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一
能够参加这样的盛会，和电影界的同志们接触，我觉得很荣幸。我和电影界的交往，第一次是和我敬重的艺术家水华同志合作，根据我的小说《月食》改编的影片《蓝色的花》（暂定名）。第二次是峨眉厂根据我另一篇小说《空谷幽兰》改编成的影片《琴思》。第三次，是长影厂目前正在改编拍摄的《花园街五号》。虽然有过三次合作的经验，但对于电影，基本上是个门外汉。所以，只能从写小说的角度，谈谈改革题材的作品，和文学与电影的关系。
大概任何一位作家——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会被更多的读者接受。电影是被千万双眼睛注视的，银幕常常萦系着亿万颗心。作为媒介手段来说，电影艺术也许是波及面最广，最深入的艺术品种之一。所以，对于作家来讲，电影是个非常迷人的世界，是个非常有色彩的世界，也是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世界。差不多我熟识的许多作家，都和电影有着或浅或深的因缘。
然而，也存在着“触电”说，似乎电影碰不得，一碰就会触电，轻则打一下，重则毙命。还有一种“陷阱”说，一掉进去，没完没了，难以脱身。这些论点，有其部份的正确性，但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形象化的夸张。我在三次交往中感触较深的一点，象蛛网似束缚住作者手脚乃至思想的，倒是迫使文学就范于电影特有的、必要的规律和不必要的规律，以及根本谈不上规律的框框、习惯，某些人的脾胃等等，使之望而却步。
可是，反映我们正在变革中的伟大时代，迅速地、准确地去塑造带有时代精神的改革者形象，成为电影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奋斗目标。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纷纷被改编搬上银幕，这正是证明这两支队伍，把创作的主要力量开始聚集于新的领域，为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同步文学和电影而努力。
同步，顾名思义，就是与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时代同一步伐前进。
同步，也就是使我们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视觉形象的作品）近距离地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
同步，具体到今天来讲，应该把重点放在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这场伟大的变革上来。应该把视线投注于致力改变中华面貌的改革者身上。应该把笔、把摄影机对准更广阔浩瀚，更气象万千的现实世界，由于改革而牵动了的整个神州大地。
因此，我认为笼统地称之为改革题材，至少有三点不够贴切吻合的地方，而会带来一些弊病。一、因为已经有了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以及青年题材、婚姻恋爱题材、家庭伦理道德题材等等提法，而且类目的区分，有愈来愈细的趋势。因此，把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映我们这场伟大变革的作品，和上面所举出的各类题材相提并论，处于同等的地位，实际上会起到削弱和低估以改革为主体的同步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积极作用。二、改革已
经浸透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一些偏僻闭塞的角落，也吹进了改革的春天气息。无论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都不可免地要写到这场改革，以及与改革有关的内容。如果单列改革题材，有可能陷入就改革写改革，而与生动丰富，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割裂，走单打一的路，导致简单化、模式化。三、社会生活的多元结构和无法分割的相互关联，作为社会生活的个体，反映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必然呈现的多层次和多侧面的复杂性、多样化，已经注定了单纯的某一题材的说法的不完整性。而题材的相互跨越现象，将越来越普遍。这也有助于作家广开思路、扩大生活面。任何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文学作品，都很难用某种题材的框框来套住的。
艺术，同步反映时代，从宏观的角度看，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必然的历史现象。试以唐代诗歌的发展为例，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纷陈杂出的诗人，他们的诗作，无一不反映出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色。更进一步，具体到一位诗人的早期、中期、晚期作品，也不难从诗行间，找到具体年代的风云变幻。
从文学发展史的观点看，原始文学是从古老的神话发轫，随后是宇宙洪荒的传说，一直到家族、始祖的似史非史的文学记载，这样在漫长岁月中发展而来。虽然，作品产生的年代湮没无考，但是，大抵上可以估计作品描写的时代与作者所处的时代，保持着一个相当遥远的距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类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愈来愈复杂深刻，视野的开阔，信息手段的发达，因此，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时代，和作者所生活的时代，也益发地接近，乃至于同步了。
