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年”想到的——儿童电影的几个问题

秦裕权

据统计，1982年生产了儿童片12部，是儿童电影的丰收年；1983年生产了儿童片6部，是儿童电影的“小年”。从这个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儿童片的生产还很不稳定，在影片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还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想说几点我的粗浅看法：

一、重视

据我的观察和判断，我们大多数电影艺术家、理论家和有关领导同志，是不大重视儿童电影的。如果我的这个观察和判断不对，我倒希望有更多的事实来否定我这个观察和判断，那么，这将是儿童电影的一个福音。

值得注意的情况倒是有的：记得，当1982年的丰收到来的时候，人们在各种座谈会上，对儿童片的盛况，的确有过热烈的称赞，有过衷心的祝贺。但是，事情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在对其他影片的创作状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的时候，我们却很少再能看到、听到人们对儿童片创作的得失作进一步地研究、探讨了（丰收之年，尚且如此，其他时候，就更可想而知。因此，在今年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有关电影创作的座谈会上，就更少有人把话题转向儿童片问题了）。这是一个实际情况。

另一个情况是：我们的中国电影出版社，历年来出版了不少电影理论著述，其中包括纪录电影、科教电影、美术电影的专门论文集子；但是，却一直没有出版有关儿童电影的论文集子，并且，在最近两年的计划中，也没有这方面的选题，可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空白。是出版社不愿意出版吗？不是的。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探讨，缺少这方面的文稿。

再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儿童片创作队伍的状况。我们还没有一支可以保证年年如1982年那样丰收的儿童片创作队伍。虽然，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已成为一支基本队伍，但他们的拍片能力是有限的。其他散处各厂的偶尔从事儿童片创作的同志，则往往有一种“客串”的性质。他们在某种机遇的情况下，拍摄一两部儿童片，过后就可能洗手不干了。因此，可以认为：缺少一支足够强大的、专心于儿童片创作的队伍，是造成儿童片“小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想使儿童片创作获得更多的丰年，减少一些“小年”，必须重视并解决上面说到的问题才行。首先，是要建立起一支热爱并潜心于儿童片创作的队伍，才可能更有效地提高儿童片的数量和质量。

有一句印度格言说得好：“告诉我你怎样教育孩子，我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的确如此，怎样培养、教育下一代，是一块对人们的理想和心灵的试金石。为此，也可以说：告诉我你怎样对待儿童电影，我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二、开阔思路
1983年的几部儿童片，在选材和基本构思上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注意了把握少年儿童的特点。但是，我觉得，从我们整个儿童片创作的状况来说，我们的创作思路还应该更开阔些。

影片《扶我上战马的人》，描写抗日根据地一群被称为“八大金刚”的小调皮鬼和彭总的关系，表现彭总对他们的教育和关怀，以及他们如何得以骑上彭总的大白马这些内容是很能吸引孩子们的。因为，孩子们对于革命战争时期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人物，总带有一种由衷的尊敬感和一种由于尊敬而产生的神秘感。他们或者只是从书本、图片上知道一点这些将领的功勋和事迹，或者只是从下军棋和游戏中知道“总司令”的地位和作用，或者，他们在打闹嬉戏时也许还自封为“总司令”。可是，总司令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尤其是，他对待孩子们又是怎样的呢，这都是孩子们很想知道而又知道得很少的事情。正是从这一点来看，《扶我上战马的人》的选材是适应了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的，它是我国银幕上第一部以革命战争中的将领人物与孩子们的关系为题材的儿童片。影片中描绘了战争年代的孩子们所独有的、今天的孩子们再也不可能身与的饶有趣味的生活情景，蕴藏着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心向往之的扛大枪、骑大马之类的诱惑力。应该说，这些内容都很可能吸引住孩子们，受到孩子们欢迎的。可惜的是，影片虽然名为《扶我上战马的人》（从这个片名可以看出，创作者是有着重刻画彭总形象的意图的），但在实际创作中，却没有精细地塑造好这个人物形象。这一点，不能不认为是作品在总的构思上的一个弱点或差池。

