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民主·争鸣——故事片大奖评选纪实

夏虹陈剑雨

一年一度的电影“金鸡奖”评选活动今年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关于最佳故事片奖的评选，每年都有它的引人注目之处，但还没有一次象今年这样艰难，这样煞费周章。

1983年的故事片创作，有两个公认的特点：一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影片比往年有所增多；二是缺乏拔尖之作。从电影创作的全局着眼，影片的思想艺术质量普遍提高，即使暂时还没有出类拔萃、足以服众的精品，也依然是值得欣喜的事。而对于电影评奖，尤其是以选尖子为任务的“金鸡奖”来说，以上状况的出现可就是一个难题了。当本届“金鸡奖”的评委们聚集于安徽合肥之初，这种一则以喜、一则以愁的心情是普遍的。前几届曾经参加过评奖的老评委说，以前来开评委会，要为哪一部影片“竞选”，心里是明确的，这次却是心中无数。八三年电影创作的实际状况，使得本届“金鸡奖”故事片大奖的评选，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扑朔迷离的局面。而本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的评选过程，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金鸡奖”评奖的特色：充分发扬民主，展开百家争鸣。整个评奖活动，实际上是一次学术性的讨论。最后，并在这一基础上，由与会评委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获奖者。这些特色，简言之即：学术，民主，争鸣。

18部—9部—5部

这个小标题并非数字游戏，它简略地表明了本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的提名过程。

1983年全国共生产故事影片120部左右。各电影制片厂推荐参加“金鸡奖”故事片大奖竞选者计18部。评委会认真研究了工作小组印发的各厂推荐材料，重新调看了推荐影片，并就这些影片进行了为时五天的讨论。鉴于今年的特殊情况，还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圈选，以此决定最佳故事片奖的候选影片。经过反复比较、权衡，大部分评委的目光集中到9部影片上，这就是：《乡音》、《道是无情胜有情》、《廖仲恺》、《十六号病房》、《咱们的牛百岁》、《不该发生的故事》、《血、总是热的》、《大桥下面》、《路》。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影片无疑都属于八三年优秀影片之列，它们各有短长，竞争大奖的能力较强。

评委们充分肯定了八三年当代题材影片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这反映了广大电影工作者对于处在变革中的时代生活的关注，是可喜的现象。我们不是题材决定论者，但我们也不赞成题材无差别论。尤其因为电影是群众性的艺术，是所谓大众传播媒介，从总体上说，理所应当反映与广大群众息息相关的当代生活，而不应采取规避或冷漠的态度。文艺反映生活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距离说”，不宜在电影创作中提倡。有的同志甚至主张，电影的脉搏应与时代的脉搏同步。当然，电影对于生活的反映必须是艺术的反映，是形象的把握；既要在生活中有所发现，又要在体现时注意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否则，光有热情而不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拍出来的影片即使
题材内容很有意义，也不可能为群众所欢迎，从而起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目前，广大观众对于影片的思想艺术质量很关心，对于一些质量不高的影片意见很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许多评委指出，八三年的影片创作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势头，即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改革者的形象。这些影片，对于体制改革和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不可轻视和低估。尽管这些影片在艺术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创作人员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是值得称道和提倡的。

一些评委在发言中说，过去我们写工业题材，往往陷于不同的技术方案之争，或者只是写个人品质、性格所造成的矛盾。但在现实生活中，改革远不是微观上的方案之争，而是一个宏观的巨大的浪潮；它涉及到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管理体制上僵硬的条条框框和陈旧的经营观念。在这方面，《在被告后面》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信息，它深刻地揭示了党内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严重危害性，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在不正之风面前由踌躇、等待到觉悟和斗争的过程。但影片对生活的认识还不够准确，也不够深刻，对生活的把握还不是审美的，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得还不够深入，不够充分。同时，由于编导者囿于大量的错综复杂的事件的铺陈，未能深入地研究现实中的矛盾和挖掘人物的内在精神，并作出艺术的、形象的反映；因此，影片看起来比较吃力，太理性了，缺乏艺术的激情和完整的艺术构思。艺术家反映生活与科学家不同，揭示矛盾的尖锐性与作品的思想深度、美学意义不一定成正比。

