨潮观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一说生于1710，卒于1788），字闳度，号笠湖，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元年（1736）二十五岁时中举人，之后曾先后在山西、河南、云南等地任知县，后来升迁为四川简州、邛州、泸州知府。他为官行政宽仁，爱护百姓，颇有政声。他在邛州时，得到据说是卓文君妆楼的旧址，便在彼处修一建筑，
取名“吟风阁”。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把往日所写的杂剧编定成集，集名为《吟风阁杂剧》。

《吟风阁杂剧》包括三十二种短剧，每种仅一折，类似如今的独幕剧。

三十二种剧的剧名分别是：

《穷阮籍醉骂财神》、《快活山樵歌九转》、《李卫公替龙行雨》、《黄石婆授计逃关》、《新丰店马周独酌》、《大江西小姑送风》、《温太真晋阳分别》、《邯郸郡错嫁才人》、《汲长孺矫诏发仓》、《贺兰山谪仙赠带》、《夜香台持斋训子》、《开金榜朱衣点头》、《鲁仲连单鞭蹈海》、《荷花荡将种逃生》、《灌口二郎初显盛》、《魏徵破笏再朝天》、《荀灌娘围城救父》、《信陵君义葬金钗》、《动文昌状元配瞽》、《感天后神女露筋》、《华表柱延陵挂剑》、《东莱守暮夜却金》、《下江南曹彬誓众》、《韩文公雪拥蓝关》、《偷桃捉住东方朔》、《换扇巧逢春梦婆》、《西塞山渔翁封拜》、《诸葛亮夜祭泸江》、《凝碧池忠魂再表》、《大葱岭只履西归》、《寇莱公思亲罢宴》、《翠微亭卸甲闲游》。

这三十二种短剧，大都取材于历史传说或神话故事，作者将这些旧有材料或稍加点染、或再作增删、或重新编排，或稍作虚构，写成具有一定寓义的短剧。内容比较复杂，其中有些是作者为官多年所历所得所感所思的形象再现，颇有积极意义。如历来为人所推崇的《汲长孺矫诏发仓》，叙汉武帝时，河南连年饥荒，人烟消散，天上蝗虫，地下差使弄得民不聊生。时值朝廷派黄门给事汲黯往河东勘察火灾，河南驿丞之女贾天香为救河南百姓，设计面见汲黯，与汲黯辩难，终于使汲黯“从权矫诏，持节发仓，救此数百万生灵垂死之命。一面便宜行事，一面奏闻天子。”这出剧真实地反映了生民苦难，其寓意在于说明：从政者流应有胆有识，根据具体情况，对朝命从权达变，方能利国利民。《发仓》一剧体现了杨潮观的从政思想，其中隐含着作者的影子。据袁枚《邛州知州杨君笠湖传》说：（杨潮观）“常过杞县，有尪羸男妇百余，焚香跪道旁，乡保指曰：‘此公所活氓也。’君愕然。乡保曰：‘公不记某年开赈归来案一乎？大府不准报销，此辈皆公捐俸所活氓也。’”由此可见，这也是一部托古人以表现自己的作品。

再如《东莱守暮夜却金》写汉时关西大儒杨伯起拜东莱太守，赴任途中，宿昌邑县馆驿，他的学生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求见，馈赠金钱，为他严辞拒绝之事。作者在剧中提出了廉洁是为官者第一官箴的思想；指出靠贿赂向上爬的人，其钱财“无非膏指剥削层层扰”，是盘剥百姓得来的；告戒掌权者，只要自身光明磊落，洁身自好，任何行贿者也不能得手。此剧所显示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深刻意义。

其它各剧，所指不一。《穷阮籍醉骂财神》写阮籍酒醉后入钱神庙对财神哭笑痛骂，借以嘲讽世间求利之徒。但剧中阮籍虽然洒脱，不爱钱财，但仍不免为名缰所牵引。可谓道出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快活山樵歌九转》叙一樵夫依一把破斧养家糊口，一日上砍山砍柴遇一落第书生，樵夫“将人比物”、“将男比女”、“将健康的比疾病的，说“爬得不很高，跌得不很痛”，“骨肉完聚，不知生死离别之苦”等等，对书生发了一通议论，要书生不要“只管往上想，上不去自然想出烦恼来了”，而要“往下想”，便会觉得“非仙是仙”，终于把书生的一肚子烦恼，浇得雪散冰消。这出剧含有知足者常乐的思想，但同时也是借樵子之口讲隐逸的快乐。《李卫公替龙行雨》写隋末李靖入山学道，途中偶宿龙王家，受龙母之命代为行雨，他
见河东下界赤地千里，便未按龙母只洒枝头一滴的吩咐，而是尽倒净瓶中水，致使人间洪水滔天、泛滥成灾。写本想救世，反伤万命，好心做了坏事。其它如《温太真晋阳分别》骂古人借孝逃忠；《夜香台持斋训子》反对冤滥错狱；《荀灌娘围城救父》颂美有胆有识之女；《动文昌状元配瞽》歌赞对婚姻的忠贞；《华表柱延陵挂剑》赞赏古人之友道可风；《下江南曹彬誓众》推崇爱护百姓礼待降敌的良将，等等。这些剧或讽喻，或劝善，都不乏积极意义。

