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永生_电影故事梗概|评析与欣赏

1965年黑白片

摄制: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夏衍水华

导演:水华

摄影:朱今明

主要演员:赵丹(饰许云峰)于兰(饰江姐)项堃(饰徐鹏飞)张平(饰李敬原)林盈(饰孙明霞)

【故事梗概】

大西南解放前夕,各地工运学潮此起彼伏,地下武装四处活动,伪侦防处处长徐鹏飞搜查《挺进报》的工作毫无进展,十分着急,侦讯科报告,美军特别顾问偷着宴请了副处长严醉。

江姐被派往华蓥山,看到丈夫、华蓥山游击队政委彭松涛被处决的布告,她的眼泪像雨水一般流着,到了华蓥山见到了华为的母亲、指挥员老太婆,老太婆激励江姐和华为:“要革命的人,是杀不完的!”

徐鹏飞手下的人在沙坪坝的一次突击检查中,查到了《挺进报》和发送报纸的书店店员郑克昌,他是严醉布置的秘密特工人员,经过拷打,郑克昌交待了沙坪书店经理甫志高和店员陈松林是共产党。中共重庆市委领导许云峰来看陈松林,发现书店问题很大,当即决定陈松林尽快离开,严肃地批评了甫志高,并叫他立刻撤退,甫志高没听劝告回了家,他被捕了。甫志高很快就叛变了,由于他的出卖,许云峰和江姐都先后被捕了。徐鹏飞对许云峰百般诱降,碰了一鼻子灰,江姐也被押进了渣滓洞。徐鹏飞见软的一手不行,就对江姐动了酷刑,江姐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她的崇高的革命气节受到了难友们的最大尊敬。龙光华在给江姐送水时被“猫头鹰”枪杀了,他的惨死把难友们激怒了,大家开始了绝食斗争,敌人被迫同意允许召开追悼大会,许云峰、江姐和难友们戴着一朵朵白花,他们把压抑、仇恨都变成了歌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势如破竹,敌人预感到末日很快来临,他们准备采取大的行动,许云峰被押到一座阴森森的地牢。监狱里有个“疯子”华子良,行动非常反常,经过江姐等人的多次观察,他们发现他不是疯子,而是自己的同志。华子良带着江姐的纸条在地牢里向许云峰袒露了自己的真正面目,许云峰告诉了他外面接头的地方,华子良借采买的机会外出时联系上了,他巧妙地带回了越狱用的锯条。1949年10月1日,难友们在狱中热烈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一针一线地绣出了一面五星红旗。与此同时,敌人们开始执行对重庆的大爆破和分批密戮政治犯的计划,难友们也在紧张准备越狱。飞机场附近出现了解放军,敌人的屠杀提前了,许云峰被带走了,江姐被带走了,他们视死如归地走向刑场。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集中营内一群难友冲进地道,搬开条石,勇敢地冲出魔窟

【评析与欣赏】

文学艺术中能不能表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似乎却成为问题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柴伐蒂尼就曾经说过:“我反对特殊人物,反对英雄,我对他们总有本能的憎恨,我讨厌他们,因为他
们使千百万人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段话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深刻的片面”而已。让绅士老爷们不屑一顾的小人物占领银幕,这在大战后的西欧确是一大创举,然而真正的英雄是不能在艺术中消亡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可能振奋的,一个忘记英雄的民族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今天,我们重看《烈火中永生》,依然为中国40年代所涌现的英雄儿女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的感动。

影片《烈火中永生》所描写的不是家庭与爱情的天地,不是一般的较量与战斗,而是发生在血淋淋的魔窟里的一场异常残酷、空前尖锐的殊死搏斗,在这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艰苦性和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看到了彻底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策略性。江姐,她亲自目睹了丈夫被处决后的悬首示众,可是她挺过来了,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她平静地告诉刽子手:“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知道,但是我早就告诉过你,这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临死之前,她拿起梳子像平时一样梳理她的头发,用手抚平了衣服上的一些摺痕,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许云峰,被捕前他千方百计地转移党的地下组织,被捕后痛斥徐鹏飞的无耻诱降,组织难友们斗争,在地下隧道里日复一日地挖洞,为难友们越狱提供一条出路,最后又高昂着头和江姐一起为革命壮烈牺牲。还有像华子良这样为革命忍辱负重的“疯老头”,忍受着敌人的污辱和同志们的鄙视,表现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革命毅力。这些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从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们身上洋溢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必胜的坚定信念。整个影片以压倒敌人的磅礴气概震撼人心,它像黎明前的黑暗中照亮长空的一盏红灯,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文艺的倾向性绝不是一种缺陷。恩格斯曾经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绝不是倾向性的反对者,他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影片《烈火中永生》很好地实践了恩格斯的这段名言,它受到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1964年12月,江青在审看样片时却把这部影片完全否定了,以后她又无中生有地把它打成“为叛徒翻案的大毒草”,致使影片被禁映十多年。