有的评委说，《在被告后面》有它的长处，一是它反映的生活是真实的，二是构思时立意比较高。但很遗憾，这两方面影片都未能很好地完成。厂长李江川为什么要违心地去做一些明明看来是不符合党纪国法的事情？根本问题不在于下面的不正之风，而是在上面——几十年形成的工业管理体制。比如盖教育大楼的经费问题，厂长用了表面看来不合理的手段，把它打入成本，打入劳动基金，实际上是对于不合理的体制的抗议，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是剧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闪光的东西，如果影片完成了这一立意，它将会成为改革题材中很深刻的一部作品。我们从影片中感受到作者的这个立意，但在落笔时，他却受到了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把真实的矛盾和人物写得做作了。总之，我们对这部影片的评价要特别慎重，既要充分肯定作者在深入生活、触及现实矛盾方面所做的可贵的探索和努力；同时也要指出影片在反映生活的路子上所存在的问题。完全正面地去写一个厂长如何进行改革，这本身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再高明的艺术家也难以驾驭。电影毕竟不能写成改革的经验总结，更不是改革法大纲。它可以反映改革中人们的各种思索，可以告诉人们在今天变革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态度。

有的评委指出，改革的题材需要改革者的激情，而不在于写了什么样的改革内容和方案。在这方面，《血，总是热的》优于《在被告后面》和《最后的选择》。这部影片的银幕直观效果确实比《在被告后面》要完整得多，清楚得多，艺术感染力也比较强。如果说，它在尖锐性上不如《在被告后面》，但在内容的广阔性方面，则比《在被告后面》强。它没有为表现事件而被拴住手脚，而是着意抒写了人物的内心和感情，表现了一代振兴中华的改革者的内心和苦恼。影片结尾时罗心刚一段长达六分钟的台词，是改革者的呼号、呐喊，使观众为之感动，为之振奋。但是，这部影片对于变革现实的反映，
其立意却比《在被告后面》浅。罗心刚这样的厂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经落后了，今天的变革所面临的问题要远比他所思考的问题复杂得多。影片讲到而没有完成的一个意念是：我们管理体制象一台机器已经生锈了，要用我们的血来作润滑剂。但是，要使整个机器运转起来，需要千百万人的心血，而不仅仅是少数改革者的心血。影片塑造的是一个多少染有理想化色彩的厂长，即从乔厂长出现以来一些文艺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理想化的人物。希望由一个干部改变一个工厂的面貌，实现改革的理想，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改革者所遇到的阻力集中地暴露了我们社会主义体制的不完善的环节，同时也昭示了改革的必要性。表现改革不能用简单的模式，也不能在影片里开药方，而是要激发一种精神，引起一种深长的思考。总之，如何反映今天的改革，要从深刻地认识生活和艺术地、真实地再现生活这两个方面来考虑。艺术家应当是思想家，但他决然代替不了政治家、企业家，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八三年的故事片中，反映知识青年和待业青年生活的作品数量比较多，这一点引起了评委们的注意。大家怀着极大的兴趣重新观看了《大桥下面》、《十六号病房》、《我们的田野》等影片，还观看了福建电影制片厂送来、去年年底刚刚通过、多数评委尚未看到的新片《路》。

许多评委认为，《大桥下面》描写城市个体户青年的劳动和爱情，是一部感人的影片。导演手法细腻、朴实，值得称道。遗憾的是全片的思想艺术质量不够完整统一。

有的评委说，《大桥下面》前半部如行云流水，生活气息很浓，个人命运与社会结合得比较紧密，思想、艺术无可指摘；但后面则停留在一般的爱情描写，许多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影片对今天的青年理解得还不够准确，在道德观、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向小市民趣味作了某种妥协，包括如何对待爱情、对待有私生子的妇女，观念都是陈旧的。

