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彩色故事片
摄制：海燕电影制片厂
编剧：于伶孟波郑君理
导演：郑君理
摄影：黄绍芬罗从周
主要演员：赵丹（饰聂耳）张瑞芳（饰郑雷电）王蕉（饰万千红）
江俊（饰苏平）仲星火（饰张曙）高博（饰匡文涛）陈述（饰钱也乐）
【故事梗概】
1930年夏，酷爱音乐的聂耳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受到迫害，逃到上海，在云丰商号当了一个小伙计。一次聂耳送货时，碰上地下党举行的纪念南昌起义的飞行集会，他在巡警追捕中，掩护了集会主持人苏平。不久，商号倒闭，聂耳却用半年的工钱在旧货摊上买了一把小提琴，不顾饥寒狂热地练起琴来。
为生活所迫，聂耳考进“五花歌舞班”当小提琴手。“五花歌舞班”专演《桃花江》一类的靡靡之音和无聊舞蹈。生活的煎熬与黄色音乐的苦役，使聂耳陷入苦闷之中。当年在昆明从事学运的战友郑雷电找到他，带他去参加工人赈灾游艺会的演出，并见到地下党员苏平，从此聂耳便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聂耳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目睹了反动派镇压抗日的罪行。这时，郑雷电要到江西苏区参加第一届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临别时她向聂耳表示了自己的爱情。“一·二八”十九路军闸北奋勇抗击日军，聂耳随歌舞班去慰问伤员，他们给士兵唱《桃花江》，遭到伤兵的反感和斥骂。聂耳深为震动，决心用音乐“叫喊出中国人民的声音！”在闸北他认识了革命戏剧家庭文涛。他向匡文涛叙说了自己的愿望和苦闷，匡文涛鼓励他：“走，让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介绍他与音乐家张曙结识。从此，聂耳投身入左翼文艺运动的浪潮中。
“五花歌舞班”溯江而上旅行公演，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仍在演那些靡靡的“艺术”歌舞。聂耳将自己的气愤谱入歌曲《铁蹄下的歌女》之中，并以“红孩子”的笔名，写文章批判这种为反动派歌舞升平麻醉人民的黄色音乐，最后愤然地退出了“五花歌舞班”。
聂耳来到北平，参加了左翼剧联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宣传抗日的公演，在宪警镇压禁演之际，他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进行抗争。地下党员苏平让聂耳和他同回上海，投身入左翼电影运动。聂耳在码头体验工人的痛苦，写出《码头工人歌》，并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受到工人的喜爱与欢迎。聂耳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郑雷电回到上海，聂耳听她讲述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听她唱兴国山歌，聂耳大受启发，决心以音乐作战斗武器。从此，聂耳一发不可收，创作出《毕业歌》、《卖报歌》、《开路先锋》、《塞外村女》等革命歌曲。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残酷镇压左翼文化运动，派特务捣毁聂耳的歌曲唱片，但却无法阻止群众对聂耳歌曲的喜爱和传唱。在这白色恐怖形势下，党决定派聂耳去苏联学习。临行前，他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了曲
在赴苏途中，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不幸遇难。
【评析与欣赏】
影片《聂耳》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它艺术地再现了无产阶级音乐家聂耳所走过的革命历程，概括了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工作者成长和斗争的道路。影片把人民的疾苦、民族的命运、时代的风云与聂耳的成长经历艺术地融合在一起，形象地表现了30年代我们民族所经受的磨难，以及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同时也形象地表现了聂耳所谱写的一首首咏唱时代斗争精神、劳动人民的疾苦、无产阶级革命的歌曲的诞生过程。
影片成功地塑造了革命音乐家聂耳的艺术形象，聂耳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在银幕上，聂耳的典型形象有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这种艺术感染力便来自聂耳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一个令人信服而令人赞叹的过程。聂耳是个“风云儿女”，是时代哺育与造就了他。他的性格发展道路是曲折而不平坦的。影片中艺术地表现了他走向成熟的三个阶段：在聂耳当学徒和“五花歌舞班”琴师的时候，他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青年，有着朴素的革命激情，但他特别喜爱音乐，宁可用失业得到的最后一点钱去买了一把小提琴，忍着饥寒地苦练这时，他承受着失业和饥饿的煎熬，他经历着靡靡歌舞的折磨，也萌生出躲进艺术象牙之塔的理想；但同时也感受到劳动人民的疾苦、文化贵族的冷眼、歌舞班艺员的烦闷，这都促成聂耳思想的变化。