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彩色故事片
摄制: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宗福先贺国甫
导演:文彦
摄影:汝水仁
演员:杨在葆(饰罗心刚)鲁非(饰夏炳石)
【故事梗概】
凤凰丝绸厂厂长罗心刚,在广交会上,与远东丝绸巨商安凯签订了一项手工印花丝巾生产合同,商定“3个月后到厂验收,过期罚款”。坐飞机回市,迎接他的有厂党委书记夏炳石、纺织公司副经理孙建芳和一个绰号叫老班长的人。老班长对罗厂长的夫人孙建芳说:“公司党委已经同意我的要求了,明天就到丝绸厂当副书记了。”
有6千多名工人的丝绸厂,都是机器印花,工人轻闲,效率高,产值大,奖金也多,但产品无销路,只能堆在仓库里烂掉。手工印花,劳动强度大,产量低,资金少,但能充分发挥劳动力密集和传统技艺精湛的优势,还能为国家赚回一大笔外汇。围绕机器印花还是手工印花展开了故事。
申华原是这个厂的设计师,他的师傅,即小安敏的父母,在文化革命中被残害致死,他把小安敏照料长大,后来,被侨居国外的爷爷安凯接走了。申华也被迫离开了工厂,成了卖冰棍的无业游民。
罗心刚决定把当作废品卖掉的碎料改制成手帕,印上两只烤鸭,卖给外宾做旅游纪念品,并就此与京华餐厅经理签订了合同,几天就赚了几千美元,就是食品管理处的赵处长迟迟不在合同上盖章。在工厂改成手工印花,奖金不能兑现时,罗厂长略施小计,促成王科长把公章盖上了,这才提款发了奖金。
罗心刚几经周折,才把申华请回工厂,不料,劳动局说他有问题,迟迟不批,两个月没发工资。老班长自己掏腰包说成是为申华代领的工资。申华得知内情后,又愤然离开工厂。后经罗厂长多方奔走,才获准,并晋升为设计师。
车间主任蒋定安暗中搜集整理关于罗心刚的揭发材料,离间党委书记与厂长之间的关系,鼓动方瑛、唐小虎等工人停产闹事,反对实行经济责任制。夏炳石思想僵化、保守,认为责任制是“瞎闹”,手工印花是“倒退”。纺织公司、劳动局、财政局、商检局等也多方施加压力。罗心刚在党委会上果断地提出惩治肇事者,撤销蒋定安的车间主任,改由技术员李子良但任,得到老班长等多数委员的支持。阿强带领突击队加班加点,决心把延误的时间抢回来。
再有两天就该交货了,安凯来厂验收。同时,市里派来了调查组,审查罗心刚的问题。罗心刚抢在审查之前,在厂院里,面对全厂职工,发表了长篇演讲,就当前形势、四化建设、体制改革、前途命运和退路等问题,慷慨陈词,情真意切,深深感动了每一个人。调查组长说他“是一真正的共产党员!”安凯称赞他是“标准的企业家!佩服!”并准备与他订长期合同。工人冲向车间,决心在24小时内,保证完成任务。
只有蒋定安灰溜溜,无地自容。
【评析与欣赏】
影片《血,总是热的》是根据获奖的同名话剧改编的,反映80年代初工业战线,冲破重重阻力,艰难地进行经济和体制改革,并已初见端倪的影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大胆改革,1979年蒋子龙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轰动了文坛,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血,总是热的》就是继此之后,产生的一部优秀话剧,继而改编成电影,从舞台搬上了银幕。罗心刚成为乔光朴之后,又一位工业战线上,以坚强的毅力,出色的才干,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极力推行经济责任制,勇于改革,讲求实效的企业家形象。
改革不合理的工业管理体制,使企业管理转移到科学的、现代化的轨道上来,这是中央的决策,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需求。然而,这上下一致的努力却遭到中层板结的阻隔。这种典型的社会现象如何反映到银幕上来,影片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生活中某些带有新的素质的形象的发现,常常伴随着新的社会矛盾的发掘和新的主题的孕育。新的主题是艺术家对生活独特的体察和独创性的美学评价的结晶。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几乎都伴随着种种阻挠,以罗以刚为代表的企业改革,必然触动每个人的心灵和经济利益,习惯于传统领导和操作的干部及工人,一旦被打破常规而代之以科学管理时,产生不习惯、逆反心理乃至行动上的抵触,这是正常现象。那么,改革的阻力究竟来自何方?矛盾的焦点到底是什么?