同步，若是作机械的、片面的理解，认为只有今天的作品写今天发生的事情，才算得上同步的话，那是很不准确的。而且也是一些同志借以不赞成作品反映时代，反映我们正在进行中这场伟大变革的一种遁辞。所谓同步，除了具体在作品中反映时代的生活气息外，也是对于从事社会主义文学或电影的工作者，如何使自己的思想与时代保持同步的问题。
接触时代，深入生活，掌握时代脉搏，获得生活中各种信息，正是时代对于文学或电影工作者的要求。如果我们缺乏对于改革的热情，缺乏去探求追索生活的勇气，缺乏对那些在改变我国面貌的创业者、改革者、建设者的讴歌、呐喊的积极性，缺乏对阻挠这场改革的习惯势力、保守思想、以及各式各样的障碍困难的憎恶，那么，显然无法在作品中来反映这场伟大的改革。大概也就只能发思古之幽情，去描写什么故园旧事，往昔悲欢；要不，以胸臆间的自我，随便敷衍，在浅浅的、淡淡的背景上，去写男女恋情，鸳鸯蝴蝶；或者，武斗开打，刀光剑影，一直到妖魔鬼怪，神仙志异。当然，作为文学或者电影这块地盘其幅围是相当宽阔的，应该而且也需要一些主流以外，或者说是非主流的作品，存在于这园地之中，构成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只有一种样式，舍此以外，概不许生存的枯零凋落的景象，象八出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情况，无论怎样说，也是极不正常的。但是，如果在作品中，在银幕上，充斥着远离生活，背对现实，与时代绝缘，无视人民心声的非主流作品和影片，实际上，应该认为是文学和电影工作者对于时代的失职。
文学史上就有过这样的空白期和中断现象，非是那个时期不曾有过作家，而主要因为那个时期的作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罢了。电影的历史虽短，但我们确实从那些大师们的杰作中，看到了三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看到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及近几十年来时代变化的深刻记录。作为一个电影观众，不能不为我们近年来较少出现波澜壮阔的史诗式影片，足以在更浩大的背景上，深刻反映我们所走过来的革命道路的崎岖曲折，艰难险阻，而感到遗憾。
二
为什么要努力与时代同步？
第一：时代的需要。
现在很难预料，当若干年以后，也许是一百届的“百花奖”和“金鸡奖”又同期在这里举行的时候，那时的观众，也就是距离我们一百年以后的人们，他们要是想通过电影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以及亿万群众，是怎样继往开来，通过伟大的改革而使祖国走向康庄大道的？是怎样勇于探索，敢于创造，披荆斩棘，奋勇斗争而在历史上留下光辉业绩的？我想，若是通过现在这些小男小女，小故事，小爱情，小悲欢，小插曲式的影片，和影片中那些齿白唇红，油头粉面的主人公，决不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历史真实的印象。
而要获得一个完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从事改革，重任在肩的创业者、革新者的概念，恐怕还是要从反映时代精神，反映生活主流，反映那些做出辛勤努力，付出巨大代价，经过艰难奋斗，百折不挠，奋勇直前，因而推动历史进程的一代新人的作品或影片中，获得正确的认识。
当然，不可否认，写新人，写正在成长和发展中的新人，其难度要大于写我们已熟知了许多年的旧人物、小人物、历史人物。因为这些刚从地平线上萌发出来的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是处于不停的变动状态之中，尤其在孕育、萌发、新生过程期间，这种变动又呈现非常剧烈的态势。这就增加认识的难度。所以，同步反映时代的作品或影片，最初阶段难免会出现一些观察失真，判断不准，思考欠深，以及艺术上的仓促粗糙现象。这也正是目前一些沉湎于创作往事故旧、才子佳人、平凡琐事、自我扩张等作品或影片的作家、编导，用以诟病其他人为反映时代所作出的努力，而表示看不起或不屑为之的口实。其实，写今天远较写昨天为难，写静态则比写动态，怎么讲也是容易得多。要是我们试着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那些往事故旧类的作品和影片，被一些对过去不很熟悉，不甚了解的读者和观众喜欢，尤其被洋人欣赏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在霎时间有耳目一新的效果罢了。至于那些新才子佳人式的作品、影片，细细考较一下，也未必有超出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的高明之处。而那些着重表现自我、名曰创新的作品和影片，虽然花里胡哨，摆出一副足以吓死人的面孔，但遗憾的是，在这张面孔的背后，常能看到从洋作品、洋电影里借鉴得未免太过份的痕迹。因此，这些作者、编导嘲笑近年来出现的，写改革，写现实，写时代的作品和影片为“速朽”的东西，而只有他们的作品和影片才是传世的不朽之作，其实，说穿了，也不过讨得几分便宜罢了！
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和编导，还是应该知难而进，去反映我们这个巨大转变，开创未来生活进程的时代。每个大时代，都会产生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产生属于那个时代的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大师。米开朗琪罗、芬奇、拉斐尔，被称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而鲁迅的名字，又和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连在一起。