有的评委进一步指出，当文学对知青运动的回顾已经从伤痕发展到《今夜有暴风雪》的高度时，《大桥下面》对知青生活的那段回忆还停留在过去的观念上，实际上使影片降了格。影片对知青运动的总结，并不符合这一代青年自己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的总结。秦楠的那个私生子，责任究竟在谁，是当时的现实，还是他们自己？是很难说清的，这只能作为人生旅途上的一个教训。而影片结尾，秦楠和高志华一起来批判那个去加拿大的负心郎，他俩爱情的最后完成，也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这段回忆，削弱了影片的深度，成为一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宣传。实际上，社会上的某些人看不起待业青年这一点，在秦楠和高志华的婚姻中并未起任何作用，待业也并未成为他们结合的障碍。对于男女主人公以及肖云、肖健等待业青年，影片只设置了他们的身份，并没有写出这种生活地位对于他们的压力。因此，当影片结尾说“国家好了，我们就好了”，便显得苍白无力，在对生活的态度上显得有些消极；比起同是反映知青生活的《我们的田野》、《十六号病房》、《路》等，就显出了思想内容上的单薄。

经过几天充分的讨论，评委会终于进入提名表决阶段。为了使“金鸡奖”评奖能反映去年好影片比较多这一实际情况，多数评委主张，本届应增加大奖提名数额，因为提名本身即是一种荣誉。经过一番评议，评委会对上述九部候选影片进行了举手表决。结果，《乡音》、《道是无情胜有情》、《廖仲恺》、《十六号病房》、《咱们的牛百岁》等五部影片获评委会提名。
提名影片的得失

五部提名影片确定之后，本届“金鸡奖”故事片大奖的评选总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从今年的实际评奖过程来说，局势仍未明朗化。评委们对这五部提名影片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不足，评价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尽一致甚而相左之处。因此，从中推荐何者获奖，看法也有歧异。

《道是无情胜有情》在反映和平时期的部队生活、塑造当代军人形象上有所突破，这一点受到评委们的一致赞许。好几位评委指出，写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不仅粉碎“四人帮”以来没有大的突破，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也没有特别精彩的作品。十七年留下的好影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而表现和平时期部队建设的少数影片，现在看来也有毛病。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电影创作在许多领域都有了新的发展，但军事题材影片的创作还没有出现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在这方面，小说已经走在前面了。《道是无情胜有情》得益于小说，又增添了新的东西，它的出现是很值得重视的。在世界各国，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写部队总是天然地要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不写战争而能留下来的军事题材的作品也很少见。因此，对这部影片应给予足够的评价。

有的评委说，这部影片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许多新的东西。影片与原小说相比，在矛盾的尖锐性上有所削弱，但基本上保留了原作的精神。它毫不隐讳地表现了和平时期军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和牺牲，这正是这部影片最有价值的一点。

有的评委说，写部队生活的影片如何反映矛盾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过去，写外部矛盾，就是敌我斗争；写到内部矛盾时，无非是性格上的冲突，工作上的误会，而不大敢把笔触深入到干部、战士的内心中去；而在写军人的高贵品质时，又往往忽略了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而这部片子中，朱时茂扮演的那个连长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因为这一形象植根于深厚的生活土壤之中。他既是农民，又是兵；既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处在一个单纯的充满英雄主义的环境之中。只有这种交错的环境，才能产生袁翰这样的连长。如果说写战争年代的兵应当注意表现他们与人民的联系，着重写兵的心灵中美的一面；那么写和平年代的兵，也要写出他与社会的联系，写出他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在经过这些年复杂的社会变迁之后思想上的发展，内心的矛盾。这是影片给予我们的一个可贵的启示。

有的评委说，现在一些部队的电影剧作家和导演，热衷于部队以外的题材，希望以部队以外的美来代替部队的特殊的美，即在部队的上下级关系、执行纪律的状况、精神状态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美。我们应提倡作家、艺术家认真地观察、体验和表现部队的雄壮之美，整齐和纪律之美。这种美是大姑娘、小妞子一类所代替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道是无情胜有情》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对于这种美的发现和描写，将吸引更多的人来继续开掘和发展美的广场。影片把和平时期的部队生活表现得很有光彩，充溢着一种雄壮之美。这个领域长时间被忽略、被冷落了，而这部影片的出现恢复了这种美的本来面目，它大大地有利于我们的影片创作，有利于我们的观众了解我们的部队。

