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_电影故事梗概|评析与欣赏

1981年彩色片

摄制: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

编剧:马林朱枚达江复

导演:郑洞天徐谷明

摄影:周坤顾文凯

演员:冯汉元(饰刘力行)王培(饰袁亦方)郑振瑶(饰明锦华)

王憧(饰章炳华)许忠全(饰喜凤年)

【故事梗概】

建工学院的筒子楼内住着6户人家:助教冯卫东小两口,校医院大夫明锦华,业务骨干章炳华和女儿星星,一家三代4口挤在一屋的喜凤年,现任党委书记袁亦方以及原党委书记刘力行。这6户人家全挤在楼道里做饭,每当锅碗瓢盆奏起“厨房交响曲”时,楼道里是又热闹又拥挤,大家都盼着有一间公用厨房。

这天,袁亦方准备搬进新分的单元房,可巧章老师的女儿星星烫伤了。为用给老袁搬家的汽车送星星去医院,房管科的吴科长与冯卫东吵了起来。当天晚上,刘力行去医院看望小星星。孩子天真地问刘爷爷:“你一个人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害怕吗?”这话深深触动了老人的心,竟使他老泪纵横,决定不搬家了。

袁亦方一搬走,喜凤年就惦记上他那间房了,想要来做公用厨房。谁知这房送了人情,分给了新来的高干子弟陆小真。喜凤年跟吴科长吵了起来,还动手打了他。为这事老喜受了处分。一间公用厨房竟惹出这么多是非,刘力行心里很不平静。他找到袁亦方,用分给自己的那套单元房换了间公用厨房。

当楼道的人准备在公用厨房欢聚的时候,刘力行正在老袁的新居里接待他延安时代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尼丝。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弄得笑话百出,误会丛生。艾尼丝也看出了其中的奥妙。老刘把艾尼丝请到了自己的家——那座筒子楼,并参加了厨房宴会。宾主欢聚一堂,艾尼丝度过了在中国最美好的一天。

刘力行“出山”以后,由于身体不支住进了医院,但春江饭店要搞附属工程的事扰得他不能静下心来治疗。当他了解到附属工程是为领导干部和关系户的头头们盖的高级住宅后,亲自找到市委书记方达那里。两位老战友经过一场情真意切、肝胆相照的谈话之后,方达看清了附属工程的实质和自己工作的不深入。其时,方达又收到明玉朗有关此事的揭发信,并托刘力行寻访此人。老刘几经寻访,原来明玉朗是自己女儿小京的朋友,明大夫收养的弟弟。目前正因写揭发信的事要下放到山沟沟里去。老刘当面指出了袁亦方私盖高级住宅的错误,又赶到春江码头为明玉朗送行。

在市委召开的会议上,方达宣布附属工程下马,并把明玉朗调回市里。刘力行因确诊患有癌症没能出席,他让冯卫东列席了会议。就在刘力行将去北京接受治疗之前,他请来了明大夫,劝他考虑一下和章老师结合的事。

春天来了,筒子楼的邻居们又欢聚在厨房,但这次是告别宴会,有几家人要搬进新居了。这时由北京开会归来的老袁捎来了刘力行给大家的礼物和
一封信。信中每一个人都关心到了,唯独没提他自己。大家无限惦念重病中的老刘。

