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丹
关于廖仲恺早年追随孙中山，后来被人暗杀，我是在看书时留下印象的，其它就一概茫然。如何能立即投入创作呢？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摄影师沈西林、美工师葛师承等到了珠影厂。《廖仲恺》摄制组成立后，职演员共计一百多人。是电影创作生产中少见的大组。作为导演，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组织各创作部门围绕导演意图，发挥有机作用。
实际上，我自己也经历着茫然、困惑、后来恍然的过程。电影文学剧本中提供的一个个人物形象，一桩桩历史事件，在我的总构思中逐渐翻腾，慢慢地才形成了廖仲恺等历史人物所经历的二十年代的动荡时局的总体构思。
影片的风格样式
我研究了与廖仲恺有关的历史资料听了史学专家对二十年代国民革命的情况介绍，又对廖仲恺亲属进行了采访后，根据电影文学剧本的结构取材，我觉得仍然用文献性革命历史故事片处理《廖仲恺》比较合适。为什么要“仍然”呢？因为拍摄《南昌起义》时，我就决定以文献性革命历史片作为影片样式。在《廖仲恺》的导演处理手法上，当然要在《南昌起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文献性的价值
文献性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廖仲恺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地。原历史，影片取材于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五年间三年多一点时间。这段时间，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各派政治力量错综复杂，事件多，头绪多。廖仲恺就是生活斗争在多变的事件发展中。如陈炯明叛变；两次东渡日本找苏俄代表；欢迎孙中山回广州；国民党一大胜利召开；支援省港大罢工等等；这些事件，都是廖仲恺亲身经历的。他的喜怒袁乐的感情变化总是随着时局与事件的变化而有所差异。所以，在银幕上再现历史事件，是有助于廖仲恺爱国主义精神的再现的，拍摄这些史诗式的大场面，相当困难。别说广州市找不到当年的那种街道。就是整个广东省里，也不容易找到。花了很多功夫，在赤坎和开屏找到两三条老街有基础加工成二十年代的广州某条街道。所以，所有大场面的拍摄，少量在广州市拍摄，大部分只能在这两个地方，经过美工加工拍成影片。当那些集中在一起拍摄的群众场面放映时，受到不少非议，认为“像记录片”。我听了像记录片三个字，心里暗自高兴：我所追求的银幕效果信息已经传达给观众了。这样能感人吗？那别急，人物思想感情的细腻活动与生动的细节描写交织成艺术整体的时候，自然会感人。很难设想没有此起彼伏、此伏彼起、接踵而到的斗争生活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廖仲恺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誓为革命献身的崇高品德能够烘托出来；廖仲恺敢于投身改造旧世界的宏伟气魄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我们对于民众活动大场面的设想，是经过严谨构思的。比如一九二四年十月，孙中山应冯玉祥将军邀请北上时，广州江边码头送行，一声长长的汽笛鸣叫的画面特写，就偏于过渡的灰色基调，紧接着是数以万计的民众悼念孙先生逝世的画面，我要求的是单色彩的处理。而从悼念的民众场面转切入浩浩荡荡的罢工游行队伍场面时，我要求是用彩色底片拍成后用黑白正片印出。这样，三个大的场景转换，时间一年，结合旁白介绍，一气呵成。又有色彩的过渡、区别时间感和空间距离。这些大的民众场面中，虽然看不见廖仲恺的面庞，但是都有廖仲恺的行动意志贯串着，大场面与人物情绪始终是休戚相关的。
庆祝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时的民众场面，我要求的则是与情绪发展相适应的彩色处理，从而使剧情发展更生气勃勃，形成高潮。
对以上民众大场面的设想，既要严谨，又要避免布置的痕迹。使观众始终顺着剧情变化同呼吸、共命运。否则，也会削弱大场面的纪实性的价值。
着重刻画人物置身于重大历史事件过程中的精神面貌。在陈炯明叛变后，严刑拷打廖仲恺，但是廖仲恺宁死不屈。在构思过程中，我一直希望银幕上出现的廖仲恺不仅是一个活着的革命家，更是一个活着的普通人。所以，在分镜头时，加了他在牢房的墙上向夫人刻诗告别的内容。这些创作灵感，实际来源于对《廖仲恺、何香凝诗词手迹》的琢磨。诗里行间，字字珠玑，闪灼着这对革命夫妻的崇高爱情生活和透明圣洁的心灵。诗人的情怀，更丰富了夫妻恩爱的色彩。
这里仅仅设计了极简练的三个镜头：
1.中近一近、推牢房
廖仲恺在墙上刻诗
加旁白：“面对死亡的威胁，廖仲恺留诗向夫人何香凝告别。”
2.近廖仲恺看诗
心声：“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3.近墙上刻下的诗
心声：“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这三个表达廖仲恺以身殉国坚定信心和对何香凝无限崇敬和信赖的镜头，恰恰又是在陈炯明叛变的过程中展现的，因此，更能渲染人物情绪、更能烘托廖仲恺的高尚品格。
