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绘画的起源



意外的发现

19世纪末,研究古代文化的西班牙学者桑图拉,为了勘察一个阿尔太米拉山洞的古代遗物,从1975年起,整整花了四年时间,竟一无所获。有一天,当他专心发掘地下的时候,在他身边的小女儿玛丽亚突然指着洞顶上惊喊:“牛、那里有牛。”果然,洞顶上和墙上画满了红色、黑色、黄色和暗红的野牛、野猪、野鹿等动物。这些画风格迥异,绘制年代不一。总共有150多个形象,是最近发现的,远在公元前1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大型壁画——《阿尔太米拉石窟壁画》。

另一批石窟壁画发现是在1940年,由法国南部蒙尼亚附近的几个小孩,为了找寻失落山洞的小狗,钻进一个迂回曲折,180米长的山洞通道,发现洞壁、洞顶上画满了红色、黑色、黄色、红色的鹿、牛和奔跑的野马。这就是隐没了12000著名的《拉斯科洞窟壁画》。

以上两处石窟画的偶然发现,轰动了考古科学,轰动了世界。给人类提供了认识自己的重要依据。

史学家们认为,这些画不仅出于无目的“游戏”或是供“娱乐”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愿望。如果这些画为了给人们欣赏的,何以不画在可以展览的宽阔场所呢?而画在偏辟隐秘的山洞通道里呢?这些山洞里没有发现过任何生活上或生产上的遗物。这说明当时人们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一个严肃的迷信目的,是一种祈求狩猎丰收的“仪式”需要。

洞窟壁画

这些洞窟壁画的形象上面,发现有许多是重重叠叠的;这就说明原始人们在每年一度的“仪式”中,在原来画过的地方又重新画上一些动物图象。看来,这些图象在原始人心目中,作为祈求丰收的对象。这就把人和社会生活,人类赖以生存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在法国的一个石洞里曾发现过一块鹿骨头,画上几只鹿在渡河,鱼儿在鹿腹下浮动。原始人之所以画鹿在渡河,就是因为鹿在陆地上奔跑如飞,难以捕获,只有在渡河时才易于猎捕,这幅图画显然表达了人们的愿望。

又如在阿尔太米拉山洞里,画着一头受伤的野牛,由于伤势沉重,四足卧地,难以站立起来,头部下垂,但怒视前方,出尽全力挣扎,表现得充满力量感。从整个野牛形象来看,表现得生动准确,富于野性,只有经常捕猎野牛的猎手,对野牛的习性有深刻敏锐体会,才有可能把野牛刻画得如此传神、逼真。从拉科斯洞中的动物画,幅面巨大,线条粗健,轮廓准确,飞驰神态鲜明有力,这些动物既是人们猎捕活动中凶猛对手,又是赖以生存的食物。既要擒获它们又要赞赏它们,希望自己具有比猎物更勇猛的力量,才能征服自然。

对自身有密切关系的事物,才去注意它,观察它,熟悉它,才有可能把它表现出来。洞窟壁画首先就是这样产生的,即绘画艺术的起源。

古代埃及艺术

古老的埃及金字塔正像中国万里长城一样,可以称得上为世界奇迹。这个建于公元前2650年,位于开罗附近基泽村旁的巨大建筑,是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法老王库福的陵墓。高146米,底边各长230多米,耗费了230万块大石,最重的石块达两吨半,石块的雕凿,磨光和砌合工艺非常精细和严密。古代人类仅凭双手完成这样庞然大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现代人在这
样奇迹面前不能不产生不解之谜。在修建大金字塔时,在这茫茫沙漠之原上,从何处运来230万块巨石呢?重两吨半的巨石如何叠到100多米高度呢?找不到古代文献记录根据,也作不出科学上的可行性分析。尽管“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他听到建筑金字塔的传说:当时法老王库福强迫全民轮流修建金字塔,驱使人们到河对面采运巨石,又如何用木架把巨石吊上去。不管怎么样,可以肯定,修建庞大金字塔是由千百万奴隶通过残酷劳动,付出巨大牺牲建成的。至于假设外星人降临地球帮助完成人力所无法达到的奇迹的说法,作为探索者的推理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金字塔屹立尼罗河温暖的沃土上,标志着只有埃及进步到了阶级社会,才可能动员庞大劳动力完成这项巨大工程,也说埃及这个强大帝国统治者们的精神象征。