【评析与欣赏】

《邻居》的出现,是新时期电影发展中值得重视的文艺现象。当虚假和背离生活的胡编乱造还没有绝迹的时候,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艺术家立足于现实生活,追求朴实、自然、真切、内在的美,从而找到了通往观众心灵的道路。《邻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邻居》以当今社会极其敏感的棘手的住房问题为贯穿情节,尖锐地抨击了种种社会弊端。这样一个创作命题,很可能因角度不准、分寸不当而招致“丑化”、“歪曲”一类的指责。可贵的是,影片的创作者在严峻的现实生活和尖锐的矛盾面前,表现出艺术家的勇气和胆识。他们认为:“搞现实题材的创作,必须敢于对现实问题表态,沉溺于伤痛的一味哀怨,或者歌舞升平式的粉饰和回避是没有出息的。”“宁可让人家说我们的片子不高不美,也要实实在在地再现现实生活。”基于此,影片在触及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潮水般涌来的不正之风的同时,以充沛的激情描写了人们的思索和奋起、希望和追求,发掘出蕴藏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之中的风气和美德,以及人们在斗争中不断地洗刷自身的污垢的实绩。正是在这对尖锐、复杂的矛盾的大胆揭露和对人民大众美好心灵的尽情讴歌中,影片捕捉到浸透着人情味的时代诗情,显露出对社会生活的深邃见解。

《邻居》在人物塑造上,力求摆脱性格单一的模式,把各式各样的人物都作为矛盾体来表现,既写他们美好、高尚的精神境界,又不回避其弱点和缺陷,从而使人物的思想性格显出多种色彩。水暖工喜凤年心地善良,为人耿直,通情达理,一家三代4口挤在一间斗室里,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为给大家争得一间公用厨房到处奔走。他破费买了一包高级香烟去讨好房管科的吴科长,还自以为得计地发动邻居给吴科长的儿子家淘阴沟。然而,这没能打动吴科长,房子还是让他送了人情。于是,喜凤年怒打了吴科长,出现了一段貌似喜剧的悲剧小插曲。这一形象的深刻性就在于,他是社会时弊的反对者、批判者,却又难免不受到社会旧习的污染。这些描写既加强了人物的立体感,又给观众一种冲击力和警策力。

在把人物作为矛盾体来表现的过程中,影片还注意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这一点在主人公刘力行的形象上体现得最鲜明。从表面上看,刘力行似乎是个安于当个空头“顾问”,只想有个清静、安逸的晚年的老好人,其实他的内心很不平静,虽“不在其位”而仍关心人民的疾苦。但是,他又有一种被生活冷落的悲凉感。面对党风不正的现实,他既忧心忡忡,又感到无能为力。影片围绕分房引起的一系列矛盾,清晰地勾勒出他由“桃花源里的陶渊明”变为“茅屋里的杜甫”的过程。因落实政策分到新房子,他不可能一下子就联想到搬走就是脱离群众,何况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所以,他先是孩子般的欣喜,后因意外事件勾起了干群之间的宿怨,他才想到“我先不搬”。当他第二次拿分给自己的新房将“厨房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之后,他又沉浸在类似道德完善的得意之中。因为这时他还没有想到跨出楼道,去包打天下,所以在明大夫说出那番语重心长的话之后,他找市委书记也只是提出要管住房建造和分配问题。然而,埋藏在这位老党员心中的优良传统之火毕竟重新燃烧起来了。他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也不管世俗的偏见给他这个
“卸职”的干部造成的种种障碍。为了捍卫党的原则,为了谋求群众的幸福,他以残弱之躯勇敢地出击了。这些微妙的思想变化,既是客观的社会矛盾推动的结果,也有积极的内因和外因。正是由于影片比较细致地勾画出了力行克服自身性格弱点的过程,观众才看到一个具体、平凡而又高尚的人,从而打破了现实题材影片与观众的隔阂,缩短了银幕和生活的距离。