在革命志士的激励下，聂耳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之中，加入反帝大同盟，在思想上他经历着苦闷和探索的阶段，他决意摆脱这种创作和生活道路上的苦闷。凭着一腔热情，他用音乐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在宪警破坏宣传抗日的演出之际，他愤然而起，用小提琴演奏起《国际歌》，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在斗争中聂耳与地下党员苏平探讨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愈觉得祖国的可爱和伟大，我也就愈觉得离不开你们？”苏平告诉他：“因为我们共产主义者，从来是最坚决的爱国主义者。”探索到这一真理，聂耳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他终于像一条小溪汇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在第三阶段，聂耳成熟了，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同时在音乐上也成熟了，他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及其它歌曲，形象地抒发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志。由于影片形象而真实地表现出聂耳的思想转变历程，所以称影片《聂耳》是30年代中华民族斗争风貌的一面镜子，“一个人表现了一个时代”，这是十分准确而恰当的。
影片《聂耳》还成功地把聂耳的成长过程，与一个音乐爱好者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奠基人的过程艺术地融合在一起。于是，聂耳的音乐创作活动便成为贯串全片的主要情节，构成极有艺术风格特征的音乐蒙太奇手段。在创作《码头工人歌》时，聂耳从亲身体验工人的疾苦开始，创作出工人从呻吟到怒吼的音乐，到最后在舞台演出的全过程，一气呵成的效果，就是利用《码头工人歌》完整的歌曲与画面的组合，让观众不知不觉地感受到这一场景的变化。先是聂耳在码头上看到工人劳动时受到的非人待遇，听到原始的劳动号子，初步形成了音乐语言。接着是聂耳在亭子间里创作歌曲，回味体验工人流血流汗的滋味，画外响起聂耳内心的歌声：“从早搬到夜，从夜搬到朝”歌曲接下去，是聂耳、张曙唱着歌，在码头征求工人的意见；歌声继续唱着：“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都往我们身上压吧！”画面出现码头上一位上了年纪的工人力不能支、被压在地上；接下又是一位老工人在重负下挣扎的近景，再拉开镜头，出现了舞台的背景，原来是聂耳正
在舞台上扮演码头工人，演出话剧《扬子江暴风雨》的情景。在各种景别镜头的剪辑之中，始终延续不断地演奏着这首歌曲，基本上使观众忽略了这衔接的痕迹。与之相类的是利用《义勇军进行曲》由隐而显的音乐旋律与歌词内容、贯串起聂耳思想演变的情景，表现出这首歌逐渐形成的来龙去脉。这首歌曲最初孕育于“一·二八事变”的火线慰问抗日战士之际，聂耳受革命戏剧家匡文涛的启发，萌生了“要有中国的《马赛曲》！”的乐思；后在闸北巷战抢救伤员的斗争活动中，他又产生出“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战斗的激越节奏；在长城聂耳与苏平探讨革命，“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也使他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豪情；最后，在亭子间一根火柴点燃了红烛，在红光中聂耳似乎与郑雷电神驰万里之外，隐约地断断续续地听到类似《义勇军进行曲》前奏的号音，看到她雄赳赳地在红军队伍中翻山越崖前进，又似乎看到一批忠贞不屈的革命志士、东北义勇军的红旗高高举起他情绪激昂地谱写成《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回荡在胜利的天安门广场欢乐人群的上空。这首歌前后的照应与表现，充分而形象地肯定了聂耳的歌曲在革命事业中的“齿轮与螺丝钉”的巨大作用。歌曲在影片中不只起了情节作用，而且还产生画面组接所不可少的蒙太奇的作用。
影片《聂耳》是一部既悦目、又悦耳的艺术精品。除编剧于伶、孟波、郑君理、导演郑君理等人在构思中融进了同代人真实深切的感受之外，表演艺术家赵丹对角色恰如其分地把握与创造，更使影片锦上添花，因为赵丹和聂耳生前曾是好友与同志。赵丹曾认真地揣摩银幕上聂耳的动作与神态：聂耳在创作《码头工人歌》时累得出了汗，用毛巾擦汗，擦完汗，赵丹设计了把毛巾往肩上一搭的形体动作，这把毛巾往肩上一搭的自然动作，勾起了赵丹的情绪记忆，赵丹说：“我好像在心里听到《码头工人歌》的基调开始奏出，我微弓着背，仿佛经不起肩上货包的重压，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我和导演不约而同说音乐该从这里起，这是聂耳在心里听到音乐的时候。”（赵丹《银幕形象创造》第122页）赵丹成功的表演，使得聂耳的银幕形象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
1960年在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聂耳》获得“传记片奖”。
（徐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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