《小刺猬奏鸣曲》描写几个不同国家的孩子之间的纯真的友谊，也是一个很新颖的题材和构思。创作者们描绘了一个小白人，一个小黑人，还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黄皮肤的小胖墩；那小白人和小黑人不仅各有各的外貌和性格特色，而且一开始说的是外国话，到后来，却和我们的小胖墩一样，说起中国话来就这一人物上的安排，便已经有可能引起孩子们的浓厚兴趣了，更何况，创作者们还把一批有趣的小动物和无限壮美的大自然引入了影片之中呢！在郁郁的树林中，在清清的河水边，在碧绿的田野里，一个由小刺猬贯穿起来并辅之以小乌龟、小松鼠和小黄鸟的欢乐故事，应该说，也是很有它令孩子们赏心悦目的新颖、独到之处的。这样的国际间孩子们的友谊题材，虽然过去曾有过一部《风筝》，但那主要是描绘十来岁的少年们的；《小刺猬奏鸣曲》这样描绘学龄前幼儿的国际友谊的作品，在我们影坛上，同样也是第一部。

获得第四届金鸡奖的“特别奖”的《候补队员》的长处，则在于它选择了小小武术队这一新鲜的背景来反映孩子们的生活（难怪有同志给它一个别致的称呼：儿童武术片）。孩子们日常生活的最有表征性的特点之一，就是摔跤打斗、活蹦乱跳。影片选择业余体校、小武术队的活动为主要内容，就很有利于表现孩子们的朝气蓬勃、生龙活虎般的活泼性格和生活特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创作者们是注意到了儿童片的特点的，在选材上是颇有独到之处的。反映儿童生活的这一领域的影片，在我们的儿童片创作中，也是第一部。

让一只真正的小熊猫说起话来，则是《熊猫历险记》选材和构思上的最显著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正是建立在创作者们对儿童心理特点的研究和把握上的。人们普遍地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跟自己的玩具或小动物说话。《熊猫历险记》的创作者，正是观察到并把握住了这一
特点，才大胆地作出了现在影片的这种处理（请注意，让一只真的小动物“说话”，在我们所看过的影片中，似乎也是第一部），才大胆地以极现实的手法，处理了这一按童话的特点来构思的作品。由于这部作品很好地注意了儿童特点，我想，它将会获得比较多的小观众的欢迎。

这样看来，上述几部儿童片在选材构思上都是比较新颖和各具特色的，这一点是很值得重视，它说明我们的儿童电影创作者，已经逐步探索并掌握到自己这一行当的创作特点和某些规律。这一点也是很可喜的，因为在这个基础上，就有可能创作出更好的儿童片。

正是在有了这一可喜的基础，却又出现了“小年”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有必要、有条件来谈一谈儿童片的创作思路问题了。

请回想一下，解放以来，我们儿童片创作的主要（不是全部）思路是怎样的？

我觉得，我们有两个鲜明、主要的思路。我把这两个思路称为“小英雄思路”和“好孩子思路”。“小英雄思路”的主要特点是在儿童片创作中努力塑造战争年代或某种尖锐斗争中的小英雄形象，使他们成为孩子们学习的榜样。从《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到后来的《两个小八路》、《鹿鸣翠谷》、《十天》等等，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好孩子思路”则主要体现在描绘现实日常生活的儿童片中，这些影片的主题思想主要是教育孩子们要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克服个人主义思想；要团结，要互相帮助；不要骄傲，不要嫉妒等等。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改正缺点，做一个好孩子。在形象创造上，这类影片往往着重描绘一些具有模范行为的好孩子形象以及描绘某些有缺点的孩子如何改正自己的缺点，和好孩子共同前进等等。大部分现实题材的影片，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这一思路。

必须明确肯定：上述的两个思路是好的，是符合于我们要把孩子们培养成社会主义新人、培养成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总思路的。在这两个思路指导下创作出的影片，绝大多数也是健康的，有益于孩子们的影片。

