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彩色故事片
摄制：西安电影制片厂
编剧：郑重成荫
导演：成荫
摄影：高洪涛郑煜元陈万才
美术：张子恩卢广才
作曲：李耀东
主演：金安歌（饰张学良）辛静（饰杨虎成）王铁成（饰周恩来）
孙飞虎（饰蒋介石）
【故事梗概】
1936年前后，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被蒋介石逼迫“剿共”，在陕北战场上屡遭失败，受到蒋介石的责难和打击，他们急于寻求出路。
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全大会”期间，张、杨二位将军曾分别通过进步人士杜重远、田文浩与我党有所接触，彼此处于互相试探的微妙境地之中。
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后，通过被我俘虏又放回的东北军高福源团长的关系，与我党周恩来同志举行了“延安会谈”。张将军决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来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杨虎城将军收到了毛泽东派人给他送来的亲笔信。但是，他们的活动早就被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头子李达权、郑广清所注意并对南京有所密报。
为了反击特务的猖獗活动，张学良下令围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此事促成了张、杨二将军共同携起手来，同时也引起了正在南京主持解决“两广”兵变的蒋介石的震动。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在调兵遣将之后，以“避寿”之名，亲自来到洛阳，准备一举镇压西北兴起的抗日高潮。张学良、杨虎城得知蒋介石已到达西安，决定主动求见。张学良对蒋“苦谏”，痛遭拒绝。蒋介石限他3天内答复，是否继续执行“剿共”命令，吝则将他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调离陕西。张、杨被逼于1936年12月12日对蒋实行了“兵谏”。爆发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我党受张、杨二位将军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同志以民族存亡的大局，协同张、杨，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使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内战政策，一致对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影片在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烽烟滚滚的画面中结束。
【评析与欣赏】
《西安事变》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于1981年摄制的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它以宏伟壮阔的史诗风格，恢弘博大的气势，再现了我国现代史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影片正面描写了“西安事变”发动的原因以及事变解决的历史过程。“张离不开杨，杨离不开张，张、杨离不开共产党”，歌颂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精神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胜利。
“为历史真实作写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西安事变》以高屋建瓴和宏观把握的谨严艺术构思，追求一种还原历史的纪实风格。在影片结构上，采用顺叙的方法，完全按照历史的进程，顺着事变发生的时序，把错综复杂的矛盾层叠交叉，但又有条不紊地加以展现。从影片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事变发生地，更有30年代中国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沿海和内地，上层和下层，沦陷区、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事变中具体的斗争，更有当时社会扭结在一起的各种矛盾冲突：中日两国之间，国共两党之间，人民群众、下层士兵和国民党当局之间，国民党内部党棍特务、嫡系旁系部队之间；我们还看到了那个时代主要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刘志丹、徐海东、李克农、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戴笠等。摄影机将当时社会的各种力量、各种矛盾以及各阶层的思想情绪纳入了自己的“广角镜头”，既条分缕析，又层迭交叉，构成了宏大的史诗气魄。影片关键性的情节和人物大的行动，不但在具体艺术环境中真实合理，而且都能在影片展示的社会背景中找到历史动因。张学良、杨虎城出于爱国热情，又受到国民党内部各种力量的排挤，终于殊途同归，在寻找共产党的道路上会合；国民党内虽然有这样那样反共卖国力量，终于被共产党、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人士所代表的历史潮流所冲垮，实现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影片的编导着力表现了当时社会冲突的这个总趋势，从这个总趋势中来解释事变的发生和解决，把具体历史事件作为各种社会力量冲突的结果来描绘，这就使这部展现当年时代真实面貌的历史画卷，更具历史唯物主义的光彩。