“司芬克司”——人面狮身像,坐落在基泽的另一位卡夫利法老的金字塔旁边,这座高二十米的巨大石雕,它的面部本来是按照卡夫利法老容貌塑造的,这是一座法老的纪念像。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侵破坏和长期风雨腐蚀,鼻子已剥落,眉目已模糊,使这座雕像面部产生一种“笑容”,特别当日影西下,风沙弥漫,夜幕昏沉的时候,便产生一种朦胧神秘感,人们称这种情景为“司芬克司的笑容”。“司芬克司”雕像大小不一,许多都被保留下来了。它们象征着法老的化身,把最有权威的君主想象成为人兽合体,它的渊源是原始社会。各部落都以一种兽类作为本族的尊敬“图腾”,因此,以法老的面容结合在狮身上面,便象征着一种更大权威。虽然法老已逝去很久,但仍卧伏在茫茫大漠之上,虎视眈眈面对人民,喻意着法老仍然活着,象征着一种不朽的神权。

公元前两千年前米尔地区留下来的一把牛头琴,琴箱里画着与“人头牛身怪”互相拥抱的人物,还画着为宴会送酒送菜的狮子和狼,以及演奏音乐的熊、驴和鹿。当时画家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和现代童话插图差不多。这种绘画形式是古埃及绘画中煎所未有的。

在伊拉克博物馆中,保存着公元前2300年陕西省卡德王萨尔贡一世的青铜雕像,这位“世界四方之王”雕像塑造得粗狂而骠悍的气概,造型简练逼真,可以与世界任何雕刻杰作比美而绝不逊色。

公元前七世纪,在新巴比伦王国宫墙的著名浮雕《垂死的牝狮》,刻划了一头充满活力的勇猛狮子身中数箭后发出最后哀鸣的形象,体现了“困兽犹斗”的悲剧气氛。鲜明地表现当时为征战、骑射和狩猎而自豪的民族特征。

古希腊雕刻

埃及、西亚与希腊半岛三地隔海相望,因此,希腊必然受到埃及、西亚的文化影响,然而希腊地处欧洲,其文化又有自己的特性和发展渊源。

希腊雕刻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希腊雕刻家对于人体美的发现。一位美术史学家曾说过:“希腊人学会了纯真地看待裸体,不论是在希腊人以前或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这样看待裸体的。”这话不错,当然,希腊人崇尚裸体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由于城邦或异族之间争斗频繁,公民必须负有保卫国家神圣责任。一个强健勇敢的体魄是公民必不可少的素质。要有爱国的精神,必然寓于健全体格之中,因此,斯巴达人对青年身体严格训练,成为后世永远的敬佩。

斯巴达人的迎神游行,可以裸体跳舞,在战斗和竞技时,是完全裸体的。这样才能表现出运动员的勇猛和力量,代表着一个强悍民族的精神。因此,
裸体在希腊人中是一种荣耀,崇尚,提倡的象征。如希腊雕刻名作《结胜利带者》是一位赤身裸体的运动员获奖(丝带)就只好绑在头上。

著名的《掷铁饼者》,是米隆的杰作,运动员的优胜纪念碑。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作为体育运动最好的标志。米隆把掷铁饼者处于运动矛盾的高潮,铁饼即将抛出前瞬间,显得特别含蓄、生动和富于吸引力。这种即将感使观众心理产生紧张悬念,是后世艺术处理运动感的典范。

《拉奥孔》约于1506年左右出土,是希腊雕刻中最有代表性的不朽杰作,给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文艺复兴期巨匠米开朗基罗深深受其启发,德国美学家莱辛还为它写了专著。这件富于故事性雕刻是这样传说的:“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屡遭失败,后受到神的指示,用‘木马计’将战士藏于木马之中,让特洛伊人拉入城中,夜深时战士从木马中出来,打开城门引军进城,取得最后胜利。”可是特洛伊祭司拉奥孔警告国人,不可引马入城。此事被雅典娜女神获悉,以“泄露天机”之罪,派遣巨蟒将拉奥孔父子三人缠死。《拉奥孔》表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的威力和人的愤懑抗争。通过父子三人被巨蟒缠咬仍奋力搏斗情景,引起人们恐惧;被缠的小儿子窒息即将死去,大儿子未被咬伤,似乎能逃脱,从而引起人们畏惧矛盾心理。表现出一种悲剧性的力量。