如果我们回顾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兴起的新时期文学，它的成就，所以远远超过前十年和前十七年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这些文学作品最充分地展现了我们的时代，由于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所以才得以达到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
第二：人民的需要。
人民是创造历史，也是创造生活的主人公，他们在为这个壮丽的事业贡献力量。因此，他们有权利要求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创造者的形象，在书籍、银幕、电视剧中出现。
有一份文学报刊，曾经在几个图书馆作过读者抽样调查，一些反映现实生活，以写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还是相当受欢迎的。同样，我们还可举出好几部小说的例子，特别经过电影、电视剧的改编，经过电台的连续广播，读者和观众累计在一起，数以亿计。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群众关心和注意？除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以外，还应该看到，人们总是愿意在文学艺术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周围的人，看到自己的这个时代。
所以说，写现实生活，与时代同步，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
文学艺术，实际上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份。过份强调它的功能，或者过份贬低它的功能，都是不正确的。然而，它总是要起到它能起到的作用的。尤其是社会主义文学，它还有除了消遣以外的更积极的、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的社会功能。所以社会主义文学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就表现在这里。
近两年，我有机会接触一些正在从事改革大业的各种类型的人物，虽然他们职务不同，身份不一，文化水平，以及兴趣爱好，都很不一致。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文学艺术寄予厚望，甚至强烈地要求作家，艺术家为他们所开创的事业助一臂之力。我写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力主改革的同志们的鼓励。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才干和魄力，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经受的磨难和挫折，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所碰到的强大的阻力，都使得我感到责无旁贷地应该在作品中为他们呐喊、鼓吹，通过作品，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这场伟大的改革。
列宁在论述托尔斯泰的时候，曾经把文学艺术，喻为时代的一面镜子。那么，改革已经成为目前生活进程主流的时候，从事改革大业的上上下下的亿万人民，成为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脊梁骨。作为时代一面镜子的我们，把主要的力量，投入到反映改革主流，表现这一代从事改革的新人的创作高潮中来，大概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里，也还是要注意到文学艺术的多样化。用生态平衡这个科学术语，来形容文学和电影这块园地，保持各种品类的艺术样式的生存和发展，才能构成百花齐放，繁荣昌盛的局面，似乎是准确的。因此，所有的作品和电影，都在写改革，当然不可能，而且也决不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在银幕上，毫无时代气息，不见改革踪影，回避生活矛盾，作家和艺术家们在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对从事社会主义文学和电影的人来讲，那才是真正的反常现象咧！
三
努力同步反映时代，还在于作家、艺术家冲破距离论限制的勇气。
在创作和创作中所要表现的时代，保持着一段相对的时间距离，应该承
认，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现象。这和从宏观角度看待所有现实主义作品，总是与时代同步的论点并不矛盾。《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走向衰败没落时代的长篇巨著。作者曹雪芹也是在碌碌半生以后，再回过头去写的。《战争与和平》里所着力描写的俄法战争，拿破仑和库图佐夫的决战，距离托尔斯泰写作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所以产生距离论的说法，主要因为：
一、复杂纷纭的生活现象，有如万花筒似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使得作者常常不容易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且逼近了看，往往达不到高瞻远瞩，通观全局的效果。
二、正在剧烈变革的生活本身，存在着一个不断地否定和不断地肯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必须等到这个过程基本终结，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时间是最好的澄清剂。三、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由感性而理性，由初级而高级，也需要一段时间——那怕是很短的距离。