我现在想说的是：在符合于我们的总思路的前提下，在我们的总思路的指导下，我们的创作思路，还可以更开阔些。不仅在题材上要开阔，而且主要在思路上、认识上要更开阔。

我觉得，不论是培养小英雄也好，好孩子也好，社会主义新人也好，共产主义接班人也好，都不能只满足于某种直接的楷模式或训戒式的教育。重要的是在于通过各种手段，潜移默化地、春风化雨般地培养孩子们具有广阔的胸怀、坚强的意志、纯洁的心灵、高尚的情操、乐观的气质、明朗的性格从而同时树立起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爱，树立起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因此，我认为，我们儿童片描绘的生活面应该更广阔些；内容要使孩子们感到更快活些；形式和风格要更多样些。

关于描绘的生活面广阔些，我只想提一个建议：希望我们的作品不要过多地囿于描绘城市儿童生活和学校生活，而要放眼更广阔的农村和广阔的大自然。具体点说，我希望儿童片的创作和表现我们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更好地结合起来。不论拍游记片也好，童话片也好，科幻片也好，历史片也好，现实题材的影片也好，都请更多地把我们的孩子们放到祖国广阔而壮丽的山河中去！请把我们的壮丽山河作为我们儿童片的一个巨大的“角色”，一个无所不在的重要“形象”。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们许多成年人心中，的确是重千斤的。为什么？就因为在我们这辈人心中，与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各种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个人的感情牵连，因而它们几乎成了我们的血肉和感情的一部分，因而一提到它们，我们的心中就容易激荡起如山峦起伏、波涛汹涌般的感情！但是，在我们的孩子们心中，它们同样是重千斤的吗？我们又如何能使它们在孩子们心中，也同样是重千斤的呢？这就需要让孩子们从小就逐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就需要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本身的悲壮历史、雄伟气势、秀丽景色以及为它而献身的勤劳、勇敢的人民形象对孩子们的熏陶！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这些歌曲曾经那样激励过我们，至今也仍然使我们不忘？其原因之一，也在于它们借助了长城、黄河这样能激动我们的心弦的、壮丽的祖国山河的形象，在于它们借助了那叫人心醉而又心碎的“森林、煤矿，大豆、高粱”和那“无尽的宝藏”的形象。只要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我想大家是会更加注重这一思路的。当然，一种思路如何化为许多艺术作品，那还需要儿童电影创作家们进行艰苦的努力。

关于内容要使孩子们感到更快活些，这一点我是有感而发的。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历来就以批评、教育甚至训戒儿童的内容居多，因此往往严肃有余，活泼、幽默、快乐不足。至今也仍然能看到这种思路的影响。在我们的儿童电影或其它儿童文艺作品中，从某一教育概念或某一哲理意念出发去编造故事，因而有相当浓厚的说教气息的枯燥乏味的作品，还是并不少见。当然，这类作品，对孩子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但是，孩子们看这类作品或影片，往往感到不高兴、不快活！这一点，你只要接触一下孩子们，听听他们的反映，就清楚了。说实在的，我们还很缺少能使孩子们尽情欢乐、心旷神怡的作品。

但是，不论为了教育孩子们也好，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也好，文艺作品要起到好作用，首先就得要使孩子们喜欢，使他们快活。“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这提法当然是正确的。但这个提法，几乎可以适用于我们一切为人民服务的作品。对于儿童电影来说，我觉得还可以把“乐”字放到更重要的地位，把“乐”字放到前面，可以提倡“乐中有益”。“乐而有益”。

我们有些人喜欢吓唬、训斥甚至打骂孩子。这是造成某些孩子怯弱和自卑性格的主要社会思想原因之一。没完没了的吓唬和训斥，甚至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心理和性格。吓唬和训斥，只能损伤孩子们的自信心、独立创造精神和活泼向上的天性，只能促使孩子们过分谦卑或麻木不仁，而不会有什么积极作用。

作为作家、艺术家如果想居高临下地寻找孩子们的缺点或弱点，并吓唬他们一顿，训斥他们一顿，那的确太容易了！但是，一个作家、艺术家要发现并表现出孩子们心灵中的美好的东西——天真、活泼、倔强、自信、乐观、向上、友爱、赤诚、创造精神、独立生活能力、幽默感和同情心等等，却是很不容易的了。那需要我们在心灵上、在创作过程中都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为此，我的又一个具体希望就是：请大家作出更多的努力，多创作出一些能反映和鼓舞孩子们的勇敢进取精神的和活泼、乐观、自信精神的作品。