总之，《吟风阁杂剧》可读者不少。但也有内容消极者，如《感天后神女露筋》，表彰牺牲在封建道德下的少女金娘，宣扬了不合理的杀人的旧礼教，实不可取，应当批判。

从艺术上看，《吟风阁杂剧》每出只一折，情节失之于简单。但从独幕剧角度看，在如何运用短小的形式表现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如何组织重构历史题材刻划一两个较丰满形象方面，它都提供了一些经验，值得今人借鉴。

蒋士铨（1725—1785），字清容，一字心余，号苕生，又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考中进士后，授编修。后乞归养母，晚年为国史馆篡修官。蒋士铨当时就有诗名，与袁枚、赵翼一起，被称为三大家；戏剧亦受推崇，王季烈称其曲“学汤显祖作风，而能谨守曲律，不稍逾，洵为近代曲家所难得。”

蒋士铨是一位对戏剧的社会作用颇为重视的剧作家。他说：“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妇耳目所感触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因而他的作品，与社会的兴衰治乱联系比较紧密。他的戏剧今存十六种，见于《红雪楼十二种曲》和《西江祝嘏》中。

《西江祝嘏》是蒋士铨早期作品，其中包括《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箓》、《升平瑞》四部杂剧。蒋士铨生活在“民物丰阜，小民生活之安乐，盖以斯时为极盛矣”“（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的乾隆盛世。早年，他涉世未深，深为太平盛世的表象所激励感动，对社会充满了幻想。乾隆十六年，“逢皇太后万寿”，他写下了以上四种杂剧。四剧内容主要是歌颂盛世和勾画理想。在剧中，他描画了“妇亲蚕，儿饭牛，听书声相应，机声未休饱暖优游，喜男女康宁福寿，更鸡有、彘有、钱有、子有孙有”的农民康乐生活；他编就了“野无旷土、国无游民，雨顺风调，家给人足。愚贱皆能孝悌力田，俊秀相期克己修德，道路无非礼让，宵小尽化善良，民间数世同享国家太平之福”（《康衢乐》第二出）的理想社会蓝图；他塑造了终日兢兢、忧国忧民的圣明天子形象。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封建小农经济土壤所孕育的农民的理想、以及自幼屡为衣食所困窘的作者的纯真愿望而已。事实上，皇帝远不那么好，社会也不那么安泰。乾隆好大喜功，六次南巡极尽铺张奢糜，开了社会上的糜费之风，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巨商富贾争奇斗富；各级官吏淫逸贪残；贪赃枉法贿赂舞弊之事常见。日后在考场官场上遭受挫折、耳闻目睹这些腐败现象的蒋士铨，终于一改先前的歌颂基调，转而写下了一些揭露抨击社会黑暗、讽刺世情的作品：如以作者知友、南昌县令顾瓒园事为题材的时事剧《空谷香》传奇、敷衍白居易故事的《四弦秋》杂剧、推演汤显祖事迹的《临川梦》传奇等。在一些剧中，他抹去了所谓太平盛世的虚光：“庆丰登，田畴半焦；颂仓箱，男妇偕逃；云密布西郊，各衙内妻孥醉饱。”（《香祖楼》第六出）；他批判了“箝群口，占朝堂”
的权相、“借清议，暗里把持朝局”的隐士（《临川梦》）；指斥“把百姓膏脂尽量，将赤子皮肤剥”的知府（《空谷香》）；鞭挞昏愦无能、见死不救的县令（《香祖楼》）。他同情贫苦农民，说：“从来只有民情厚，无奈贪官若寇仇”（《临川梦》）；他认为百姓之所以走上反抗道路成为“盗贼”，是由于“吏治亏、纲纪颓，做良民受不得各样欺”，为了“且图些食共衣，且免些寒与饥”，“因此上”才“效倭蛮，横行无忌”的（《香祖楼》第二十七出），即造反的百姓本来“皆朝廷赤子，总因有司失职，民不聊生，不得已窃土弄兵”的（《雪中人》）。以上这些都显示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和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尤其是他看到了官逼民反这一事实，并一再地将这一思想反映到剧本之中，这对身受封建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难能可贵。而《临川梦》中汤显祖耿介不阿的品格，实际上也正是作者自我人格的写照。

受儒家正统教育的蒋士铨推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富有志节的人格，为此，他还在一些剧中极力歌颂忠臣孝子，抨击权奸逆贼。如《桂林霜》传奇，盛赞在清三藩之乱中坚持操守、合家三十九口殉难的广西巡抚马雄镇，为马雄镇逃亡出来的儿子的悲苦境遇而激扬愤慨，大抱不平；痛骂先降又叛，两朝为官的吴三桂是“无廉耻”的“狗彘”。《冬青树》传奇刻划了南宋灭亡时文天祥、谢枋得的忠贞节烈的浩然正气，怒斥降官降将为遗臭万年等等。

总之，蒋士铨的剧作比较切近现实生活，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也比较深刻。但他思想上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他将封建伦理道德不加区别地全盘继承过来，因此，他虽然痛恨腐败骄奢、抨击贪官污吏，但却几乎没有触动封建制度和封建皇帝；他承认男女之情是天生存在的，但仍坚持“以情关正其疆界，使言情者弗敢私越”（《香祖楼》自序）的观点，并通过剧中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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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说教。。他不反对一夫多妻，说：“与为俗物之妻，宁作文人之妾”（《空谷香》第七出），安排大妇小妇，相敬事夫的情节等等，这与他稍前或同时的汤显祖，吴敬梓等人比较起来，就显得落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