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彩色片
摄制：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射天狼》改编
编剧：陆桂国
导演：韦廉
摄影：朱鹿童
主要演员：朱时茂（饰袁翰）牛千（饰团长）牛翠敏（饰袁妻）杨国顺（饰罗怀特）
【故事梗概】
隆隆的炮声在山坳里回荡，某部炮团三连正在进行实弹演习。“轰”的一声炮响过后，报靶员竟然无法找到弹着点。原来这是一发脱靶的偏弹，而且弹片还炸伤了一位大娘。紧接着将要检查一连，可是一连长袁翰却探亲逾期不归，甚至连一封说明情况的信都没有寄回。团长发火了，让一连按原计划准备演习。
在没有连长指挥的情况下，一连的演习成绩仍很出色。了解到袁翰家庭的实际困难后，团长谅解了他，并派他去三连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原本想借机转业的袁翰上任之后，以忘我的精神带领全连指战员严格要求，刻苦训练，但家庭的困难却始终像大山一样压在他的心头。为了履行军人的职责，他只有无情地割舍夫妻、父女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之中。此时，家中与地方人武部送来女儿病重、病危的电报。但此刻部队已面临紧张状态，人员无法离开。袁翰只能暗自叹息：“一个好军人，恐怕很难是一个好丈夫！”
连队的炮车正出发开赴前线，袁翰突然发现妻子远道而来。他没有让车停下，只是隔着车窗，向亲人投去深情的一瞥。
【评析与欣赏】
尽管已将近10年了，但我仍无法忘却当时的感觉：影片的试映结束了，剧场四周的壁灯慢慢地亮了起来，我噙着热泪，无法抑制心脏的剧烈的跳动。我简直想要拔腿朝银幕跑去，以便赶上袁翰所率领的隆隆的炮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时的军事题材影片中的当代军人形象里，像袁翰这样能深深震动我的心灵，给我以强烈艺术感染的并不多。据了解，与我有着类似感觉的观众很不少。他们都是很有点生活阅历，而且在艺术上也颇有些见地的同志。因此，这就绝不能简单地以“幼稚的英雄崇拜”来作解释。那么，是什么使得袁翰具有如此撼动人心的力量？我们又该如何来品味袁翰这一形象的内在涵义呢？
坦率地说，如果谁一开始就抱着到银幕上来寻找可以直接仿效的英雄的天真愿望的话，那么，情况就难免会使他失望。初现在银幕上的袁翰并不那么完美高大、光采照人。他带着疲惫、苦闷，以至是一种难以解脱的困惑向我们走来的。这个军人，是一个带兵的连长，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双胞胎女儿的父亲，实在是最平凡不过的了。从他拎着的那只轻飘飘的大旅行袋上，我们也可窥见他地位的低微与经济的拮据。不但如此，他的内心世界也并不“多高”。身为连长，他居然无故超假半个月，并且企图以此实现不那么高尚的目的：受处分，转业回家。显然，这样的人物是难以让人学习仿效的。
然而，影片的现实主义正是从这里起步的，袁翰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向我们袒露他那赤子般的胸怀的。影片的创作者无意于制造一个“英雄”；他们靠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绘，靠了端出人为的“五脏六腑”，而使自己获得了成功。
当他们把摄影机的镜头伸向人物的“腑脏”时，首先便触及了人物心灵深处的情感波澜。
像许多青年军人一样，袁翰也难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烦恼。远离军营的家庭、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双胞胎的女儿，就像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得我们的主人公喘不过气来。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矛盾只能渐渐地磨损着人的意志和毅力，而沉积为难以排遣的哀愁。但在军队这个武装集团的铁的纪律面前，在革命军人这样一个神圣而特殊的岗位上，特别是在袁翰这样一个血性男儿身上，这种矛盾就不能不强化为“势不两立”，进而变成一种揪心的痛苦。或者是割舍儿女私情，做一个“狠心无情”的军人；或者是解甲归田，做一个耕种护家的父亲与丈夫，二者只能择其一。这是生活与事业、家事与国事、现实与理想两扇沉重的磨盘所产生的严峻的“磨轧”。这种“磨轧”不能不在袁翰的心头激起一阵阵的波澜。
袁翰是平凡的，但是在这貌如平凡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不平凡的心。影片抓住了袁翰的气质、个性，浓墨重彩，为我们刻划出了一个丰满的军人形象。不防让我们回顾一下影片的“开篇”：就在袁翰拖着疲惫的脚步探家归队时，正好遇上了出发实弹演习的车队。团长颜子鹄严厉地剥夺了他的指挥权。他不满、赌气，但当指挥排长的汽车开动之后，他却突然追上去，敏捷地跃上车板，向排长作了一番特殊情况下的“紧急动员”。这一番动员那么简练明确，精到在行，绝不是一个平庸的“混世者”所能说出，不由我们不对他“刮目相看”。正是这种高度的责任感与事业心，使得他在那将受处分的情况下，也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连队打靶成绩的关切。他的不平凡，正表现在那军人天职的责任感，似乎已经完全渗透进了他的血液与骨髓之中。我们相信，一旦军队需要他，哪怕赴汤蹈火，他也会在所不辞。