从这里，我又联想到儿童片在风格和样式上也要有一个开扩。我们的儿童片，大多数是正剧片，我想，这与上面说到的创作思路不无关系。但是，儿童生活的“本性”，却不是正剧性的。孩子们的生活中，很富于喜剧和闹
剧因素，而我们的儿童片，却很少有喜剧片或闹剧片，这一点，真叫人纳闷！至于其它风格、样式的作品，如孩子们喜欢的科幻片、童话片、探险片以及象《红气球》《白鬃野马》那样的抒情而有趣的影片，就更少了。也许，这与我们儿童片生产的数量还比较少有关系，但是，我想，越是数量比较少，就越是要注意风格样式的多样才好。

儿童片创作的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原因是很多的。我觉得其中创作思路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思路打开了，认识更明确和深刻了，就可能更快地打开儿童电影创作的局面。

三、人物形象塑造

在1983年的几部儿童片中，由于导演和摄影的比较注意儿童形象的创造和小演员的运用，在儿童形象的创造方面，是有不少值得称赞的地方的。不论是《扶我上战马的人》《小刺猬奏鸣曲》还是《候补队员》，都可以看出，导演和摄影师，不再是要求小演员机械地按照自己的安排去做戏，而是努力去追随和适应儿童形象和小演员的特点，从而使儿童形象不再是扭捏、造作、呆板、木然的了，而显示出各自的活泼可爱的特色。

《扶我上战马的人》中的“八大金刚”，一群捣蛋鬼。在造型上，八个不同年龄和个性的小家伙，个头、脸蛋、姿态、表情、动作，都有各自明显的特点。一些场面，如骑驴、爬树、打闹、逮兔子、从高高的土坡上滑下来、在泥塘里打滚、从水里救人、骑马奔驰等等，对于儿童演员来说，都是很不容易掌握和处理的。但现在看来，都基本上是处理得自然、生动、富有生活气息、时代气氛和地方特色的。一幅抗日战争年代西北敌后根据地农村儿童生活的风情画很明朗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个年代和那个地区的儿童的粗犷、朴实、风趣的特色，跃然于银幕上。这些，都包含了导演、摄影师和其他人员的不少创造和辛劳。

摆在《小刺猬奏鸣曲》的导演和摄影师面前的难题之一是要拍好三个不同国籍的学龄前孩子的戏。拍儿童的戏一般地说要比拍成年人的戏困难，拍学龄前幼儿的戏就更难；拍中国孩子的戏困难，把三个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幼儿弄到一块儿演戏就更困难！但导演和摄影师由于注意到了适应儿童演员的特点，注意尽量减少人为的做戏安排，因而三个小主人公的形象和一些场景的拍摄都显得颇为生动、自然。丹麦小女孩婷卡的文静而活泼、娇柔而不纤弱，幼稚而又显示出智慧的外形和个性特点；赞比亚孩子鲁蒙托的朴实、憨厚、倔强，颇为诙谐的表情，一定程度的舞蹈性习惯动作；中国孩子豆豆的淳朴、聪明、懂事、敦实等个性和外形特点，都比较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从影片的拍摄上来看，能做到现在这样，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候补队员》中的儿童演员，尤其是小主角刘可子的戏，拍得活泼、自然、流畅，镜头运动富于生活气息，构图不显雕凿。这一优点，显示出导演和摄影师是进行了努力的追求和探索的，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熊猫历险记》的一个特殊的困难在于对小熊猫的掌握和拍摄。现在影片中的小熊猫，简直象是一个颇有性格特色的孩子：神气十足、脾气十足。它在影片中有动作、有姿态、有“表情”、有“语言”，这些动作、姿态、“表情”和“语言”又恰当地表现出它在不同情境下的“思想感情”！这，决不是一件轻易能做到的事情。这需要创作者尤其是导演和摄影师事先有一
个周密而灵活的设想，然后，通过灵敏的捕捉、细心的安排和耐心的等待来拍摄出小熊猫的各种动作、姿态和“表情”，然后再配上恰切的“语言”，这样，一只憨态可掬、神气引人，能使孩子们感到可爱、可亲、好玩的小熊猫形象，才算被创造出来了。《熊猫历险记》的导演、摄影师在处理动物“演员”上的努力和成功，在我看过的有动物“演员”的影片中，是堪称上乘的！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儿童片中的儿童形象的描绘、创造，有了可喜的进展。相形之下，儿童片中的成年人形象的塑造，则仍然是一个有待努力解决的课题。