《邻居》展示给观众的是一幅浩劫之后,百废待兴之时的生活图景:那狭窄拥挤、堆满杂物的楼道,那烟熏火燎、挂满炊具的墙壁,那因人而异、自成格局的卧室,那非灰即蓝、普普通通的衣着打扮。一切是如此的粗俗而又苦涩,但有着同样生活体验的创作者们,并不嫌弃这粗俗,摒弃了那种矫情、唯美的胡编乱造,毫不粉饰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真实、亲切的生活图景,从而创造出完成人物动作和显现人物心灵所必须的富有深刻意蕴的规定情景和气氛。正是有了这样真实而又富有典型性的日常生活的环境,演员们在摄影机前不是在演戏,而是始终在自如地生活。在影片中,大至为厨房动拳头和夜闯市委这些矛盾激化的场面,小至人物间言谈交流的声调、表情,无不遵循现实生活的方式。没有超生活幅度的外部动作,没有过于外露的情感。父女机场送别的场面,泪没流一滴,话没说一句,刘力行只是伸出手在女儿脸上轻柔地抚摸了几下。滚滚心潮,父女情深,尽在这不言之中。喜队长买烟时的神情,先是嘻嘻一笑,眼睛稍稍一斜,接着轻轻一语,那神情,那语气,把他流俗而善良的心地,恬然自得的心态,表现得真切而又富有神韵。《邻居》的演员们,在把握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过程中,找寻每一规定情境中的微妙的心理变化,演来真实自然,恰到好处,给人以质朴、淡雅、细腻、含蓄的美感。而导演在选择演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演员的外型,而是他们的气质,是他们的性格是否与角色接近。所以,在筒子楼的“邻居”当中,绝无“奶油小生”和“服装模特儿”。

《邻居》的音响效果也是很有特色的。全片除了用录音机播出了几段古典音乐以烘托人物心情外,没有插曲和无声源音乐。创作者探索用音响来代替音乐的可能性。调动了大量的生活音响,创造出活生生的环境。影片开始,画面未出,先声夺人。观众听到广播里的报时声:“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2点整”;刘兰芳顿挫有致的读书声紧随而出;继之以后给人物的画外音为主要声部,楼道里的炒菜声、剁馅声、谈话声、嘈杂声纷至沓来,构成了天然的“厨房交响曲”。创作者精心地将人声与音响、画内音响与画外音响,有层次、有节奏、有变化地组织进画面,将楼道这一人们熟悉的空间,活龙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使他们仿佛闻到了饭菜的芳香,宛如回到了自己的家。

利用音响揭示人物心理方面,《邻居》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刘力行去春江饭店工地找袁亦方这场戏,当老刘走进饭店门厅时,立即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击石、凿石、电焊声等工地现场的音响。这不仅烘托出工地紧张施工的情景,也揭示了刘、袁之间的矛盾。他们外表上虽然谈吐温和,但思想上的距离却很大。当他们在饭店顶层螺旋梯旁争论时,画外又传来大楼底层施工中的敲击声和钢筋沉重的落地声。这两处音响效果衬托出这场争论的凝重气氛,对揭示人物此时的心理起了一定作用。

《邻居》音响的创作实践表明,用音响这一手段代替音乐是可能的。如前面提到的影片开始的音响创造,在特定的场合下,既别开生面,又颇有情趣,比一般影片开头用一段序曲音乐要略胜一筹。又如黄昏中校园林荫道上,
刘力行用手杖钩着儿童车接小星星回家一场,用麻雀的鸣叫声、孩子们的嬉戏声来渲染黄昏中的林荫道;用球赛声、自行车铃声来表现校园的特点;用小星星与老刘、章老师的亲切随和的谈话声,以及小星星的歌声,来烘托人物和谐无间的感情,基本上起到了音乐的作用。

此外,《邻居》用了一种生活化的叙述方式来讲述它的故事。全片平铺直叙,循序渐进,节奏缓慢,脉络清晰。没有时空交叉,没有五花八门的拍摄角度,没有变幻莫测的镜头组接,一切是那么平易、随和、熨贴、流畅,充分展示了一种真实、自然、质朴的美学风格。

当然,《邻居》不能说是完美的。影片在市委会以后,剧情急转直下,袁亦方所描绘的那一幅可怕的图景仿佛已不复存在了,而影片提出的是一个带有“爆炸性”的社会问题,如此轻易取胜的圆满结局,既无助于主题的深化,也使人物的形象受到一定的损害。

(陈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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