人各有貌，人各有神，人各有志。在《廖仲恺》影片中人物众多，同一事件的发生，不同的人就各有反映。陈炯明叛变给廖仲恺的反响是“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何香凝千方百计救出廖仲恺，冒着被陈炯明砍成肉酱也不怕的拼死决心闯上白云山，怒斥陈炯明，逼着他写条子放廖仲恺。孙中山是醒悟到，国民党要新生，要吸收新鲜血液。胡汉民则是不能一切都听共产党的。剧本所提供的各个人物的思想态度，十分鲜明。这就为我们再现历史人物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人物性格必须在矛盾斗争中完成。
还原历史人物，重在传神
神是人物的灵魂。我们塑造廖仲恺，就是如实展现二十年代活生生的置身于大革命中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尽管廖仲恺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美国，何香凝也是香港大地产商家的小姐。他们由于在特殊的生活环境里长大，养成
了某些个人生活爱好。比如廖仲恺总是衣着讲究，西装革履，脚上的皮鞋擦得透亮，白手绢插在西装上衣口袋里，看上去就是装饰品。恰恰他又是一个廉洁奉公，专心致力于国家大事的革命家。在再现廖仲恺外部形象的过程中，曾有过困惑和争议。甚至有的认为会因此而影响廖仲恺内在的崇高精神境界。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如实再现他的生活爱好，是再现他完整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二十年代的廖仲恺就是二十年代的廖仲恺，不是八十年代经过人工粉饰的廖仲恺。任何人为的臆造，比如让他穿上身工农服装之类，反而会影响他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感。如实还原廖仲恺的生活习惯，也属形似。关键的问题，是廖仲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决维护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热爱祖国、热爱同胞的思想是否体现在银幕上。在二十年代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多少英雄豪杰为追求革命献身。这就是当时的民族感情，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因此，我们在体现他个人生活习惯的同时，更看重抒发他的思想感情。
总之，廖仲恺是二十年代的普通中国人，又是二十年代普通中国人中的伟大爱国主义者、革命家。他不是八十年代的共产党员。在碰到困难或革命低潮时，廖仲恺并没有掩饰他的低沉情绪，夜深人静时，他念了自己的《故园心》。辞去省长职务后，全家到黄花岗朱执信烈士墓前凭吊，寄托自己对革命的担忧。一句短短的“广州又要流血了”，表达了革命者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民众热爱廖仲恺，敌人仇恨廖仲恺。廖仲恺听到敌人要暗害他时，如果高昂的说不怕死，并不让人信服，所以我们让他转身走到阳台上去。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调度，给他以稳定情绪的刹那停顿。然后，他语重心长地问儿女：“记得那年陈炯明要杀我的时候，我给你们写的诗，你们念念看。”女儿和儿子念，比廖仲恺自己念得更生动，更感人肺腑。这场戏，原设计在廖家客厅拍摄。临场，总感到室内气氛压抑。所以顺着廖仲恺自然转身走到阳台上去拍摄，这样，人物情感在阳台后景的渲染中，就显得明朗些。这样，有助于刻画廖仲恺为革命视死如归，又有助于廖仲恺对妻子儿女的情感表露。爱国、爱情、爱子女，融合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更坚定了廖仲恺的革命意志。
总体构思的体现
根据我多年拍片的感受，导演必须紧紧抓住总体构思的体现。在构思镜头结构过程中，我的艺术处理原则是严谨而又自然、朴实而又生动流畅。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斧凿痕迹。在再现历史人物过程中，有时是简练有力的大笔勾勒，有时又是细腻重色的工笔描绘。这样，通过鲜明的视觉形象和鲜明的听觉形象，通过强烈的视觉节奏和听觉节奏，通过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和技术手段，将全片揉合、浇铸成完整的艺术整体。使人物的行动、思想、情操像电流一样，传达给观众，通向观众的心灵，印象的积累，引起共鸣，引起对影片内涵意念的默默领会。
《廖仲恺》拍完了，它留给我的最大启发是：
“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才是真正永恒的主题。”二十年代的廖仲恺，从一个十七岁的爱国华侨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革命家。而我们呢？八十年代的我们呢？包括儿童、少年、青年、成人、老人，总之，每一个普
通中国人应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些什么呢？怎么才称得起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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