作为艺术作品，儿童片中不仅要努力塑造好儿童形象，而且同样要努力塑造好成年人的形象。儿童片中成年人形象塑造的成败，不仅影响一部儿童片的艺术完整性和思想深度，而且将影响小观众对生活、对社会、对长辈们的认识，影响影片的社会效果。儿童电影创作中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向较少有人关心和议论，现在是应该提到议程上来了。

上面说到的几部影片中，除《候补队员》中的武术教练还给人留下了比较清晰的印象以外，其它片中的成年人，如爷爷、爸爸、妈妈、老师、革命前辈、捕捉熊猫的贪婪的坏人等等人物，都没有塑造好，有的甚至不过是某一称呼或概念的符号式的化身而已。

最令人惋惜的是《扶我上战马的人》中彭总的形象没有塑造成功。从片名看，创作者是意图着重描绘这个人物的，但由于没有把握好而基本上失败了。影片中彭总形象没有塑造好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把对彭总的描绘与对孩子们生活的描绘很好地和谐统一起来，使得影片中的彭总基本上是与孩子们的生活相游离的。而儿童片中的成年人形象如果与儿童生活相游离，那就象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在影片中，一直到第六本（全片共八本），彭总才开始与孩子们在思想、感情上有所交流，才开始了解到孩子们心中的“秘密”，这实在太晚了。在彭总与孩子们有所接触的地方，对彭总的描绘也缺乏生动的情节、动作和语言。因此，彭总的形象，很缺少能使孩子们感到尊敬和有趣的亲切感。这样的形象，是很难激起孩子们的感情，为孩子们所喜爱的。关于彭总形象塑造的不足，我另有文章作了一点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在这，举一个儿童片中的成年人形象塑造得比较好的例子，来作为一个反衬，我想，也许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吧——

在由苏联舞台剧改编、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以革命的名义》里，有一场列宁和两个孩子（瓦夏，15岁；彼加，11岁）打交道的戏。地点是在列宁的办公室，孩子们来见列宁。这里有几段小情节是十分精采的。

刚见面，瓦夏就向列宁介绍彼加的情况。在说到彼加正在研究马克思的时候，列宁高兴地说：“■，真了不起！咱们两个人可真是难兄难弟，都吃过社会革命党的枪弹。怎么样？现在还疼吗？”在这里，列宁主动提起彼加曾被社会革命党打伤过这一事件，并把彼加称为难兄难弟，问他还疼不疼，这不论对剧中人彼加还是小观众来说，都是显得十分亲切、幽默、机敏而有趣的。不仅如此，这句话还可以激起彼加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不但对他是一个鼓舞，也可以促使他更无拘束地接近列宁，互相交谈。

接着，列宁要孩子们坐下来谈谈。列宁说：“现在让我们好好谈谈，谈谈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对瓦夏）我和捷尔任斯基有个缺点，总喜欢东问西问的”且不说列宁这话是多么平易、亲切，这“东问西问”四个字，也是有来头的。那是在影片开始不久，列宁在小树林旁边见到瓦夏和彼加时，
彼加曾经对列宁抱怨：“我们以为你们跟他们一样哪，他们光问我们妈妈在哪，爸爸在哪？可等我们向他们要一块面包，他们就说，走开，象你们这种要饭的有的是既然这样，开嘛要东问西问呢？对不对？”现在，列宁旧事重提，并把“东问西问”这个孩子们讨厌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缺点，这就一下子便和孩子们站到了同一“立场”上，有了“共同语言”，因而就会使得孩子们对这个爱东问西问的人反倒感到放心了，反而使他们（还有小观众们）感到更亲切、随和了。