一位专门管理“美”和“爱”的女神——阿美罗蒂,罗马人称她为维纳斯,在众多的美神雕像中,以《梅罗的维纳斯》为最著名。自从这座雕像出土以来,就产生一直不断的争论,主要是因为她的两条胳膊已经断落,到底原来的动作是怎么样的?经过反复争论和由雕塑家作出假设胳膊复原,也得不到完满结论和自然协调的神态。最后,还是以《断臂美神》给她命名,让人们以自己的想象去给维纳斯安上双臂更为自然。

《维纳斯》以半裸的人体展示于人世,她显得无比优美,健康和充满青春活力,但没有任何柔媚和肉感,沉静中坦荡、崇高而使人感到亲切。在人们面前是一座充满血液的完美人体和对生命自由的向往。

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

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伟大成果,直接地或间接地促进了世界民族先进的反封建文化的发展与胜利。对世界艺术文化史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文艺复兴以来,美术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史无前例的地位。艺术创造已经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迫切需要,体现了他们饱满充沛的精力。在意大利一些先进城区,从当权集团到普通人的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对于美术有着热烈的向往。修建公共建筑物,树立纪念碑,装饰城市大厦,成为国家的重要事务,成为高级行政长官注意的目标。卓越的艺术品的诞生,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许多伟大天才列奥纳多、拉斐尔、米开朗哲罗被同代尊之为神。

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是在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情况下诞生的。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表现了豪迈的乐观主义,对于“人”的引以自豪的信心,人物形象的广泛人民性,不仅表现了资产阶级利益,同时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进步方面。文艺方复兴时期出现了像:乔托·凡·爱克、马萨乔、多纳太罗、波提切利、列奥纳多、拉斐尔、米开朗哲罗、提香、丢勒、古戎等这样一批时代巨人。他们创作中的思想和内容,其广泛性和深刻性是无与伦比的。受到当时高尚的竞赛精神所鼓舞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师们,力图使他们的作品达到登峰造极的完美境地。
波提切利(原名亚力山德罗·菲利柏比,1449—151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早期杰出画家。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在珠宝作坊中学艺,后跟弗拉、菲利普、利比学习绘画。波提切利同罗伦索·美第奇宫廷过往密切,在美第奇宫廷中同那种精致的贵族文化有过密切的接触,并接触到佛罗伦索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以及古代神话和文学中的形象。这些,都是和形成波提切利独特的风格有着密切关系。

《春》和《维纳斯诞生》是波提切利的代表作。《春》这幅画起源于波里齐亚诺的一首诗。画中人物安排在瑰丽的森林风景之间,这个地方有近似金色的树林,果实和花朵蒙上了童话的色彩。中央描绘了维纳斯,右边是头戴花冠的花神,她穿上织有花朵纹样的衣衫,正在撒花。左边,是结成环舞的三美神,整个画面上渗透着幻想与轻愁。波提切利的笔下人物是轻灵的,没有什么分量,他善于利用所擅长的琢磨入微的节奏感,在穿着透明衣舞蹈着的三美神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她们的形体,动作的线条以及服装褶纹贯串着精致的壮丽。《春》是一幅以异教的题材和美丽少女去赞颂人世的欢乐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备了人性的特质。

《维纳斯诞生》虽然没有作空间感的处理,但是并没有予人平极的印象,线条成为波提切利最主要的表现手段,利用使形体具有运动感的琢磨入微的线条节奏,形成形体的体积感,造成深远的幻觉。运用海洋的浅绿色,风神的天蓝色衣服,维纳斯的金发,迎接维纳斯的山林水泽女神的暗红斗篷与白色的衣服的对比,足以证明波提切利是一位用色细腻典雅的色彩大师。

波提切利的《春》、《维纳斯诞生》中,洋溢着青春生命的肉体,美丽娇艳的鲜花,充满人性的形象。使人感到是可亲可切的普通人而不是神。这些,都是对宗教禁欲主义的一种挑战。维纳斯的形象被认为美术史上最优雅的裸体,她显得纤长而柔弱,一双耐人沉思的无邪稚气眼睛,好像一颗珍珠从贝壳中站立起来。波提切利生活在美第奇宫廷圈子里,有机会接触到人文主义者和诗人作家,他的画常常具有一种诗的抒情气质,反映了他的高度文化素养。

一位不顾宗教的禁律的大师,亲手解剖过三十多具尸体,常常彻夜在摇曳的烛光下,面对着切碎的尸体、内脏,探索生命构造的秘密。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绘画巨匠达·芬奇。具有研究艺术人体解剖科学的惊人勤奋精神。在他的笔记中曾自豪地写道:“即使你对这门学科有兴趣,你也可能会被那臭气弄得退避三舍,或许也会害怕在晚间摆弄这些被支解的剥皮尸你可能缺乏耐心而不够勤奋,在这些方面我不曾被贪欲或懒散所阻碍,阻碍我的只是时间不够。”

