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制：北京电影制片厂
导演：凌子风
编剧：梁斌海默胡苏凌子风
摄影：吴印咸
主要演员：崔嵬（饰朱老巩、朱老忠）蔡松龄（饰严老祥、严志和）
葛存壮（饰冯兰池）鲁非（饰贾湘浓）赵联（饰严运涛）
【故事梗概】
滹沱河畔千里堤上的老树旁，有一口硕大的古钟，这是下梢群众集资购地48亩的赁证，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虎子、志和守护在旁，只见地主冯兰池率领一伙人直奔堤上而来，他想砸钟灭口，企图霸占河神庙前48亩公产。朱老巩闻讯提起铡刀急忙跑来，一个个农民都被激怒了，冯兰池拿出红契，朱老巩几下扯得粉碎，冯兰池采用调虎离山之计，通过被他收买了的严尚爷把朱老巩一路人骗走，终于把古钟砸裂，朱老巩直奔过去吐出一口鲜血，摇晃着倒下了。入夜，冯兰池为斩草除根，追杀虎子姐弟，虎子被迫背井离乡，虎子姐受辱后跳河而死。
25年后，朱老忠一家从东北回到了老家，认出了正想闯关东的儿时好友严志和，他们坐着一挂大车往家走，路过冯家大门时按老规矩都得下车，朱老忠快马加鞭威风凛凛从冯家门前昂首而过，前来拦车的狗腿子被抽得抱头鼠窜。乡亲们纷纷奔走相告，当年大闹柳林的朱老巩的儿子虎子回来啦！严志和一家兴高采烈地为朱老忠一家人洗尘，朱老忠在被冯兰池霸占了20多年的二亩地上重建家园，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一片丰收的景象，冯兰池怀恨而又不安。
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捉了一只玲珑美丽的脯红鸟，春兰替他缝了一个鸟笼罩，他们拿到鸟市上卖时引起了轰动，冯兰池急红了眼，大贵、运涛这些年轻人就是不卖，冯兰池借招兵的名义把大贵绑住带走了，朱老忠忍痛送走了大贵。正当朱老忠愁眉不展时，通过伍老拔、运涛，他结识了教书先生地下党员贾湘农，在他的启发下朱老忠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且和运涛、春兰一起向群众宣传庄稼人应该起来打土豪劣绅！运涛和春兰真诚地相爱，冯兰池霸占春兰不成，便想法陷害运涛。运涛被派到黄埔军校学习，不久便当上了见习连长。运涛走后，朱老忠又带领乡亲们一起练武，北伐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乡亲们觉得有了盼头，冯兰池一家逃往天津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冯兰池一家又回来了，他用计买走了严志和的两亩宝地，使他痛不欲生。这时运涛也被关进监狱，朱老忠和江涛赶到济南监狱看望运涛，运涛坚信革命完不了，将来一定会胜利，就在这紧要关头，朱老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春节快到了，官府宣布杀猪要上税，冯兰池包了割头税，他想出三千包价收入一万，朱老忠在大家的推举下开了屠宰场，无偿为人民杀猪，气急败坏的冯兰池告到县里，激怒了的农民在贾湘农、朱老忠带领下向县城进发，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县长不得不交出冯兰池，答应了免交割头税，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
【评析与欣赏】
1960—1963年即60年代前期，中国电影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电影创作曾一度出现欣欣向荣之势，《当代中国电影》一书曾这样评价：“就电影艺术发展的总体而言，这时期电影创作的成就是突出的，它所贡献的一大批代表了17年最高水平的优秀作品，及其所表现出的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历史上写下了难忘的篇章，也对以后的电影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影片《红旗谱》就是这个阶段的一部力作，它通过朱老忠从自发反抗走上自觉革命道路的成长历程，气势磅礴地再现了20年代中后期北方农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画卷。《红旗谱》这部壮丽的史诗展现了重大题材的魅力，展现了阶级斗争的魅力，展现了工农兵光辉形象的魅力。一句话，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的无穷魅力。虽然西方的国际电影节可能对它不屑一顾，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作为经典影片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这部影片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是中国电影艺术家在塑造工农兵形象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成熟的产物，也是他们对“左”倾文艺路线的某种程度的抵制的结果。同时，它和文革前17年反复强调电影剧作的重要位置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原著和文学剧本提供如此丰厚和坚实的基础，影片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影片《红旗谱》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朱老忠、朱老巩、严志和、朱老明等一批鲜活的人物，为中国电影画廊里增添了许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银幕形象。