但这部影片仍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之处。有的评委说，影片对于形式主
义的揭露与整部影片未能有机地统一起来。剧本中还涉及了另一层次的矛盾——部队建设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部队思想素质和战斗力的影响。影片也确实触及了一些，如开头打偏弹，迎接检查团等等，但总感到这两大块是外加上去的。影片在完成第一层次的主题上是相当完整的，很好地表现了和平时期基层干部和战士的牺牲精神；而第二层次的主题则没能很好地完成，破坏了整部影片的完整性，这是很可惋惜的。

《廖仲恺》是提名影片中仅有的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为历史人物的传记片来看，它基本上是成功的。影片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将主要人物廖仲恺塑造得有血有肉，受到评委们的普遍肯定。

有的评委说，看了影片之后，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部片子的难度并不比《西安事变》小，后者情节本身即可以吸引观众，而《廖仲恺》如拍得不好，很容易枯燥。看了这部影片后，廖仲恺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活动。

有的评委说，《廖仲恺》结构严谨精炼，处理得很干净，不拖泥带水。

编、导、演都有成绩，导演和演员更突出一些。

还有的评委说，《廖仲恺》比《秋瑾》要好，撷取人物的一段经历来写，这种写法有它的有利之处。但在写这一类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时，仍感到有拘谨之处，仍然是供奉一个香炉；还做不到纵情恣肆地写：不管你是什么人物，在我笔下就是为我所用创作的材料。比如影片就没有写出廖仲恺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弱点，以及他克服这些弱点的过程。我们的历史人物传记片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恐怕要在这方面做些努力，这本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取的态度。

有的评委指出，革命历史传记片仍然面临着一个突破的课题。《廖仲恺》虽已走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但尚未突破一道界线，即希望被歌颂的人物各方面都完美、闪射着光辉。这部影片对廖仲恺的各个侧面都点到了，但在人物个性方面所落的笔墨，始终被革命历史的结论这一大框框束缚住了，没有能放开手脚。

有的评委说，忠于历史是重要的，还要对历史有新的发现。《廖仲恺》在前一方面是有成绩的，在后一方面尚有不足。因此，它还缺乏独特性。另外，在廖仲恺与周围人物关系的把握上还比较粗。实际上，他与李大钊、胡汉民等人的关系，是揭示人物内心矛盾的很好的机会。廖仲恺决定追随孙中山，他的求索，内心的变化，也写得不够。但总的来说，影片还是把这个人物立起来了，是值得肯定的。

许多评委认为，在八三年青年题材的影片当中，《十六号病房》是较好的一部。影片在人物形象结构、立意以及主题的开掘上，比《大桥下面》更为深厚。有的评委说，影片的立意比较好，艺术上也比较完整，它没有局限于描写十年动乱给知识青年心灵造成的创伤和苦难，而是给人一种希望和力量。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年人，看了影片都会引起深思。这种能净化人们心灵的影片，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有的评委说，《十六号病房》写了青年人生活的信念和道路，使我很感动。但其中也有勉强的、概念化的地方。影片的某些处理容易使人产生误会，似乎刘春桦和陈仲男是一对典范，从而全面肯定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尤其是结尾的处理，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有回到乡下才是正确的道路。当然，影片的主要倾向不是这个，而是对人生的探索，表现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
位置。病房中几个女孩子的生活细节和语言，都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特色。

在这部影片的提名上，讨论中曾有不同的意见。一部分评委认为，影片所提出的知青问题，在整个知青题材中不是很新的。影片的立意不错，通过病友中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去感染一个失去信念的人。但这个立意完成得不太好。刘春桦夫妇对农村的感情，没有给知青题材的作品增添新的东西，他们的思想境界不是很高的，只是安于在农村寻找一个比较质朴的感情圈子。影片也表现了刘春桦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农民孩子的学习，但形象的感染力不够。她展现在银幕上的行动和语言，对于失去生活信念的常琳的打动力是不足信的：因此使我感到常琳的转变不够真实，常琳所以对生活如此冷漠的客观条件和内心依据也揭示得不够充分。

有的评委指出，《十六号病房》为了表现意念，有处理过分而失实之处。象陈仲男前半部戏的明显矫揉造作，那种故作农民状的样子，叫人看了很不舒服。他说：“生活没有欺骗我，这块土地没有欺骗我”。但这句话的后盾不坚实，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以为这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概念化的肯定。从今天的高度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是知识分子劳动化，他们还应有自己更高的理想、信念和追求，而作品在这方面几乎未着一笔。