在达·芬奇身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对宇宙怀有无穷的疑问和不倦的求知精神。这是在千年的宗教封建迷信统治中追求解放的最重要品格。文艺复兴时期传记作家瓦萨利曾这样赞扬他:“上天有时将美丽、优雅、才能赋予一人之身,他之所为,无不超群绝寰,显出他的天才来自上苍而非人间之力,达·芬奇正是如此。他的优雅与伟美无与伦比,他的才智之高超致使一切难题无不应刃而解。”

达·芬奇的一生以绘画成就最为突出,作品众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岩间圣母》、《圣安娜与圣母子》、《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达·芬奇选定了在晚餐时基督说出:“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出卖我了!”这一戏剧性的情节,使每个人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引起
每个门徒的不同性格反应出来的复杂心理变化,画家作出了深刻有力的揭示,在这方面,达·芬奇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在构图和整体处理上,突破了前辈画家安德列·德尔·卡斯德尼奥和基尔兰达的把犹太和使徒分开,把他孤孤单单放在桌子另一边的做法,显然,达·芬奇的构图大大超过他的前辈。

《蒙娜·丽莎》,大约创作于1505年。这幅肖像在社会上出现时,就在同时代人之间得到热烈的推崇。它的声望,竟达到如此轰动的地步。《蒙娜·丽莎》肖像是在发展文艺复兴时代肖像艺术的道路上前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十五世纪许多属于这一类体裁重要作品所望尘莫及的。

蒙娜·丽莎坐在安乐椅上,与高山峻岭的山水相对照,显得形象特别壮丽,在型体的塑造上予人以完全可以触摸得到的感受和圆润概括的轮廓。引人入胜的是蒙娜·丽莎的面孔,她那非同寻常追随观众的一双充满智慧和毅力的目光。她的微笑的涵义,是一种不可捉摸而具有无限深广意境和极度丰满的印象,在精神上达到高度的充实。蒙娜·丽莎若隐若现微笑的形象贯彻着一种诗意,达·芬奇的高度概括水平,使蒙娜·丽莎达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完美形象。

文艺复兴时期,一位大师终身未娶,为艺术事业辛勤劳动了一生,一直到他八十九岁逝世时才停止劳动。这就是文艺复兴最伟大的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用“神圣而痛苦的生涯”来形容米开朗棋罗的一生经历,并把他比作“文艺复兴时期崇高的山峰”。

米开朗琪罗于1475年3月4日生于嘉泼莱斯,卒于罗马。他父亲曾在嘉泼莱斯担任城堡长官之职。年青的米开朗琪罗由于嗜爱艺术,于1488年入基兰达约工作室学习绘画。1489年又进入雕塑家贝尔托尔多·第乔日尼所主持的艺术学校学习。此后,雕塑家多纳太罗和画家乔托及马萨乔的创作给米开朗琪罗很大影响。由于与美第奇宫廷的贵族文化格格不入,转而研究湿壁画等传统艺术,在创作上探索自己的道路。

米开朗琪罗一生创作大量的壁画,显出他天赋的大气磅礴,使他在这一个时代的美术家之间显得十分突出。米开朗琪罗的创作道路,最最鲜明地体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主要路线。事实不仅源于米开朗琪罗的天赋卓越,同时也导源于他的艺术宇宙观与创作方法的特色。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切艺术家注意中心;也正在米开朗琪罗的美术里人文主义理想得到全面、鲜明的表达。人与战士,对米开朗琪罗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概念。

米开朗琪罗于1501年回到佛罗伦萨后,毅然担负起用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制作“大卫”巨像的任务。然而,这块巨大的石头已被前一位承接雕像的雕刻家损坏到不堪收拾的地步。尽管这块石头给雕像带来了不少困难,可是米开朗琪罗仍然出色地完成任务。

米开朗琪罗和他的前辈不同,他塑造了在建立功勋前的大卫。刻画了一位青年漂亮的脸孔,充满愤怒,目光严厉地注视着敌人,用手握紧投石器。雕像人物形象具有排山倒海的性格,英勇行为的崇高感染力在《大卫》内容中占有压倒优势。体现了自由的人具有无穷威力。《大卫》完成后安放在城市自治大厦前面,象征着英勇保卫这个城市,公正地管理好这座城市的号召。