往下，孩子们谈到了要上前线去。孩子们说他们很恨反革命，如果一定要他们满十七岁才上前线，到那时，“战争早就结束了，一般地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都要胜利了！”

列宁和捷尔任斯基不可能用辩论或教训来降服这两个顽强的小家伙。他们三说两说，就说到比力气，扳腕子上面来了。于是，列宁就跟彼加比赛扳腕子。假设列宁是前线的一个敌人。

开始，列宁装作要输的样子，让彼加往下压自己的手，瓦夏甚至高兴得叫了起来。但是，马上，列宁反攻了。这时，列宁说：“你瞧，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它毕竟还有力气，它这不就开始赢了吗？它的敌人的手是一个十一岁小孩子的手，还没有力气结果怎样呢，资本家占了上风！”说着，使劲把彼加的手按倒在桌子上。

彼加说，“他应该让我一点，他比我大呀！”

列宁说，“普通玩玩可以让，可我们现在说的是正经事！资本家到底是赢了！难道我们能让他们赢吗？唔，不行！”

这样，瓦夏只好答应说：“好吧，我们等到十七岁！”当然，彼加仍然坚持：“不！十五岁！”

这一小段情节，很富于动作性，很有性格特点。影片描绘列宁以十分亲切、形象、有趣的方式教育了孩子们，既生动活泼，又意味深长，这就不仅富有教育意义，而且很好地刻画了列宁。

再往后，就是那段关于马克思和列宁写的书到底是谁抄谁的问题的十分有趣的对话，那是凡看过影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这里就无需引述了。

在上述不到一本片子的篇幅里，列宁和孩子们谈的，都是些大事情：谈敌人，谈上战场打仗，谈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此外他们还谈了过去和未来；可是，它不仅一点也不枯燥，一点也不难理解，一点也不带说教味、训斥味，相反，却显得十分亲切、好懂、有趣、深刻一句话，它既生动地、富有性格特色地描绘出了一个革命领袖的形象，而且也很好地注意到了儿童戏剧、儿童电影的特殊要求，使其中的成年人形象和小观众的思想、心灵很亲密地交流起来，使得孩子们容易理解，容易接受。而这，正是这部影片和其中的列宁形象令人经久难忘的一个重要原因。

将此与我们的某些儿童片比较一下，我们就会进一步感觉到，儿童影片中成年人形象塑造的问题，实在是一个亟待我们很好地加以探讨、研究的课题。

四、悬念、情节

不大讲究悬念和情节，我觉得也是上面提到的几部儿童片颇带共同性的问题。
当前，人们比较热衷于谈论电影的“非情节化”，“散文化”，而谈论悬念、情节之类的问题，也许会被认为是一种陈旧的论调了。这个问题，从整个电影创作来说如何看待，在此暂且不论，但就儿童电影来说，我却仍然觉得是应该特别讲究悬念和情节的。这一点，是由儿童电影的服务对象的特点所决定了的。由于少年儿童智力和心理的特点，他们在黑房子里观看电影的耐性远远不如成年人，一切不能吸引住他们的影片，都不能使他们安安稳稳地在影院里坐上一个半小时。不能吸引住小观众的影片，哪怕它的思想内容再好，也难于收到应有的效果，创作者们的劳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白费。

吸引住孩子们，当然也可以有各种办法，不可能开出现成的药方。但是，只要考虑到孩子们好奇、兴趣广泛、求知欲强、活泼好动、富于幻想、冒险和进取精神等等特点，注意到具有扣人心弦的悬念和引人入胜的情节的影片普遍地受到孩子们欢迎这一事实，我们没有理由不讲究悬念和情节了。