有的评委说，《十六号病房》的社会内涵比《大桥下面》深广。影片中所表现的“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的意念对于观众是有启示的。多年农村生活的磨炼给刘春桦等知青留下的美好的东西，对于观众也有启发。然而，较之目前知青题材小说所达到的深度，影片还有一定的距离。土地、农民、劳动所给予刘春桦和陈仲男的东西，为什么在常琳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呢？反过来，生活的磨难给常琳带来的压抑和心灵的创伤，为什么在刘春桦夫妇身上就毫无痕迹呢？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塑造两种不同的人，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并不是这样明显地进行分类的。有许多青年刚下去时是劳模和标兵，后期却沉沦了；也有些人前期由于出身等种种原因，颓废消沉，后来却成为中坚分子。他们都曾幼稚过、狂热过，但也都从那段经历中得到了美和力量。而这部影片没有使我感到那段生活留在知青身上的更复杂的历史痕迹。这是影片的失着和不足之处。

在竞争大奖的讨论中，争论得最激烈的还是《咱们的牛百岁》。

评委们一致认为，这部影片在为农民服务，并以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农民所熟悉的生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是值得称道和肯定的。但在对影片的思想艺术成就的评价上则有出入。

一部分评委认为，影片所反映的是八十年代的农村环境，但表现的思想却是陈旧的，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上。当前农村从吃大锅饭到实行责任制，是经济体制的大改革、大变动，不仅仅是个团结困难户的问题。牛百岁的行为固然值得提倡，但他的思想状态还只停留在一般的好人好事的水平上，不具有改革农村的思想境界和愿望；不带有八十年代先进农民（有文化，懂信息，能顺应三中全会后改革潮流的新人）的特点，因而不可能领导农民在改革的路上向前走。另外，影片中其他几个人物，如菊花、天胜、二流子等，把握得也不够准确。菊花到底是什么人？八十年代的二流子与五十年代的懒汉有何不同？天胜又何以会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影片没有提供人物的历史根据和时代特征，因而就给人一种“新瓶装旧酒”之感。不能说创作者不熟悉农村的情况，但对于农村的变革还认识不深，因而没有能发掘和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没有能传达出处于变革中的农村的新气象和新信息。
这些评委还指出，由于影片的思想高度与美学趣味仅仅停留在适应目前观众的欣赏水平上，而未能提高一步，便影响到影片的格调。我们赞成通俗，但通俗不能走入流俗。我们既要适应观众的审美趣味，又要提高观众的电影文化水平。影片中有些情节和场面的设置和处理格调不高，如牛百岁穿着花裤衩躺在炕上，画面很不美；扒掉二流子的裤子也并非必须如此，有点追求噱头；菊花与秋霜隔墙对骂，有些语言也过于粗俗。农民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富于乡土风味的情节、细节和语言，但影片却缺少提炼和选择。

有的评委还尖锐地指出，影片所引出的问题应引起评论界和创作界的重视：为什么旧的酒又装入了新的瓶？为什么五十年代的老套子，现在又严丝合缝地用了上去，使得大家那么喜欢？这是值得深思的。对现实生活，以一种观念的东西去理解、改造而成为艺术，实际上却失去了真正的艺术。我有一种杞人之忧：对这部影片的推崇，会使我们的电影又回到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老路上去。

另一部分评委则不同意这种意见。一位评委说，从这几年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来看，我们在表现普通人民的生活时，往往还是想把它往自己想象的高格调上拉。而这部影片一下子扎到底，把农民中最土、看起来有点埋汰的东西一古脑儿地端了出来，虽然有些地方看着不舒服，但已被影片总体的充满浓烈生活气息的氛围所感染。那些完全是从生活中来的细节、场面是有艺术力量的，比如吃饭、烧火、修猪圈、擀面条，砸锅等等，是那么准确，那么有味，把我们一下子带到了影片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这在前几年的影片中还不曾见到。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创作人员看生活时，总是要追求一种高格调的美，但何谓美？什么叫格调高？是值得研究的。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否可以发掘出一种朴拙的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宁可要粗点、俗点，也不愿搞离开生活、经过粉饰的那种小桥流水式的美。为什么广大观众那么喜欢这部影片？并不一定是观众的审美情趣低，而是因为影片表现了从群众生活中所散发出来的美，因而引起了他们由衷的喜悦之情。这一点是艺术家应该加以尊重的。自然，影片有其严重的不足。如果影片的编导着重写这些人物带着三十年来农村政策的种种变迁留在他们身上的历史痕迹，一旦责任制实行之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失重感，不知该如何重新生活，包括牛百岁在内都难以幸免；并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平行交错来展示农村大变革中农民生活的图画，也许就不会让人产生“新瓶装旧酒”的感觉了。