因而，到了三连任职以后，他敢于在全连队列前公布组织上对自己的处分决定，并同时向全连指战员提出严格的要求。在送别三连长时，他既有同情，但又绝不能容忍他的失职与对军人荣誉的玷污。在接到妻子与地方人武部连续发来的“两女病重”、“病危”的电报时，他近乎残忍地拒绝了亲人的求助，而在紧张忘我的军事训练中“麻痹”着自己的情感与神经。直到影片结束，他率领着全连开赴前线，灯火下看到妻子蹒跚前来探望的身影，他也没有让车停下，却只是隔着车窗向妻子投去深情而愧疚的一瞥。在这一切看似狠心绝情的举动中，我们看到了袁翰对党、对军队、对人民的更内在、更深厚的感情。
袁翰这一军人形象的成功塑造，标志着这部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它所以能获得成功，就在于不回避生活矛盾，并且能真正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从中挖掘他那独特，但又具普遍意义的军人的崇高美。
导演韦廉，我们以前并不熟悉，但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他的才情个性。他似乎并不热衷戏剧化的冲突，他更倾向于散文化，倾向于以渗透着情意的画面来刻划人物，传达题旨。因而，他可能是“第五代”之前，少有的几位注重描绘意境的导演之一。这使他显示出了独特的风格。
我们已经介绍过作品片头中对袁翰形象的精细的刻划，我们不妨再继续
往下看：袁翰送走炮车以后，还是放不下挂念的心，于是，又跑上山坡，目送着车队的远去。紧接着车队的远景之后，画面又回到了袁翰身上。此时，他已熟睡。据此，我们可以想见他在家时的操劳，赶路时的匆促，他的全身心处于了怎样的一种疲惫的状态。梦中闪回他在家时的种种情景：面对双胞胎的女儿，他却分不清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妻子愁苦的心声：“我真怕，怕两个孩子说不定死在我的手里”；请求他能“抱走一个”。短短的一段回叙，可以说诉尽了主人公的愁肠，以及他心灵上所承受的重压。其中，密集了丰富的内容。它是叙事，交代了我们的主人公为什么探家逾期不归；它也是抒情，描述了袁翰对妻儿家庭的难以割舍的情思。它既写出了袁翰的生活处境；又像一个巨大的悬念摆在了观众的面前。在这样的境遇中，我们的主人公将怎么办？现代电影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往往非常重视画面的信息量与涵义的丰富性。韦廉在这里可以说是心领神会，发挥得淋漓尽致。
艺术大师曾告诫说：重要的是描写，而不是叙述。所谓描写，其实质就是充分的形象化与富于情感性。韦廉称得上是一个善于运用镜头与画面来描写的导演。
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对袁翰两次召集全连列队的处理就能够体会到。次是袁翰初到三连。官兵之间第一次正式见面，战士们带着一种不安；袁翰则心情复杂。导演把镜头对准官兵之间的微妙关系，拍得严峻，富有张力。骄阳烈日之下，整齐的队列，摄影机镜头在袁翰的严肃的表情与战士们紧张的神态之间来回的正反。加上袁翰当场宣布组织上对自己的处分；加上几个战士的突然晕倒，这个很容易流于一般性叙述的场面被描写得激动人心。这里凝聚着他们决心改变落后面貌的坚强的意志，显现出一个集体新生的艰难。
第二次列队是送别老连长罗怀牧。导演选择了阴雨天气，布下了浓重的抒情的氛围。罗怀牧与袁翰默默地在队前走过，全连指战员以军礼向老连长作着最后的告别。雨水沿着雨衣的帽檐陆续滴下，一双双眼睛里都满含着深情。联系到袁翰与罗怀牧先前的冲突。我们不能不感受到袁翰的“无情”，实际上都是最深厚的情、这是建立在革命原则基础上最崇高、真挚的同志、战友之情。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部颂赞英雄主义的作品。如同团长说：难道我们这些军人的牺牲，仅仅是在战场上吗？但是，与以往的作品不同，它不是在否定个人利益的角度上来赞颂英雄主义。而恰恰是在肯定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来赞颂英雄主义。这种认识使影片的主题思想更深刻，也更合理。它使我们传统的停留于对军人的整体观照，真正深入到了个体的领域之中。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以及从中揭示人物壮美的情怀，才使这部作品取材不大，却意蕴深厚，不同凡响，激动人心。
影片获1983年国务院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获1984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提名。
（彭加瑾、张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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