崔嵬同志一人成功地扮演了朱老巩、朱老忠父子两代人的形象，这与他长期战斗在滹沱河畔有很大关系，他非常熟悉参加过高蠡暴动的农民，对他们的苦难与爱憎有着深刻的体验，他因为出色的表演而荣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他所塑造的朱老巩通过怒磨铡刀、痛斥冯兰池、扯碎红契、高举铡刀制止砸钟、推倒严老尚紧追冯兰池、口吐鲜血倒下等一系列带着炽热感情的大幅度动作，非常集中、凝炼地表现了这个侠肝义胆的古典式的农民英雄。他在扮演朱老忠这一角色时，紧紧抓住了他对地主豪绅的刻骨仇恨与势不两立这一“印象”，而他的气质、语言和风貌又带有明显的河北平原苦大仇深的农民的粗犷、豪爽的特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已是这种性格的最好写照。人们不会忘记朱老忠驾车闯过冯家大院一段，那毫无惧色的怒目而视，那甩得震天响的马鞭，那飞驰而过的马车，高扬了无产者揭竿而起的神威，谱写了影片最动人的光彩乐章。朱老忠的性格是多侧面的，他不仅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又有坚韧、成熟和细致的一面，既有波涛澎湃的大笔着墨，又有涓涓细流的细节描写，比起50年代的英雄人物来得更为丰满了。当然，影片也有遗憾的地方，影片后部反割头税一段，朱老忠虽然处处站在斗争的前列，但由于缺少那种朱老忠特有的动作和语言，因而显得缺少震撼力而流于一般化。严志和是《红旗谱》中所塑造的另一成功形象，这是一个正直、勤劳而又软弱无能惯于忍耐的北方农民形象，他在源源革命洪流的推动下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他的性格自始至终是完整的、高度性格化的，沿着他独特的性格轨迹发展，因而显得极有光彩。朱老明这形象虽然篇幅不多，却也栩栩如生。人们不会忘记他听了朱老忠的一席话后所说的：“嗨！我心里好痛快！”紧接着，他把手中的拐杖猛然摔掉，冲出大门，活脱脱地展现出他对冯兰池不共戴天的无比仇恨以及与阶级弟兄生死与共的炽热情怀。相比之下，影片对作为党的形象的贾湘农的描写，显得很概念化，人物仅仅满足于讲解一些革命的道理，没能给人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年青一代的形象除春兰外大都不够丰满动人。比老一辈农民的形象要逊色得多。
影片《红旗谱》的结构属于戏剧性结构，这种结构要求把冲突尽可能写得紧张，正如阿契尔在其《剧作法》一书中所说：“戏剧建筑的秘密的最大部分在于一个词——‘紧张’，而剧作家技巧的主要内容就在于产生、维持、悬置、加剧和解除紧张。”影片中的“朱老巩大闹柳林”、“怒闯冯家大院”、“鸟市风波”等场面，由于很好地刻划了冲突的双方，因而才紧紧抓住了观众。可惜的是影片前紧后松，影片的后半部分人物缺乏有力的行动，没有紧接着朱老忠与冯兰池的矛盾与冲突从头到尾地贯穿下来，特别是最后及割头税一段，矛盾双方缺乏有力的交锋，反面形象的一般化导致正面人物的苍白与平淡，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本片在摄影上的成就颇为突出，摄影师吴印咸定下了“浑厚有力、相当扎实、富有乡土气息”的摄影基调，在景别、角度、用光、色彩等诸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人们更不会忘记那些含义深刻、极富地方色彩的构图，如“千里堤上护钟”、“怒闯冯家大院”、“瓜棚谈心”“堤上送别”等等，说明了吴印咸同志在造型处理上的深厚功力，他也因此荣获了首届百花奖的最佳摄影奖。此外，影片的音乐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无论是大鼓书摊女艺人唱朱老巩大闹柳林，还是用河北梆子来烘托和渲染人物的内心感情，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红旗谱》的成功得力于当时的时代影响一样，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带有明显的17年时期文艺思潮留下的烙印。我们在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到作为当时的政治修辞表述的完美程式，流露出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影片的叙事线索必须在一个上升动作、一个关于胜利的戏剧高潮中完成，正面英雄始终占有着大景、正面机位、仰拍角度与暖色调，这是不是后来发展到极致的“敌人一概远、小、黑，英雄全部近、大、长”的萌芽呢？！此外，人物的性格总是缺乏更多的侧面，《红旗谱》的众多的人物比起50年代的平面化的性格虽然丰满了许多，但是正面人物的缺点只能是个性上的不足，不可能有性格上的缺陷，反面人物更不可能有灵魂上的闪光点。这种壁垒分明的写法，使得银幕上很少见到处于中间状态的形形色色的中间人物，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人物观”使得文艺在反映现实时不可能有充分的、真正的现实感，这些弱点，与其说它是编导的不足，还不如说它是时代的局限。而且我们还应该公正地指出，对于那些属于“左”倾教条主义的东西，《红旗谱》的编导还是有所抵制，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服从了艺术创作的特有规律，正因为如此，《红旗谱》作为新中国前期电影的一部经典之作，它的位置是不容置疑的。
（邓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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