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文简介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辞赋领域中抒情的小赋取代了体物的大赋。但是,对于上述悲凉慷慨、深厚浓重的感情,不要说体物的大赋,就是抒情小赋也不能承担恰当地表现它的任务。因为,抒情小赋所创造的也是由铺陈、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凉的感情则要求在表现上的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可以说,没有一篇抒情小赋是能具有慷慨悲凉之气的。因而,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人们在谈到建安诗歌的时候,常常称誉“建安风骨”。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当然,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建安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上表现的上述特色。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力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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