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诗文简介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２４０—２４９），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２６５）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人所公认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说过，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始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鄙弃礼法。正始年间曾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军，二次均以病免归。司马懿执政，召为其太傅府从事中郎，以后相继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做过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称之为“阮步兵”。阮籍年轻时“有济世之志”（《晋书》本传），自视很高，世人对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马懿请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种借招纳名流以扩大自己声望的手段。但随着司马氏篡权图谋的显露，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只能放弃了往日的雄心。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对司马氏集团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不仅不能公开反对，而且身为司马家的幕僚，被卷入政治漩涡而无法摆脱。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违心之事，多少维护了个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导致杀身之祸。但这对英锐高傲、思想警敏、个性强烈的阮籍来说，实在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只是，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蔽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蕴隐约。所以钟嵘《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不过，尽管《咏怀诗》所牵涉的具体的人物事件已无法探求，但并不是说这些诗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许多篇，虽是从现实感受出发，却又往往超脱具体事实，推广为人生的根本问题，诗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发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体味。
首先，《咏怀诗》中显然有一部分忧愤伤时之作。如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前人多以为此诗暗喻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正直之士难以自保的忧患，大约是不错的。此外，凭吊战国魏都遗址的第三十一首，诗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云云，表面是怀古，真意却在于讽今。
还有一些诗，表现了作者不甘碌碌无闻，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如第三十九首“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云云，流露出同建安文学一样的慷慨激昂之气。只是这一类作品在《咏怀诗》中为数甚少。
《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
在这方面，同《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一样，《咏怀诗》中也反复发出诸如“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之类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不过，在《古诗十九首》中，追求现世的享乐，追求友谊和爱情，被当作解脱途径来歌咏；在建安诗歌中，追求不朽的功业，被视为有限生命的延续。换言之，阮籍以前的诗歌，是把自然规律视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脱的道路。而阮籍则不同。他虽然也看到自然规律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社会力量对人生的压迫。
在《咏怀诗》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脱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追逐富贵使人倾轧相争，以至覆灭；“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名和利一样，使人丧失自我，丧失本性，虚幻无价值。建功立业，确实是阮籍所向往的，但这并不是个人可以随意选择的道路。“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遇与不遇，为命运的偶然所决定，生活在不幸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家庭、朋友之情诚然是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随时可以夺走它们，愈加唤起人生的悲哀：“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而且，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伪、怨毒、猜疑、背弃：“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中虽多种写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但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作者并没有把它当作真实的追求。甚至，即使能长生，在这样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
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还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的描绘：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这里指出，人生由于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因而是极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会。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的智慧也不足应付。因而人的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的一切危险，另一种力量也必将使你毁灭，那就是死亡。
我们应当注意到，阮籍虽然厌恶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但他并不是从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权的一边来反对他们。如果说司马氏夺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虚伪而卑劣的，那么过去曹丕登上皇帝宝座，还不是用了同样的手段？作为哲学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具有广阔历史意义的悲哀。所以，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咏怀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第一首就表现了这种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这一片冷漠枯索的气氛中，主人公独处空堂，徘徊忧思。这里所描摹的并非实有的场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的事件，而只是借诗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除了这一首外，还有好几首类似的诗篇。如第十七首，写遥望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唯见失群的鸟兽惊惶奔飞，效果十分强烈。这种从生命本质意义上提出的孤独感是过去诗歌中从未有过的。
