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夜城_电影故事梗概|评析与欣赏

1957年黑白故事片

摄制：江南电影制片厂

编剧：柯灵

导演：汤晓丹

摄影：周达明

主要演员：孙道临（饰张伯韩）林彬（饰梁景萱）顾也鲁（饰张仲鸣）郑敏（饰宗贻春）师伟（饰张文铮）杨华（饰凌大年）

【故事梗概】

30年代，黄浦江畔。留学英国的张伯韩走下英国邮船“兰浦拉号”，一家人都到码头上接他。他的父亲张耀堂是个悭吝而工算计的老式商人，开了家“大光明染织厂”，生产的“爱国牌”蓝布销路很好，生意颇有起色。上海是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地方，日商买办宗贻春打算用高价收买“大光明染织厂”和“爱国牌”商标。张伯韩决心“工业救国”同外国人竞争，劝阻父亲卖厂；并把岳父的濒于倒闭的纺织厂合并成“大光明纺织印染厂”，重新整顿，勉力经营，维持到全国解放前夕，大光明厂已经很有气势。张伯韩兄弟唯利是图，拖欠工人工资，镇压工人反抗，开除了工伤致残、带领工人罢工的瞿海生。同时，在摇身变成美商买办的宗贻春的怂恿下，张伯韩筹集所有活动资金，做了一笔美棉期货生意。结果，美棉价狂跌，大光明厂陷入困境。此时，上海解放迫在眉睫，张伯韩舍不得离开上海，舍不得丢下自己的厂子；不走，又不知将来会怎么样。他的妹夫凌大年逃往香港。他叫女儿文铮跟弟弟张仲鸣一同去香港，文铮坚决不离开祖国，最后一家人还是留下来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扶持工商业。张伯韩所经营的纺织厂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工人们翻身得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辛勤工作着。张伯韩的女儿文铮已从一位资产阶级阔小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青年。“大光明厂”空前发展了，张伯韩兄弟仍然唯利是图，投机倒把，偷税漏税，成为不法资本家。女儿文铮劝父亲坦白交待，改过自新，反遭申斥。文铮邀于义愤，毅然出走，到西北勘探队工作，决心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张伯韩经过政府的教育，工人群众的帮助和妻子的启发，才逐渐清醒过来。他开始感到剥削阶级可耻，终于坦白交待，得到政府的从宽处理。逃到香港的大年受到宗贻春的坑害，资财亏空，走投无路，只得重新回到上海。

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张伯韩开始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选择的道路。他欣然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很快递送了“公私合营”申请书，并体会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改造成为劳动者，才是唯一的出路。在“上海市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的晚会”上，回到家来的文铮终于和父母高兴地团聚了

【评析与欣赏】

电影《不夜城》是江南电影制片厂1957年摄制完成的，但却是1965年在全国发行放映的，而这公开放映也是以批判为目的的，实际上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预演。早在影片完成后，即被打成“大毒草”。1958年、
1965年两次遭受批判，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又遭到更猛烈的批判。其“罪状”是“代表资产阶级说话的影片”，是“更为露骨的对资产阶级的赞歌”。历史早已论定这均属不实之辞，是极左文艺路线的诬陷之辞。

尽管遭到众多的无情批判，但却仍然抹杀不了《不夜城》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历史地位，它是第一部反映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影片。它十分准确地描绘了民族资本家的改造过程，是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在题材的选取和人物塑造方面有着突出的创新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资本家张伯韩形象的塑造，他不仅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还是一个性格复杂并有多重侧面的艺术典型、当代中国银幕上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张伯韩曾经是时代进步力量的代表。他留学英国归来时，正是父亲和岳父的工厂处于危急的时刻，他清醒地抵制了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侵略，粉碎了宗贻春代表的日本资本家的买办想鲸夺“大光明厂”和“爱国牌”商标的阴谋。他说：“爱国为什么吃香？日本人为什么要买这牌子？中国人要用爱国，这就是力量！中国人应该有自己办的厂，我们能跟外国人竞争的！”这种“工业救国”的主张和决策，是张伯韩性格中爱国的一个侧面。作为资本家，他绝对要唯利是图剥削他人，无论是在解放前夕，他无理开除领头罢工的海生，或者是在解放后不管工厂安全设备致使银弟受了工伤，都是基于自己赚更多的钱的企图，这是他性格中反动的一个侧面，所以影片中就有他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表现。影片中并不回避表现人情人性，既写了他有思念离去的女儿的父女之情的一面，又写了他拒绝了在他家干了30年的老仆人老瞿请求的无情一面。张伯韩思想和性格的两面性，十分真实而形象地说明对民族资本家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因为影片表现了张伯韩这类人物，就批判是为资本家唱赞歌，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创作的单一和狭窄。可以说，《不夜城》中的张伯韩形象的成功，其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的意义不可低估。

塑造出一个性格复杂栩栩如生的银幕形象是影片《不夜城》的一大收获，而通过这一个形象真实地描绘出时代风貌，则是它的又一大收获。影片以凌大年在香港经商一败涂地的情节，以及先靠日商后靠美商的宗贻春这个人物作对比，真实而形象地揭示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唯一的正确道路。如果像张伯韩的父亲张耀堂那样以手工作坊的方式，以工于心计地紧缩开支（影片中，张耀堂在接儿子时，舍不得出汽车钱，那手放在口袋中半天掏不出钱，别人出了钱，他却感到十分满意。）那他是不容易将工厂发展成一个大的产业的，最终也难逃像他岳父那样被买办资本所吞并的厄运。如果像凌大年那样，投靠买办资本，其下场不是当宗贻春一样的洋奴，也就是只有破产。这种情节和人物的对比，是社会环境的一种表现，是他本阶级的教育和反省。同时表现了另一方面的对比与教育，这里着墨不多，但却表现了时代的主流，那就是工人阶级对张伯韩的教育、帮助和斗争。瞿海生一家与张伯韩一家的恩恩怨怨，正形象地表现出工人阶级对张伯韩这类民族资产阶级的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海生说的：“工人阶级不愿意记私仇，可你们应该永远记着这教训。”还有青年团员张文铮离家而去给张伯韩的刺激等等，无疑给张伯韩的思想转变添加了催化剂。正因为这几方面的对比和教育，张伯韩才诚恳而矛盾地对妻子说出：“我知道，我们早晚得坐上社会主义这条船，这是唯一的出路。我是舍不得我的厂，这是爹一辈子的辛苦，我半生的心血，并且这厂还是从你父亲手里买过来的。我们为这点事业，尝够了甜酸苦辣的滋味！”
到最后公私合营后，工厂的产量真正的上去了，他才无限感慨地抚着爱国牌商标说：“爱国，我现在才算知道怎么叫爱国！”影片《不夜城》就是这样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时代风貌。

总之，影片《不夜城》在50年代那样的时代，紧跟现实生活，以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并且不顺从政治风向，不歪曲不矫饰，这在当时和今天看来都的确是一部触及了“禁区”的力作，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编剧柯灵，导演汤晓丹，饰演张伯韩的孙道临都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家，他们珠联璧合，当之无愧地完成了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作品。正如柯灵所说：“我觉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实验，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历史作了公正的结论。《不夜城》虽然经过这许多折腾，毕竟是对这场实验的胜利的赞歌，尽管唱得不够漂亮，我也感到欣慰。”（《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序》）

（徐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