影片《烈火中永生》是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而成的,而《红岩》则是在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的再创造。小说比起回忆录来,在广度上有所展开,成为重庆山城拂晓时期的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在深度上有所挖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震魂摄魄的雄伟乐章,但是它的一些人物的性格还没有充分展开,还写得不够饱满,影片则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这部影片是由夏衍编剧、水华导演的。他们已经是第三次合作了,像以往一样影片的结构非常紧凑,人物高度集中,斗争的焦点在许云峰、江姐和徐鹏飞几个人身上展开,表现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不靠豪言壮语,表现敌人的丑恶不靠漫画化的手法。特别是于兰同志的精湛表演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准确、朴实而感人地表现了江姐高尚的革命情怀,赵丹塑造的许云峰在气质上差点火候,而项堃扮演的徐鹏飞,避免了以往脸谱化的手法,把一个效忠党国而又极端残忍的特务头子形象推到了观众面前。影片采用黑白片拍摄,这是与影片的悲壮的基调相吻合的,有助于主题的深化,在普遍采用彩色片的情况下大胆采用黑白片来拍摄,这确是一种高明的选择。

影片《烈火中永生》拍摄于60年代中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因素逐渐加剧,至影片完成的1965年,十年浩劫的序幕已经拉开了。因此像水华
这样一位以个人风格著称的导演也不能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像《烈火中永生》这样一部相对完美的影片,在塑造英雄人物时也出现了“高大全”的倾向。国内的某些研究者认为本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特有的“政治类型电影”的代表作,在影片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电影叙事的政治修辞学,成为“三突出”的先声与楷模。它在光的动用上,对许云峰、江姐等革命者的形象始终使用全光,不存在光源变换所造成的光影,以显示革命者的浩然正气与理想化身的内涵,而对反面人物则大量使用舞台剧式的脚光,不论什么时间、地点,徐鹏飞的面孔始终处在一种半明半暗的光影之中,以表示精神上的劣势以及敌人作为黑暗势力的化身。在角度的安排上,也体现“三突出”式的构图法则,在敌我双方中、全景中,英雄人物总是占据着高处和前景,从而占据了反面人物无法获取的视觉优势,而在英雄与敌人的对切镜头中,则始终贯穿着对英雄人物的低位拍摄仰角效果与反面人物的平位拍摄,造成一高一低、一轩昂一猥琐的视觉效果,这种修辞法在以后逐渐演变成突出英雄人物的经典构图——塔式构图。在人物造型上也出现造神的倾向,尽管遭受酷刑,江姐的造型始终完好、洁净,头上几乎没有乱发,脸上没有血迹和鞭痕,以显示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意志。在场面调度的设置上,也直接呈现出一种意志论式的内涵,许云峰赴鸿门宴及徐鹏飞初审江姐,都是将英雄人物的运动减少到最低点,而反面人物则始终处在一种近乎躁狂的团团转之中。本片还大量运用石阶、楼梯为造型手段,借用自然形成的场面调度与仰俯角度来渲染英雄人物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同时辅之以夸张的形体动作,每次出场处处要作出高大的英雄状。如许云峰被捕一场,特务们荷枪实弹冲上楼梯,许云峰拿着礼帽从容地站在楼梯口上,然后以一种近乎戏曲台步的步伐走下,持枪的特务随之惊恐万状地步步后退,以此象征英雄人物意志的巨大胜利。

50年代以来,在“革命现实主义”的旗号下,一度兴起了以政治实用主义为基点的庸俗社会学,提出一系列“最革命”的创作口号或指导方针,提倡对英雄人物作“突出刻划”乃至人为的“高大完美”,随着政治上“左”倾思潮的发展,这股来势汹涌的潮流使我国文艺和电影创作偏离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轨道。作为一个艺术上很有追求的导演,水华虽然在最大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但他终于难免不受这股思潮的影响,为“三突出”的叙事电影铸形,为其提供了一套特定的电影语言,这既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剧。

(邓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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