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官家世使他有一种创作史书的使命感和深厚的史官文化积淀；（2）少年的从师学习及青壮年的游历与仕宦，使他思想系统，视野开阔，知识渊博通达，为《史记》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3）其父的临终嘱托和孔子的榜样作用，激励了其创作使命感和自信心；（4）史官身份及皇家图书的便利；（5）李陵之祸对他生死观和思想感情的改变，使他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感情更加枝猎激愤。
2、简述《史记》创作的目的、体例及主要内容。
《史记》创作的目的，据司马迁自言，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寄托理想、抒发愤懑。
体例：由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组成。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五体之外，互见法和“君子曰”的评论也是《史记》重要的体例，对后世亦有重大影响。
主要内容：《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12本纪主要叙述帝王事迹，10表是各代的历史大事记，8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专史，30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70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的传记。司马迁是以史家的实录精神写作《史记》的，它如实的记录了上古到汉各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人物的生平活动，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暴露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首先表现在对最高统治者帝王丑恶面目的暴露，如刘邦。其次，是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以利相合的丑恶行径及骄奢荒淫揭露批判，如《吕太后本纪》写刘邦死后，吕雉对争立太子的政敌戚姬及赵王如意母子残害。再次，是对酷吏残害无辜的罪行和谀儒的丑态也进行了暴露和谴责，如王温舒、叔孙通和公孙弘是这方面得代表。《史记》还记录了一些“明君”“贤臣”和反抗暴秦的英雄人物的事迹，歌颂了他们的历史贡献和优秀品质。此外，《史记》还描写了一些中下层人物，如振人之急、然诺必诚的朱家、郭解、剧孟，重义轻生、慷慨赴死的聂政、荆轲、专诸、豫让，乃至以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贡献于社会人生者，凡其立身行事情操高尚者，作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由衷赞扬。
3、简论《史记》的艺术成就。体例：由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组成。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五体之外，互见法和“君子曰”的评论也是《史记》重要的体例，对后世亦有重大影响。
主要内容：《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12本纪主要叙述帝王事迹，10表是各代的历史大事记，8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专史，30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70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的传记。司马迁是以史家的实录精神写作《史记》的，它如实的记录了上古到汉各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人物的生平活动，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暴露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首先表现在对最高统治者帝王丑恶面目的暴露，如刘邦。其次，是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以利相合的丑恶行径及骄奢荒淫揭露批判，如《吕太后本纪》写刘邦死后，吕雉对争立太子的政敌戚姬及赵王如意母子残害。再次，是对酷吏残害无辜的罪行和谀儒的丑态也进行了暴露和谴责，如王温舒、叔孙通和公孙弘是这方面得代表。《史记》还记录了一些“明君”“贤臣”和反抗暴秦的英雄人物的事迹，歌颂了他们的历史贡献和优秀品质。此外，《史记》还描写了一些中下层人物，如振人之急、然诺必诚的朱家、郭解、剧孟，重义轻生、慷慨赴死的聂政、荆轲、专诸、豫让，乃至以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贡献于社会人生者，凡其立身行事情操高尚者，作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由衷赞扬。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4、《史记》与《汉书》在写作上有何不同？
（1）司马迁是私修史书，思想开阔，站在人性、民主性立场上审视社会历史，敢于大胆批评汉高祖的凶残和汉武帝的专制独裁；班固是奉旨修书，受儒家思想和神学迷信的影响较深，往往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2）体例上有所不同，《汉书》将《史记》的五体体例改变为四体，改“书”为“志”，并“世家”入“传”。（3）与《史记》相比，《汉书》更具有学术性，更注重整体、大节，重视给学者立传，注重考察学术源流和收录经世之文，纠正了司马迁的一些偏颇之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公允。（4）《汉书》具有学者之文的特点，叙事简练整饬，详赡严密，雍容典雅，语言简洁规范，辞赡韵远，不像《史记》那么骀荡疏宕，生动鲜明，感情浓烈，气势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