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某些大城市中舞蹈活动日益兴旺的势头,一些纯商业性质的歌舞团体于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不过,这些歌舞团的表演大多只是搬演西方歌舞节目。也有一部分进步人士向资产阶级文化奋起反击,他们组织起新的歌舞团体,为创建中国新型的歌舞艺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较为有名的歌舞团有这样几个:
“中华歌舞团”,是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的,l928年为赴南洋演出而组建成立。成立时,全团约 30 余人,黎锦晖任团长兼音乐指挥,后来在中国影坛颇为有名的女演员像王人美等都是该团的主要演员。中华歌舞团表演的节目,除加工充实原“歌专”的一些剧目外,又增添了部分新节目。每次演出的模式基本为前半部包括歌咏、舞蹈、歌舞表演,后半部是歌舞剧。每套节目的演出时间约 3 个小时。该团表演的歌舞剧主要有《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和《最后的胜利》等。中华歌舞团曾于 1928 年至 1929 年赴南洋巡回演出。出国前,田汉、郑振铎曾给予他们很大的鼓励。该团足迹几乎遍及南洋群岛各城市,向侨胞和各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新兴的歌舞艺术,宣传了爱国主义及民主革命思想,受到热烈欢迎。该团在准备回国时,由于内部演职员对自己前途各有打算而自行解散。
“明月歌舞团”,是回到北平的黎锦晖于 1930 年初在北平东城的栖凤楼 19 号组建的。该团主要以前中华歌舞团部分成员为基础,又招收了 20 余人,主要排演黎锦晖创作的歌舞剧。薛玲仙、王人美、黎莉莉担任歌舞助教兼主
要演员。同年 4 月,该团在清华大学首演,表演剧目有《三蝴蝶》、《春天的快乐》等。后又先后赴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新歌舞的影响。后来该团迁往上海,1931 年 6 月被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吸收改组,成立了联华歌舞班,黎锦晖任主任,除原歌舞团部分演员外,又吸收了聂耳、周璇等人。
“明月歌舞剧社”,是在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联华歌舞班”夭折后、由全体人员自愿而组成的一个新的歌舞团体,共 40 余人。1932 年 7 月,该社与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签约拍摄了有声歌舞片《芭蕉叶上诗》。影片的编剧和作曲均由黎锦晖担任,主要演员有王人美、黎莉莉、严华等。但是,影片公映后受到舆论界的批评和指责,有“不通的故事,平凡的歌舞”评语。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评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和《中国歌舞短论》等文章,揭开了反对黄色歌曲和软性歌舞的序曲。他写到:黎锦晖和他的歌舞虽有反帝反封建因素和揭露贫富阶级的悬殊,但人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创造出新鲜的艺术。聂耳登报脱离了明月歌舞剧社。的确,黎锦晖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创作过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歌舞及歌舞剧,后又组织歌舞团,广泛传播新歌舞艺术,并培养了一批十分受欢迎的人才,但由于后来所创作的一部分歌舞作品,特别是所谓的“爱情”歌曲,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近逼、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条件下,不但无法鼓舞人民的抗日士气,反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而,很自然地受到进步人士、爱国军民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前较有影响的歌舞机构大致还有:
“中国歌舞剧社”,1944 年 1 月在上海成立。该社由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和沈知白任作曲,陈钟任舞蹈指导。剧社的宗旨是为创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歌剧及舞剧而打基础,创作上演过移植于京剧的音乐剧《孟姜女》。这个剧共 6 幕,音乐以流传在民间的孟姜女小调为基本素材,舞蹈动作则融合了京剧中的身段及表演程式,是一部串联了歌、舞、对白的中国歌舞剧。该剧于 1945 年 11 月 25 日在上海蓝心大戏院公演后,引起文艺界强烈反响。洪深、欧阳予倩、田汉等在《时代日报》、《大公报》上联名撰文,认为该剧是中国音乐与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1946 年 3 月 27 日,该剧为宋庆龄筹募“文化福利基金”举行了义演。
“中华音乐剧社”,1946 年在上海成立。该团是为音乐剧《孟姜女》赴美演出而组织的艺术团体。演员由 30 余位京、昆剧和声乐演员组成。该团还排练过小舞剧《琴心波光》、《五行星》、《钟馗》,由阿龙·阿甫夏洛穆夫编剧、作曲,陈钟任舞蹈编导。
“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1947 年 10 月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台湾、兰州等地演出并立刻引起轰动。该团是在迪化维吾尔族剧团和喀什剧团的基础上吸收新疆优秀歌舞演员而组成的,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在所演出的 21 个节目中,有 17 个是新疆各民族的独舞、双人舞、群舞作品。其中,维吾尔族女舞蹈家康巴尔汗以庄重、大方、美丽的舞姿,倾倒了无数观众。报界称她是“新疆的梅兰芳”、“维吾尔之花”。当时各报均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次演出时的盛况。戴爱莲、梅兰芳以及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观看了该团的演出,并给予极高评价。该团演出的部分节目,在上海拍摄成大型歌舞电影《天山之歌》。它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灿烂的舞蹈文化。
这些活跃于 20 世纪前半叶的专业歌舞团体的活动,使得中国舞蹈在近现代的发展中获得了颇具时代意义的具体内容。对于中国舞蹈史的传衍而言,它们虽然很难承上启下,但在那段世纪之交风云变幻、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特定历史时期中,自有其特定的历史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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