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摄制：明星影业公司
编导：郑正秋
摄影：董克毅
主演：胡蝶（饰二宝与大宝）郑小秋（饰木匠）宣景琳（饰母亲）
【故事梗概】
一对孪生姊妹，由于遭遇不同，一个当了农家妇，一个成了军阀的姨太太；一个沦为仆人，一个成了主人，演出了一场家庭的悲剧。
故事发生在1924年的南方，一座农家小院，桃哥和大宝原是一对两小无猜的小伙伴，如今已结成夫妇。桃哥种田打鱼，大宝洗衣做饭，两人恩恩爱爱，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生计。这一天桃哥打渔回来，大宝悄悄地告诉他：“我有小孩子了。”桃哥欢喜异常，不由地张扬起来：我要当爸爸了
大宝的母亲赵大妈看着这对恩爱的小夫妻，不由地想起13年前。那时大宝的父亲赵大，因为私贩军火坐了牢，染了一身病。他出狱后，在家刚刚把病养好，又要出走。赵大妈劝他安分守己，赵大执意不肯。赵大妈赌气让他把孩子带走。赵大说：“二宝长得好看，长大了有出息。”就带走了二宝。如今已经13年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二宝怎么样了呢？
桃哥的父亲林老老，原是教书先生，如今年岁大了，就和赵大妈、桃哥夫妇一起生活。听说大宝有了喜，就犯起愁来：年月不太平，一家四口本来就吃了上顿少下顿，再添一口人，怎么过呢？想来想去，觉得要帮桃哥一把，打算夜晚悄悄出去打点鱼，贴补家用。不料从此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事件。
一天，林老老夜里出去打鱼，被私运军火的歹徒打死。不久，乡下又闹兵灾，桃哥和大宝只好抛弃家园，搀扶着老母，同乡亲们一道逃到城里去。好在桃哥会木工，能当泥瓦匠，就到处给人家打短工，盖房子，挣点钱，勉强地养家糊口。
一年过去了。大宝已经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女儿，生活也越来越艰难了。赵大妈有病；桃哥也累垮了，咳嗽，有时还咳血。大宝无奈，听说钱大帅的钱公馆要请奶妈，就打算丢下自己的女儿去当奶妈。
钱公馆的女主人七姨太，正是大宝失散多年的妹妹二宝。如今已改名叫赵剑英。她仗着年轻漂亮，又生了个儿子，很得大帅宠幸，便颐指气使，连钱大帅也让她三分，对仆人也很苛刻。大宝一迈进钱公馆的大门，就必须立下字据：三年内不许和家人见面。这个字据简直就像卖身契一样。可是大宝为了桃哥，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只好签字画押。
不料第三天赵大妈就急急忙忙来找大宝，告诉大宝：桃哥在工地摔成了重伤。大宝如五雷轰顶，急着要回家看桃哥。赵大妈说：还是借一个月的工资吧，好给桃哥治伤。大宝就去求七姨太。七姨太正要出门去打牌，听大宝说要借钱，不由得怒火中烧：“我要去打牌，你好来借钱吗？输了再跟你算帐！”抬手打了大宝一耳光。大宝没有借到钱，又不能回家，坐在小少爷的摇篮旁边，流着怨愤的眼泪，心中犹如一团乱麻。忽然，她看到小少爷挂在脖上的金锁，如果把这个金锁拿去卖了，就可以给桃哥治病，就可以救一家人的命啊她看看四周没人，就摘了金锁。恰在这时，钱大帅的妹妹钱小姐来了，发现大宝偷了金锁，就要喊警察。情急中大宝猛地一推钱小姐，钱
小姐向后一退，撞到大柜上，柜上的大瓷缸倒下来，砸死了钱小姐，瓷缸也摔得粉碎。
大宝因偷盗而杀人，被逮捕了。审讯她的就是她的父亲赵大，如今赵大已是钱大帅手下的军法处长了。这一天，赵大正要审讯大宝，赵大妈找来了。她认出了赵大，威胁说：“大宝就是你的大女儿，你如果不救救大宝，我就到处嚷嚷，揭你的老底儿！”赵大无奈，就悄悄地请来了七姨太，也就是他的二女儿二宝，商量办法。母女、父女、姐妹见面了。经过一番周折，母女之爱、骨肉之情取得了胜利。七姨太即二宝，把赵大妈和大宝请进了她的汽车，向着茫茫的远方驶去
【评析与欣赏】
《姊妹花》是中国第一代电影艺术家郑正秋根据他的两幕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拍摄的，约完成于1933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早期有声片的优秀作品之一。1934年春节期间在上海新光电影院首映，引起轰动，连映60天，创造了当时中国票房的最高纪录。