但是，距离论是可以冲破的。它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有人认为，似乎篇幅较短的作品，能够在这方面取得突破，而长篇小说，工程浩大的电影，属于重型武器一类，要想冲破距离论，达到与时代同步，难度是相当大的。然而，近年来，恰恰是长篇小说起到了率先作用，从《沉重的翅膀》起，到我写的《花园街五号》，以及《男人的风格》、《彩虹坪》、《故土》、《跋涉者》等等作品，其注意力的焦点，是对准着正在变革中的时代的。尽管这些长篇小说被高明者贬之为“速朽文学”，然而它们被千百万人阅读，并且起到了一点微薄的作用，即使“速朽”，也很值得的了。
由此证明，距离论是可以冲破的。
一、生活节奏在加快着，一切变化都呈现出快速进行的状态，这就容易被作者加以掌握。封建社会长达千年，它的变化是以水滴石穿的状态，在漫长的时间里，以极其缓慢的方式进行，所以那个时代的作者要想认识社会，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差距。进入技术革命的今天，变化的周期愈来愈短促，变化的状态愈来愈清晰，作者认识社会熟悉生活的能力大大增强了。
二、借以去识别、判断、分析、理解现实生活的各种信息手段，也较以往任何时代来得丰富、多样、迅速、全面。视野在扩大着，空间在缩小着。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无异给作者装上了翅膀，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里自由飞翔。所以，实际上也在为作者站得高一点、远一点地观察生活，准备了条件，从而事实上起到缩短距离的作用。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已被愈来愈多的有见识的作家、艺术家所掌握。所以，对于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对于各类矛盾的根本原因，对于复杂繁乱的生活现象的本质所在，对于人情世态、社会心理的剖析，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探究，能够运用犀利的武器，游刃有余去解释作者所面临的一切难题，这也为缩短距离创造了条件。
尽管如此，同步反映时代的作品，还是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譬如对生活的判断不准；譬如针砭时弊，可能触怒某些神经过敏的同志；譬如由于艺术上的匆忙，导致作品的粗糙，影响作品的生命力等等。但是，作者的艺术良心，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感情联系，虽有这些产生失误的可能，也决不会因此而裹足不前。近年来，许多作家、编导在同步反映时代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表明了这些同志的艺术家式的勇气、胆识和力量。
我想：作家、编导们的这种勇气、胆识和力量，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生
活，来自人民。只要真实地、准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只要和亿万人民的心律同步跳动，那么，作家也好，作品也好，都会受到欢迎。尤其当作品充分表现了时代精神，把握住时代的本质现象，刻画出属于这个时代画廊里的人物形象，透露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生活气息，无论怎样贬抑，也将附着于这个时代而长久地留存下去。
四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以改革——更贴切地说，应是以现实生活主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样，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影片。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部份以改革为主体的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而这类题材的电影，几乎全部是从文学、戏剧，或其他艺术门类中移植来的。这就不能不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概念，即电影部门的创作力量，倘不是游离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生活以外，那么就是集中精力去创作进入世界影坛的精品和上乘之作了。
这无论如何不能视作为正常的现象。
电影终究还是电影，它有属于它自身特定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表现能力，有其它艺术门类所不能达到的独特的魅力。如果有谁尝试把卓别林的喜剧影片，变成文字，成为一篇小说，印在纸上，可以肯定，阅读的效果永远达不到影片那样强烈。而有的文学作品，大概也只能在书面上给人提供艺术享受，一旦纳入视听艺术范围，无论改编者怎样尽心尽力，那些属于文学作品所特有的震撼读者心灵的力量，是无法在银幕上体现出来的。
因此，从电影终究还是电影这句话引伸出去，那么文学作品终究还是文学作品。这两者有其共同的地方，但也有其不同的地方。这正是许多编导从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而未能获得很大成功的原因所在。
从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必然是一条重要的途经。但是，作为一个写作小说的作者来说，感到不很满足的地方，便是很多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片，并没有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兼美效果。相反，有些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夸张一点说，甚至大部份这类影片，至少在搬上银幕以后，原作的文学味，如果不是丧失殆尽的话，也所剩无几了。