阮籍是特定时代中的悲剧人物。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促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诚的道德、自由的生活，却并不给这种追求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阮籍的追求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确实，从未有人像他那样把人生描绘得如此沉闷、孤独、阴冷，但这并不纯然是消极的东西。它比前人的文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压迫人性的本质。而且，人们从《咏怀诗》中，同时也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完美的期望和执着的爱恋。它对生命的哀叹，也是对生命的歌颂。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咏怀诗》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此以前，诗歌的主体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其内涵通常是比较单纯的，所表现的大多是具体的问题。阮籍则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学观照方式引入诗歌中来，同时巧妙地将它与一系列艺术形象相结合，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在表现手段上，它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去反复体味，反复思索。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阮旨遥深”。可以说，到了《咏怀诗》，中国古代抒情诗明显变得厚重了。《咏怀诗》的感情也极为真诚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诗品》说它“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这种以组诗方式来抒发心理深层的情绪的形式，也为后人所重视。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是从这一路发展而来的。
阮籍的散文，以《大人先生传》最著名。文中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述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揭露封建礼法的虚伪的本质。文章认为，上古社会原是自然淳朴的，自从有了君臣，才有了欺诈和残害的行为。那些统治者制订礼法来束缚老百姓，诳骗愚拙的人们，于是强者横行无忌，弱者只能劳苦困顿地受人奴役。统治者借了廉洁的名义实现贪心，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搜尽天下财物，填塞自己的无穷之欲。这些议论显得十分尖锐而透彻。文中还辛辣地讽刺世上所谓礼法君子：
世人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而目前检，言欲为而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这是说君子们谨慎庄重，博得美誉，其实不过是为了图个高官厚禄。后面接着说，他们自以为这样就找到了安全富足的藏身之地，其实不过像虱子钻在裤子缝里。一旦大火烧了城郭房舍，延及裤子，虱子还能逃到哪里去？这些尖刻的语言，喷泄了对于伪善者的痛恶。
不过，尽管《大人先生传》等文章有着尖锐激烈的一面，但作为作者人生理想之化身的“大人先生”，却是一个魁然独存，超世绝群，飘飖乎天地四极，与造化相推移的神人。也就是说，作者对周围切近的矛盾冲突，仍然采取隔远和逃离的态度。因为，他对于自己所厌恶的现实社会，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幻想中追求绝对的自由。
魏晋是散文进一步骈化的时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铺排之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之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偶句的句末，大多用韵，易于口育。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
他崇尚老庄，性格高傲刚直，不抱礼法。又受道教影响，喜谈服食养生之事。通音乐，善奏琴。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有《嵇中散集》，又鲁迅辑校之《嵇康集》。嵇康与阮籍是好友，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处，但性格为人、处世态度、颇有不同。嵇康娶魏宗室之女，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比阮籍更为密切；对司马氏的阴谋、他的反对也更为明白激烈。所以当正始末司马懿执政之后，他就脱离政坛，不像阮籍那样，仍虚与斡旋，以求自保。并且，他也不能像阮籍那样，借哲学的观照与思考，隔远了现实中的矛盾与痛苦。以他的社会联系、政治态度以及刚傲的性格，自然难以为司马氏所容，所以终究被构陷杀害。传说他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宽赦他，并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所享声望之高。
嵇康是魏晋之际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其特点，一是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说理缜密而透彻。主要作品有《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等。其中《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逻辑严密，辨析细致的论文，颇为难能可贵。不过，从文学意义上说，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为重要。
山巨源即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为知交，后投靠司马氏。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以免遭到危险。嵇康作此书断然拒绝，并宣布与之绝交，表示自己决不屈节妥协。当然，他不能公然从政治上表示对立。信中陈述自己不能就职的理由，是推崇老庄，任真纵放，无法忍受礼法的羁勒和俗务的纠缠。借这种表白，显示出桀傲不驯的态度。他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个性和志趣，提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又譬喻说：“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享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种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在自我表白的同时，作者还辛辣地讽刺挖苦山涛和整个司马氏政治集团。他说山涛：“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又描摹官场景象：“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尖锐地斥责了山涛及其他依附司马氏的人们毫无操守、投机多变。更有甚者，他还宜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是讥刺司马氏为了篡权而制造礼教根据。据说司马昭读了这几句话，对嵇康很痛恨。嵇康最终被杀，与此有直接关系。
总之，这篇书信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格。虽非正面立论，却毫无闪烁含糊之辞，放言无惮，辞锋犀利，风调峻切。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嵇康的诗歌成就虽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构陷入狱时，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赠秀才从军》更是激昂有气之作，第九、第十四两篇尤其受人喜爱：
良马既闭，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组诗原是嵇康为了送哥哥嵇喜从军而写的，但诗中借想象嵇喜从军后的生活，实际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写得何等有生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又是那样潇洒脱俗，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远的情怀。所谓“魏晋风度”，于此生动可见。
“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人，都很少有作品流传，只有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比较有名。《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风气。《思旧赋》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吕安的抒情短赋。全篇总共不足二百字，几乎刚开头就结束了。但从这种欲言而难语的文章体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气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当日政治的黑暗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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