还有一位评委说，影片的导演赵焕章在做一个明显的探索——即怎样才能使电影为更多的人服务，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做到雅俗共赏。我们不能忽略和排斥电影中的阳春白雪，对于象《城南旧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应予充分肯定：鼓励这类艺术精品的问世，有利于促进电影艺术和观众电影文化水平的提高。但我们又不能把它作为评价电影的唯一的标准，还应更多地提倡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统一。观众对《咱们的牛百岁》如此喜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几年我们对电影新观念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还要认真地研究观众学；电影的最大特点是群众性，而我们有些人却偏偏把它丢掉了。赵焕章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应予以充分的肯定。既然是探索，就难免有缺点。一是对于人物的造型不够准确，人物关系也不够清楚；二是有些地方失之于流俗，影响了影片的格调。但这种缺点是在追求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过程中产生的，不能也不应该过于苛求。
《乡音》何以夺魁？

在最佳故事片奖的提名表决中，《乡音》是唯一一部以全票而获得评委会提名的影片。评委们对于这部影片的成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同时对于影片的弱点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中肯的批评。

大家普遍认为，《乡音》通过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中一对情真意笃的夫妇的日常生活，揭示出潜在的封建伦理观念对于人们的束缚和影响，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有的评委说，《乡音》为电影表现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领域。我们过去比较习惯于写生活当中突出的事件，总希望有比较大的起伏，有人生的重大关头的抉择，有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而《乡音》却提供了另外一种探索，它从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启发人们去思考一些为人们司空见惯却引不起注意的东西。就这一探索而言，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陶春、余木生这一对夫妻的关系和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平常，但它反映的思想内涵却是那样的不平常，它触动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的残余，一种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旧的习惯势力。影片找到了一个特殊的方式，以启发观众联想的方式来深化它的主题。影片中除了癌症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事件，但却使人联想到我们这个社会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至今还在我们的经济形态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小农经济，以及在它的制约下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以及由此而涉及的城乡妇女的依附性，妇女解放运动的必要性，等等。这种反映生活的角度和方式是有启示性的。

有的评委还说，《乡音》的反封建主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在家庭关系上它所批判的“我随你”，不仅农村有，城市也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人身依附式的“我随你”，也不仅限于家庭关系。可惜影片从更广阔的范围去加以挖掘还显得不足。

有的评委说，《乡音》所表达的是“五四”以后不少文艺作品描写过千百次的反封建的主题，这个主题至今还有它的积极的现实意义。陶春对自身悲剧的麻木、不自觉，有其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受旧礼教的束缚是不自觉的，但她感到了生活的苦；陶春受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也是不自觉的，但她却觉得乐，觉得满足，这就更显出了她的可悲。

对于这部影片的思想深度和它的时代感，不少评委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评委说，影片的时代感不强，两个主要人物与世隔绝得太厉害，特别是陶春，新社会的影响在她身上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八十年代的妇女，是否还有陶春这样的，我很怀疑。特别是影片写她念过小学，曾有过当教师的理想。我觉得，问题的症结还不在于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妇女，而在于作者在概括生活时过于提纯。谁都不能否认，“我随你”这种观念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普遍。问题在于，这对夫妇的“我随你”应有一种更具体、更现实的形态。影片忽略了这一点，表现的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提纯化了的夫妻关系。尽管环境是具体的，穷乡僻壤的山村也是可信的，邻居是个传统观念很深的老头，影片也写了陶春对山外生活的向往，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外加的，没有能够与这一对夫妇具体的关系融为血肉的整体；如果把现实关系孤立、抽象化，那就势必会降低人们对封建观念的认识。因此，虽然作者想写一种典型，但由于描写得不具体，致使形象未能达到典型的深
度和高度。从艺术规律上来说，写得越具体、越细、越特别，才越带有普遍性。在这对夫妇身上，一般的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所应有的，他们都有；而不同于旁人的，他们就没有了。