当然，文学作品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而电影则必须在一个半小时或稍多一点的时间放映完毕。文学作品看不明白，可以翻回去再从头阅读，电影就必须在几十分钟内，一贯到底，让观众很快明白。文学作品对读者有选择性，而电影观众是比较混杂的群体，因此，对象不同，叙述方法要照顾各个方面的欣赏习惯。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其他属于电影在改编文学作品时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少改编成功的影片。中国有，外国就更多了。许多文学名著一次，两次，甚至多次搬上银幕。这就证明改编文学作品，并非畏途。但是，如果把改编，仅仅理解为用电影手段来肢解文学作品，理解为匠人工艺式的拆卸组装，而不是再度创作的话，这种手到擒来的改编，十之八九是不大可能获得成功的。
一部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尤其在获得较佳反响的同时，马上会有许多电影厂前来洽谈改编，这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是作品一旦变为商品，便有可能货不曾卖与识货者，偏偏卖给了捷足先登者，高价收购者的情况。因此有条件改好导好的编导失去机会，而抢到手的编导只得勉力从事，自然不可能改
编得十分成功。所以提倡创作风格比较近似的编导与文学作者加强交流，建立友谊，应该是当务之急。
目前，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改编应当是一次再创作。而编导对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常常是不熟悉，或不甚熟悉，而当接手改编时，编导除了浮光掠影式地体验生活外，不可能长时间地深入到原作所提供的生活基地。因而，无法在原作以外，使改编本获得丰富、深化、提高、创新的可能。所以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做文章，这样，必然会落个不会超越原作的结果。二、由于编导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上，所知并不超过原作者，这样，在改编中，更多的是依据电影手段，而不是按照生活自身的规律。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文学作品削足适履地纳入规范化了的电影技巧，技法，技术的框框里去。于是，文学作品所特有的风格，韵味，色彩，魅力，就不幸被阉割了。三、而从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本来，首要的一点，应该保持原作的文学性。可能因为中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商业化、市民气的影响。旧时代从影人员文化水平较低，电影与文学的关系隔阂。这些弊病随着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已经逐步改善。但是，应该看到，一些编导在改编文学作品中，只注意故事情节，只注意票房价值，而不注重影片的文学价值，更不追求在影片中表现这种文学性。所以，看了这样的影片之后，再回顾读过的文学原作，大有一条活生生的、充满新鲜气息的鱼，给腌制成咸鱼那样令人扫兴和失望。
当然，随着电影、文学两支队伍的交流，可以展望，这种把鲜鱼腌成咸鱼的现象，会逐渐少起来的。而且，不会很久，当影片的文学素养愈来愈高的时候，象白石老人画的虾，远比自然界的虾来得更真实，更动人那样，一定会出现改编出具有中国文学风格的影片，步入世界影坛，这大概是可以预期的了。
最后，话题回到开头的改革上来。确实，改革之风已经吹遍祖国大地，在文学、电影同步反映这场改革的同时，文学和电影自身的改革，也摆在我们面前了。
回顾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仅就小说样式的变化来讲，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快出现了短篇小说的繁荣。随后不久，中篇小说的崛起，正表明了适应了时代与社会的需求。这些中篇小说大大丰富了电影改编的天地。近年来，长篇小说又有了新的进展。如果总结一下，至少有点经验足资借鉴，一、便是顺时应势地进行改革，满足广大群众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力求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二、也许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努力去创作具有中国气派，或者说有我们自己风格的文学作品。正如电影界个别人一张嘴爱森斯坦如何如何，新浪潮派如何如何，一定要找个洋保护伞一样，有些文学作者也在师承或者生搬硬套外国名家。但是，更多的文学作者，还是在努力地追寻探索，走我们中国文学自己的路。
电影当然是要改革的，毫无疑问，这改革的趋势，也一定是走中国电影自己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作者，我当然希望未来的中国电影，能够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学特色，这也许和我们具有五千年古国文明，和正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度更相称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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