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绘画

画家辈出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但晋代士族兴起，对当时的文化艺术的发展有了积极作用。土族们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特权，有充分的时间从事艺术创作，所以当时的士族普遍积极参加书画活动。

这个时代的画家有曹丕兴、卫协、戴逵、顾恺之。其中以顾恺之的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大。与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被称为“六朝三杰”。顾恺之是一位早熟画家，二十余岁时作江宁瓦棺寺壁画，居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他不但精于绘画，在理论方面也有贡献。他的作品有《谢安家》、《维摩诘像》、《芦山会图》、《水雁图》《仕女箴图》、《洛神赋图》等。其中以《仕女箴图》和《洛神赋图》为著名。在描绘人物方面，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他的画十分注重刻画人物内心活动表情动态的一致性与复杂性。所以张怀评他的画：“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贵”。

顾恺之被誉为一代宗匠，影响极大，以致陆探微、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周虻昉等大师无不临摹他的画迹。其深远影响直至后世。
南明绘画中，以陆探微、张僧繇等最为著名。陆探微在“骨法用笔”上有突出成就。以“笔迹颈利”见长，他的人物造型是“动与神会”，“秀骨清象”，使人观后懔懔若对神明。张僧繇的绘画“气骨奇伟”，作画时思若涌泉，取资天造，笔才一二，象已应焉。他的作品有《维摩诘象》、《行道天王图》、《吴主格虎图》、《咏梅图》等多种作品传世。张僧繇作画坚韧不懈，日夜挥毫，数十年如一日。他的传世画作对后人广为影响。

石窟壁画艺术

南北朝时期，连年战争。印度的各种佛派在中国宣传与战争残杀对立的“慈爱”、“超度”教义，深得朝野之心。统治阶级为了在战乱中得以喘息，便大力提倡佛教。当时，除了兴建寺院外，还开凿石窟，塑造佛像，绘制壁画，这样，佛教美术——壁画便发展起来。

新疆的吐鲁番、库车、拜城、甘肃的敦煌、天水、永靖以及酒泉、武威等地石窟都有壁画。特别是敦煌的莫高窟，规模宏大，是我国佛教绘画最大的宝库。这些壁画艺术，在中外美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连年战争，寺院相继毁灭，壁画荡然无存，能保留下来的多为不易毁坏的石窟壁画艺术。

现在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总数达六百多个，存有重要壁画的石窟有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吐喇千佛洞和森木塞姆千佛洞等。

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约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属汉魏朝，中期属于西晋南北朝时代，晚期属于隋唐时代。这三个时期壁画内容多以本生故事为主，也有大型连续性的佛传图。在表现手法上，带有汉魏时期古拙粗扩作风，以极粗的线条勾画轮廓，色彩单纯平涂，质朴厚实。库车的库木土喇千佛洞壁画，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在美术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但大部分遭帝国主义者破坏，盗运，所存无几。

敦煌莫高窟，在甘肃敦煌县东南的呜沙山与三危之间。为中国西陲艺术文物大宝藏，是边陲民族文化的前驿。在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上，有民族传统，也有外来影响。壁画在构图、色彩的处理与运用上，增强了善恶果报的气氛。壁画内容多为佛教故事，如太子本生：太子自愿牺牲自己生命来救活一只饿得快死的母老虎和七只小虎。此外还有“鹿王本生”等善恶果报的故事。

在佛与菩萨表现方面，常创造性的加上了转动飘举的锦带和乱坠散花，使形象显得庄重略带活泼，沉寂中产生流动，使人产生丰富多样的感觉。以浓重的色彩分层分面，以推晕方法加强立体感觉。

敦煌艺术既受印度笈多王朝佛教艺术影响，也与犍陀罗（巴基斯坦）的佛教艺术有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吸收外来文化，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经过数代画家长期融会、创造的成果。此后，隋、唐、五代、宋、元代的画工们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不断有新的绘制，反映了当代的现实生活和画家的表现形式。如唐代的唐王艺术形象、服饰，在莫高窟都有生动的绘制。在这些变化中，还可窥见当时贵族与劳动人民的种种生活动态和自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