首先,来自以夏炳石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对。人们的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它往往落后于时代的步伐,成为形势发展和时代前进的障碍。夏炳石与罗心刚同是转业军人,文化革命前,分别为丝绸厂的厂长和副厂长,互相支持,配合得力。文化革命后,夏炳石当了厂党委书记,是他向上级党委把任仓库主任的罗心刚荐举当了厂长的。可以说他们私交很深,在改革上产生了严格分歧,这决非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而是两种思想、而种观念上的抗争。没有认识上的统一,就不可能有行动上的协调一致。
其次,一些觉悟不高的人不满改革,是出于私有观念和狭隘利益,只要个人物质上得到满足,不管国家蒙受多大损失。方瑛他们停产闹事,就是因为手工印花辛苦,奖金少。
再次,真正反对改革的只是极个别人,别有用心的车间主任蒋定安一向对罗厂长耿耿于怀,到处搜集整理关于他的揭发材料,并下意识地在玻璃上划一个“罗”字,又打上叉叉。这完全是那颠倒的年代打倒“走资派”的惯用伎俩。
改革的阻力如果仅仅是以上这些,都不难解决。假如就事论事,也仅仅是厂内矛盾而已。影片所以能唤起各行各业广大观众的共鸣,是因为它把工厂所发生的事件与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了,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机器印花明明是废品,只能烂掉,为什么公司还发奖旗和奖金?手工印花,明明能为国家创造一大笔外汇,为什么上级反而批评、责难?申华明明是学有专长、工厂又急需的宝贵人才,为什么沦落为卖冰棍的无业游民?罗心刚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明是利国利民,为什么遭到劳动局、财政局、商检局等多方刁难?这就充分暴露整个体制上的弊端:“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
大的机器,有些齿轮锈住了,咬死了。”多么形象地针砭了时代的痼疾,又多么具体地指出了我们无法前进的苦恼。艺术只有真实地揭示现实,反映时代的呼声,才能在人民的心中坚定对未来的信念。要把锈住、咬死的齿轮松动起来,就必须从上到下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克服左的错误,排除各种干扰,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用我们每个人的满腔热血做润滑剂,促使这架庞大的机器除锈去污、加速运转起来。这才是影片的主旨和编导的真意。
为了形象地体现主题,剧本结构了上层和下层两个社会面,即代表经济体制的国家机器一面和受“机器”制约的普通群众一面,打破了传统结构中一人一事、就事论事的局限。矛盾的展开不是上下两个社会面的直接冲突,而是通过剧中主人公罗心刚的一个小小改革遇到上下阻力而失败,纵横交错地展开的。这样结构扩大了剧本容量,表现了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复杂和严峻,形象地说明了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指出个人的局部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上层一系列改革,个人才能有所作为,人民生活才能得到改善。剧本还通过对上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因循守旧、文化落后。以及麻木不仁等的批评,揭露出党内严重的不正之风。剧本更为深刻大胆的一笔是写出了当时部分青年的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青年女工宋巧珍身上。她原是共青团员,不信奉上帝,但在失恋、母亲摔倒卧病在床、送礼不成反被奚落,屡遭挫折,得不到理解和同情时,才挂上了十字架的,这是感情的需要,不是理智的抉择。影片后半部,宋巧珍倾诉了衷肠:“一个人太差了,我希望上帝能疼我”这不啻是对重振社会风气的强烈呼唤。
剧中人物26个,主要角色13个,主人公罗心刚是由表演艺术家杨在葆饰演的。他在谈到对这个人物塑造时说:“这个剧本给演员创造提供的最有利之处,就是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的背景、事件形成的社会根源,以及人物关系的结合与发展,丝毫没有距离感和隔膜感,如同身边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使演员能够充分地感爱到我确实是带着鲜明饱满的爱憎和是非观念来塑造人物的。”罗心刚在整个事件中有几处爆发点,杨在葆通过人物的表情、动作等体现人物内心的充实,从不用花哨动作,故作表情以掩盖内心的空虚。由于对人物的正确理解和对规定情境的准确感受,才恰到好处地掌握住了分寸。比如月厅违心地骗取王科长盖公章一场戏,罗心刚既不是耍阴谋诡计的骗子,又不是玩弄权术的小人,是出于百般无奈,被逼出来的没办法的办法。所以事成后,夏雨开怀大笑,罗心刚却痛苦得几乎掉下泪来,这分寸感就十分强烈。罗心刚与别人搭戏,互相配合,交流默契,丰富了人物的感情世界。尤其是影片临近尾声那一大段道白,颇为精彩。杨在葆回忆说:“调动自己的全部感受,带着饱满的真挚深厚感情,向众人交心。台词不是背的,而是感受、联想的结果。”由于感受深刻,视象清晰,罗心刚这个形象才变得立体、丰满、有生命力,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撞击力量。为了保持演员的激情。导演和摄影师,把这长达五分钟的讲话,分成几个长镜头、推、拉、摇一气呵成地拍下来,再跳切一些群众反应镜头插在其中,使厂长与工人紧密呼应,感人至深。杨在葆同志由于他的出色表演荣获了金鸡奖与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他是当之无愧的。
(史柳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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