《姊妹花》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它沿用了郑正秋惯于采用的家庭伦理片套路，即通过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曲折命运，以情动人，吸引观众；但都注入了一种新的因素，就是初步的阶级意识。从影片中可以看出，作为主体被着重描绘的，始终是大宝与二宝生活的对比。郑正秋自己也说：这部片子第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一样是一个女人，为了环境不同的缘故，那姊姊辛辛苦苦做活，还是不能帮着丈夫养家糊口。顾了老的，就顾不了少的，顾了小的，又顾不了大的。只好丢下自己新生的孩儿，去到阔太太的公馆里当奶妈，把自己的奶，去喂别人家的孩子，弄到做成女囚犯。那个做妹妹的呢？为了有一位私贩洋枪发财的爸爸，就嫁了一个有财有势的军阀，养成了一派作威作福的脾气。对着下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无形中造成了‘只知道自己打牌要利市，不顾穷人一家四条命’的罪恶”（《〈姊妹花〉的自我批判》）。这种对比设置在一对孪生姊妹之间，显得更为强烈、鲜明。从生活状况到秉性脾气，从婴儿哺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处使人感到阶级地位的不同在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深刻的裂痕。影片在最后一景大宝一家会面时，还通过大宝的口提出：“我不懂她为什么那么享福，我为什么这样受罪，这是怎么回事？”赵大妈回答说：“只因为她跟着专卖洋枪害人的爸爸一起生活，所以享福，跟我这个不会害人的苦老妈一起生活，反倒受起罪来喽！”这个回答以合乎特定人物的身份，明白浅显的方式抨击了阶级社会的不合理，谴责了依附于外国侵略者的封建军阀势力。
尝试用阶级观点去阐释社会生活，意味着更切近社会现实，要用更现实的精神去处理题材。这使郑正秋惯于使用的“传奇式”手法有了新的活力。由于长期从事商业化的新剧创作和电影编导的经验，郑正秋很善于编织情节，铺排故事。像影片开头，大宝家贫苦但充满人伦之乐的生活的渲染；逃难后用平行剪辑对大宝和二宝生活、性格的对比描绘；大宝到二宝家当奶妈后，一对同胞姊妹却是一主一仆，一个役使一个，以及由胡蝶兼饰大宝和二宝所强化了的戏剧性和趣味性，都是很动人的。但这些手法在郑正秋以前编导的《小朋友》、《一个小工人》、《红旧影》等影片中，都曾使用过。为什么这些影片没有引起轰动，《姊妹花》却引起轰动呢？用郑正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在“真实化”上下了功夫。对于《姊妹花》故事的巧合，当时
就有人提出批评，郑正秋回答说：“故事不怕巧合怎样多，只怕没有本事把它表演得真实化。只要用你的艺术手段把那许多巧合表演得非常逼真，使得看的人都信以为真，不以为假，那就愈演愈妙。”（同前）所谓“真实化”当然不只是表演等细节的真实，还要能揭示深刻的社会真实。《姊妹花》正是因在曲折有致的故事中揭示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社会真实，才引起了众多观众的同情与共鸣。
这部影片吸引人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胡蝶的表演艺术。胡蝶原名胡瑞华。1907年生于上海。1925年加入友联影片公司开始其电影表演生涯，曾主演《秋扇怒》、《女律师》、《桃花湖》、《歌女红牡丹》、《啼笑姻缘》等影片，
30年代初红极一时。《姊妹花》也可以说是她表演艺术的代表作。在这部影片中她同时成功地塑造了两个人物：勤劳、善良、纯朴的劳动妇女大宝和作威作福，惯于逢场作戏的军阀姨太太二宝。她通过不同的化装、身段、动作和不同的语音声调，比较准确地体现了两个不同人物的性格基调和内在气质。大宝偷金锁和二宝跟钱大帅逗气的两场戏，相当精彩。前者胡蝶刻画了大宝被逼无奈，欲铤而走险而又胆颤心惊的复杂心理；后者则表现了一位姨太太为了笼络男主人而察颜观色，真真假假，巧施心计的性格特征。在一部影片中同时扮演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而不使人感到勉强和造作，这是很不容易的。
由于影片结尾是个大团圆的结局，当时又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带有阶级调和的色彩。但有的“前进的批评家”因此而完全否定这部影片，则过于偏激了。
（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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