许多好的儿童片，其中的小主人公几乎都处于一种令人十分关注的情境之中，作品对小主人公的描绘和情节的安排，往往都包含着某种令人特别关心的冲突，小观众对于作品中的冲突到底如何发展，解决，小主人公的命运到底将如何，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关切感和期待感，从而被紧紧地吸引着急切地要把影片看下去。甚至，他们还往往把自己也置于那种冲突和情节之中，和小主人公们“共悲欢”“同命运”，产生深切的共鸣，并从中得到生活的教益、美的享受和精神的陶冶。这样的效果，是不能不使人羡慕的。

但是，1983年的几部儿童片，都没有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扶我上战马的人》中，倒是有一个能不能骑上小白马的悬念，但是，它在影片中的作用时有时无，缺乏对小观众的强烈吸引力，加上情节松散，就很难把小观众引入影片所描绘的情境之中。《熊猫历险记》也注意了悬念的设置和情节的安排，但影片的后半部分，小主人公和小熊猫受到大蛇攻击、被吃人花吃了进去又逃了出来以及掉进泥塘里等等模拟某些好来坞探险片的十分陈旧和一般化的情节，则显得人为而虚假，并且和整部影片的格调也不甚协调。小观众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就达不到吸引小观众的目的了。《候补队员》的前半部分还好，但到了后半部分（刘可子被吸收加入武术队之后），却生硬地加进了因父母不能调到一起生活，母亲大发脾气，可子被打而出走，于是惊动老师和四邻，在风雨交加之夜，满处寻找可子等等一连串在许多影片中都见到过的十分一般化的“悬念”和情节，不仅离开了对小主人公形象的进一步描绘，也与整部影片的旨意和格调不相吻合。上述这些不讲究悬念、情节的状况，必然会削弱小观众对这些影片的兴趣。

当然，也并不是说有了情节，有了悬念就有了一切，也不是说一切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叫人提心吊胆的悬念都会使孩子们喜欢。儿童电影的情节和悬念仍然要有自己的点。

这特点，仍然还是要切合儿童的智力和心理的特点。象《豺狼的末日》那样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阴谋活动能否得逞的情节和悬念，象《蝴蝶梦》《人证》《沙器》那样的具有复杂的心理、感情纠葛的情节和悬念；象《基度山恩仇记》那样错综复杂的报恩、复仇的情节和悬念，便是不符合儿童（尤其是低年级儿童）的智力和心理特点的，是儿童们不容易理解，从而也很难引起他们的关心和共鸣的。

下面，我想也列举几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强调一下应该讲究悬念和
情节的问题，同时也作为我们的借鉴。

《爱的教育》（意大利，亚米契斯著）中的最吸引孩子们的名篇《万里寻母记》（日本人根据这一作品改编的电视片叫《三千里寻母记》，正在我们的屏幕上播放）的情节和悬念，对于儿童心理的把握，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作品写的是意大利热那亚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马尔可，因为家里遭了一连串的不幸，弄得债务累累，贫困不堪；母亲为了尽快摆脱困境，不得不远渡重洋，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里斯的一个富人家当佣人。一年以后，有一次母亲来信说身体有些不舒服，此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于是十三岁的马尔可便决心飘洋过海到美洲去寻找为家计而远去异乡的劳苦的母亲。不难想见，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要远渡重洋到人生地不熟的美洲去寻找母亲的情节和悬念，会如何吸引住阅读它的每一个孩子。它的情节和悬念的特点和妙处，在于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熟悉、非常有同感的对母亲的挚爱和思念之情，同时又把载荷着这一深挚情意的小主人公置于一种非常困苦、艰难、吉凶未卜的情境之中，因而就必然会引起孩子们的由衷关怀和同情。作品描绘：马尔可的母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是在马尔可的到达某处之前就离开了某处，于是又激起了小读者（小观众）的诸多遗憾和焦急之情。这样，作品便曲折跌宕，悬念层层，紧紧地揪住了孩子们的心，直到把全篇看完为止。这篇作品，从感情的内涵到情节和悬念的安排，都是十分准确地把握了儿童的心理和感情特点的。