有的评委则更尖锐地指出，影片在思想上尚未超过民主主义的范畴，从中反映不出时代的声音。而那种对于妇女的依附性和几千年来的封建的潜意识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后半部余木生的忏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批判性。妻子得病后，他在行动上的转变是可信的，但世界观、伦理观的转变却是没有根据的。

有的评委还认为，影片对陶春这个人物，写她可爱的一面浓于可悲的一面，从而影响了主题的鲜明性。许多观众看过影片之后，只是觉得余木生对妻子太不关心，而感到陶春这样的妻子还是可爱的，为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即将死去而感到悲伤。

如果说评委们对于《乡音》的思想内容尚有争议，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有较大的分歧；那么，对于《乡音》的艺术成就，评委们的看法则比较一致。大家认为，影片总体构思完整，格调比较高，同时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导演较好地运用了声与画、声与声的有机组合，去强化视听形象的表现力，进一步丰富了影片的思想内涵；影片的艺术处理很和谐，声音总谱的构成确有独到之处。

不少评委指出，《乡音》在继承我国古典美学的优秀传统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导演把艺术家的主观情感渗透在客观描绘之中，讲求意境，追求含蓄，淡雅、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在这些方面，影片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整部影片风格的把握比较统一。《乡音》之所以能在艺术格调上高人一筹，与导演有意识地从我国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有直接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导演的艺术思想、美学观念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他一手伸向传统，一手借鉴外来的电影文化，把它们熔为一炉。影片的多层空间结构，既得益于我国建筑美学的启示，也从国外电影中学习某些构成手法，并化为自己的血肉。

有的评委还说，《乡音》中长镜头的运用是成功的。《乡情》用了六百多个镜头，《乡音》只有三百多个镜头，却不使你感到是在用长镜头，原因就在于它不是为长而长，而是为内容服务的，是与整部影片的艺术风格相协调的。

关于影片的艺术处理，有的评委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认为：创作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主题，但又唯恐观众看不懂，于是，通过杏枝的嘴，不断地发议论，把影片的主题直接地说出来。这种直露的表现与影片所追求的含蓄的风格很不协调。这里有个功力问题，也说明导演的美学追求还不够彻底。

故事片大奖评选工作已进行到第六天，评委们就五部提名影片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协商，仍未能产生出一部为大家所公认或多数赞同的影片。评委会充分发扬民主，评委们各抒己见，归纳起来有这样三种提案：

一、空缺提案。开始不少评委认为，鉴于八三年好影片多、拔尖的少这一实际情况，今年大奖可以空缺；但同时也认为，既然出现了一批好影片，空缺似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去年的创作实际，创作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不应被埋没。在充分酝酿之后，以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二、不空缺提案。但这同样使评委们颇费踌躇。因为五部影片各有短长，
评委们各有偏爱，难以割舍。于是又有人提出了——

三、并列提案，即推选两部影片并列获得大奖。但这又给评选带来了新的困难，因为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并列方案并不那么容易产生。

最后，评委们根据“金鸡奖”评奖条例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几经淘汰，《乡音》终以微弱多数获得本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有趣的是，关于故事片大奖的争议，直到评选结果出来之后，在评委们之间仍未结束。但，有一位评委说得有道理，他说：去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八三年电影创作回顾座谈会上，对数十名与会者进行“民意测验”，《乡音》在最佳故事片奖一栏里是领先的；评委会上，从开始的摸底圈选，到提名时的举手表决，到最后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乡音》每次也都是领先的。既然每一次较量，《乡音》都领先，这个事实还是应当尊重的。这种尊重正是“金鸡奖”评选中民主精神的体现和发扬，它符合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根据“金鸡奖”评奖条例规定和从八三年的创作实际情况出发，本届“金鸡奖”还授予《四渡赤水》以革命历史片特别奖；授予《不该发生的故事》以故事片特别奖；授予《候补队员》以儿童片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