《摩西》,是米开朗琪罗再一次刻画了具有不可摧毁的威力的人的形象。是继《大卫》之后创作进展阶段中的艺术特征。表现摩西看见他的百姓离经叛道,准备摔碎法版。米开朗琪罗创造了惊心动魄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令
人望而生畏的目光,极度夸张的粗壮体格,肌肉组织的紧张,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意志达到高度集中。

《最后的审判》是米开朗琪罗根据圣经上说的:“世界末日来临时,基督要做一次最后的审判,以惩恶扬善”。米开朗琪罗画这幅画,目的就是自己对当时社会的裁判。比如他敬仰的人,如诗人但丁、碧特丽丝等,他们在画中正升向天堂。他痛恨的人,如身挂钥匙的代表罪恶的人则下堕入地狱。这幅约二百平方米的巨画,在绘制过程中就受到不少攻击中伤,认为画面全是裸体,视为“伤风败俗”。下令要米开朗琪罗修改,可是一一遭到拒绝,表现出艺术家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此外,米开朗琪罗创作《垂死的奴隶》,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和人民力量和悲剧性的咏叹调子的融合,代表了伟大巨匠创作开辟一个新阶段。《辰》、《暮》、《昼》雕像中,艺术大师把它作为光明流逝和催人老死的象征。

米开朗琪罗的艺术不仅标志着文艺复兴时代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文艺复兴时代的收场。这位大师几乎长达七十五年的创作道路,包括一个充满翻天覆地的动荡的历史阶段,米开朗琪罗漫长的一生和他的丰富创作,说明他是一位为人类美好理想而斗争的战士!

拉斐尔,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最杰出、最伟大画家之一,尽管他短促的生命只活了三十七岁,但他的成就,应当在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画家的行列中占一席地位。拉斐尔的名字已成为古典艺术的同义词,在他身后产生长达数世纪的影响和获得崇高的声誉。他虽然没有米开朗琪罗的雄伟强健的英雄气概,也没有达·芬奇那样经济宏富,博学深思。但他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特别善于吸收别人之所长。他生活在文艺复兴盛期的佛罗伦萨,受到佛罗伦萨的艺术气氛和新思想所渗透,他全神贯注地研究佛罗伦萨画家们的创作,尤其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创作,学习他们大气磅礴的风格。

拉斐尔二十余岁时,他艺术上的成就使他达到荣誉高峰,当时他已完成代表作《雅典学派》和《西斯廷圣母》。

《雅典学派》是教皇署名室中优秀的壁画,是拉斐尔最辉煌的作品。这幅构图是最雄辩的证明,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代美术中的胜利,标志着人文主义的思想与古希腊罗马古文化的密切联系。拉斐尔把古代思想家与学者们的集会,安排在拥有宽敞拱门跨距的宏伟列厅里。画中人物集中在壮丽的拱门基座附近和中央,人物之间,描绘了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指着天空,亚里斯多德伸手指向地面,这些手势说明了他们学说性质。柏拉图的左边,苏格拉底和听众聚谈着,另外有众多的聚听者。画面人物因人而异刻画得个性丰富,动作富于表现力,壁画造型结构上体现了可以作为《雅典学派》特征的普遍激情高涨的气氛,使整幅画具有一种强烈的纪念碑倾向。

《西斯廷圣母》属于卓著盛誉的世界美术作品之列。在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里,这件作品可能是最深刻、最壮丽地体现了母爱的主题。对拉斐尔来说,这件作品也是独创一格地总结了、综合了他对最感兴趣的主题所进行的多年探索。拉斐尔匠心独运地利用了纪念性祭坛构图的有利条件,当参拜者进入教堂时,立即可以从教堂内部的远景里看到祭坛图上的场面。在塑造形象方面,拉斐尔说过:“我为了创造一个完美女性形象,不得不观察许多美丽的妇女,然后选出那最美丽的一个做我的模特儿”,“由于美的人太少了,
因此在创作时我不得不求助于我头脑中已形成的和我正在搜寻的理想的美的形象。”画中的圣母表现出典范的贤妻良母和温柔的母性;它们来自生活,又是经作者的人文主义的观念和古典审美情趣加以理想化了的形象。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看了《西斯廷圣母》后这样说:“圣母那安定、纯洁、伟大乃至感情,但这种感情已经超越了人间界限,因此它是和平的,常在的。它已经不能打乱内心的平静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中的圣母形象,显示出她具有一种新的重要品质:在精神上和观众建立了强烈的交流,使人感到亲切、靠近,这是圣母形象产生强大感染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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