《骑鹅旅行记》（瑞典，塞尔玛·格拉洛孚著，也是日本人改编的电视片，去年在我们的电视里播放了一年）的情节和悬念的鲜明儿童特色，则在于它让一个聪明、正直而淘气的孩子尼尔斯，因被小狐仙施了法术而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从而使他能够骑在一只鹅身上，和一群大雁一起在天空中飞翔，进行长途旅行。这里，包含两个十分切合儿童心理特点的因素：一是一个孩子竟被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二是这样一来就可以骑着鹅在天上飞行。这两点，既奇特，又有趣。它不仅能引起小观众对尼尔斯命运的关心（尼尔斯到底能不能再变回原形？他还能不能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而且还能引起小观众对尼尔斯能骑鹅旅行的羡慕，甚至还能激起某些孩子幻想自己也能被这样变成一个小不点儿，也能到天上飞行一番的浓厚欲望和兴趣。这样的效果，难道不使我们搞儿童片创作的同行们羡慕吗？

影片《丘克和盖克》的悬念，则来源于孩子们把爸爸拍来的电报搞丢了这一事端。妈妈在不知道爸爸打来的电报的内容的情况下（内容是爸爸有紧急任务出差了）便带着他们到遥远的边陲去找爸爸去了。但小观众都知道这一剧中人物并不知道的重要关节，于是，便必然带着一种很不安的“要闯祸啦”的预感，期待着作品情节的发展。这样一个悬念的安排也是很切合儿童的心理特点的，其妙处在于这种由于隐瞒了某一重要事情而“要闯祸”的预感，是几乎每一个孩子都熟悉或者是自己也这么干过的，这就加强了孩子们要看一看这场“祸”事到底如何了结的好奇心（一种善意的“幸灾乐祸”的看热闹心理），一直到这场“祸”事在他眼前有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局为止。而这，对于孩子们来说，又是多么饶有趣味啊！

关于儿童片的情节，我还想指出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比起给成年人拍摄的影片来，可以容许有更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这也是由儿童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诚然，儿童电影的情节，也如其他作品一样，要注意以人物的性格为依
据。不少好的儿童片，例如《小兵张嘎》里面的小主人公，性格特点就是颇为鲜明的。但是，由于儿童们的性格还不成熟，他们的意志和控制力也不象成年人那么稳定和坚强，加之，他们本身的力量单薄，往往容易受客观情况的左右而改变自己的行动。因而他们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性格行动的可能性比起成年人来就相对地要少一些，因此，在生活中，在他们身上产生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要多一些。反映到作品中，当然也同样可以是这个情况。

例如《苦儿流浪记》（法国，编剧：米歇尔·雷维昂）中的小主人公雷米——一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先是被收养者卖给了一个街头艺人，随着艺人到处漂泊；后来落入一个坏蛋的魔掌；逃脱后，又被一个好心的种花人收留；种花人突然遭了厄运，他又长途跋涉，进入了一个煤矿，并且遇到了瓦斯爆炸，但拚命挣扎后又死里逃生；再后，他和小伙伴一起，又辗转到伦敦去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由于他们幼稚、轻信、力量单薄，异乡异地，言语不通，于是又屡次上当、受骗、被人摆布所有这一切遭遇，更多地都是由于客观的力量，由于某种偶然性的机遇或突发性的事件而把他推向令人十分耽心、十分同情的困苦境地，从而构成了使小观众非常感兴趣的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情节。这样多的偶然性情节，如果出现在描绘成年人的作品中，往往就会显得虚假，但在描绘儿童生活的作品中，却能够为小观众所喜欢和接受。这也可以算是儿童电影创作的一个“特惠条件”吧！

当然，这里专门说这一特点，目的决不是为了说明儿童电影可以轻视人物性格的描绘；我仅仅是想提醒一下，儿童电影在创造情节上，有着更广阔的天地和“自由”（当然不是随意杜撰的“自由”），我们可以更自觉地运用这一“自由”，更放开手脚去创作一些情节曲折、奇巧、丰富，引人入胜，为孩子们喜爱的作品。

1984年2月—11月

（本文根据作者的《儿童电影的“小年”》

和《儿童电影的几个问题》两文改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