影片的重大成就，还在于对历史人物成功的个性刻划。张学良的性格，通过他亲自驾机会见周恩来，擅自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后又向蒋介石电报请求处分，最后突然决定送蒋回南京等举动，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年少气盛，“帅”气十足，果断而又不够练达的“少帅”形象。杨虎城则不同，在他谋划、兵谏和事变进程中，充分展现了沉稳持重、外柔内刚、老谋深算、大智若愚的性格。最为突出的是蒋介石的形象。蒋介石作为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在文艺作品第一次没有加以简单化和漫画式处理，而是把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加以刻划。蒋介石来到陕西，名为游山玩水，实则为了分化张、杨。他因人而异，对张学良，在其气盛时，虚与委蛇，有机可乘时，又以领袖自居；对杨虎城则是藏而不露，察颜观色，伺机下手。兵谏后蒋介石以“党国领袖”一变而为阶下之囚，从他接受棉衣，拒绝搬家的表现中，把他那种善于应变，外强中干的性格，表现得纤毫毕见。而当周恩来亲到住处看望时，他始而惊惶失措，拒而不见，继而见面，先是忐忑不安，后又慷慨陈词，以领袖人格担保，立下“言必信，行必果”的誓言。这些都为他日后言而无信，迫害张、杨，继续反共，作为鲜明对照。《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为电影画廊增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
同张、杨和蒋介石相比较，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刻划得不够充分。虽然演员是很努力的，但比起现实生活中这些人物的令人难忘的风度和光彩来，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就逊色多了。当然，这同我国电影表现领袖形象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在银幕上塑造领袖的正面形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打破禁区的。如果说《大河奔流》中毛泽东的形象是破天荒地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为电影银幕增加了光彩，然而终因思想未能
得到解放和其他诸多原因，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处理得很不如人意（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堤上时，编导让四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领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被一道大堤所隔离，而且展现给观众的还只是毛泽东的一个侧背面，根本不见其面孔。这不仅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且也不符合艺术的真实。整个艺术处理太神秘，过分偶像化）。那么，在《西安事变》中，编导则敢于从正面将毛泽东的形象大胆展现给观众，让他说话，让他抽烟，让他吃饭，让他活动在一群共产党伟人之中。无疑这在真实性、观赏性上将银幕与观众拉近了一大步，缩短了观众的参与距离。当然，不无遗憾地说，这部影片中的毛泽东依然没有从神坛上走下来，依然被一层面纱将其紧紧遮掩着。虽然如此，在如何塑造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艺术实践上，它毕竟在真实性方面向前挪动了一步，毕竟为中国影坛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珍贵的机会，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同时，更具实际意义的是它给了无数热爱毛泽东、怀念毛泽东的观众的心理上的最大满足，即看到了活动着的毛泽东。影片中周恩来的形象、性格、风采，也得到了更多的构思和展示。比如在延安同驾机前来商谈事变解决办法的张学良进行机智而风趣的会谈，在西安为争取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作面对面的斗争，编导在语言、形体动作、场面调度等方面都进行了颇具匠心的努力。同样，由于没有触及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和将人物性格的简单化处理，其艺术魅力无疑有所减少。总之，该片在总体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抗日民族大业为重，主动捐弃前嫌，联蒋抗日的博大政治胸怀和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革命气魄。
在艺术表现上，这部影片将纪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取真取信而不求奇。它大致按历史本来的时序来结构，以增加史实的真切感；虽不虚构，却又通过筛选、详略、显微、渲染等手法来实现主题和人物，加强历史生活矛盾抓人、感人的力量。比如，影片表现蒋介石亲自到西北督促“剿共”，这时张学良已经深知，“剿共”势必“自取灭亡”，只有“各党各军团结起来”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于是，他赶到蒋介石的住地临潼苦苦相谏这时，影片的编导们有意把张的苦谏，蒋介石的僵持不化，西安城内热血青年们“枪口一致对外”的强烈呼声，临潼路上顶着风雪严寒示威请愿的游行群众等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彼此烘托，凝聚成紧张的戏剧情势，从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编导采用这种不脱离真实性去追求艺术性，用艺术性来加强影片的纪实性的作法是可取的，是成功的。
《西安事变》获得1981年度文化部授予的优秀故事片奖，并获1982年第二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化妆奖，饰演蒋介石的演员孙飞虎获最佳男配角奖。
1983年该片在香港放映时，7家剧院联映21天，观众达25万，有不少是从台湾和东南亚来的游客以及海外华侨。“叫好又叫座”。《文汇报》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大片，是中国电影（包括大陆、台湾及香港）近年来真正称得上大片的影片。”《新报》认为：“制作严谨，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扮演毛泽东、蒋介石、张学良的演员，神态都很相似。”《新晚报》报道：“戏剧性很浓，演员的水准令人佩服。只是欣赏演员的演技已值回票价。”一贯对国产片冷淡的《明报》这次也例外地称赞：“编导描绘这个政治事件脉络分明，让你洞悉事件的来龙去脉。”
（焦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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