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过了一生_电影故事梗概|评析与欣赏

1985年彩色片

摄制：台湾

原著：萧飒

编剧：张毅萧飒

导演：张毅

摄影：杨渭汉

演员：杨惠珊（饰桂美）李立群（饰侯永年）

【故事梗概】

1949年，孤零零的桂美只身到台湾，寄居表姐家中，帮助操持家务。她已28岁，老大不小，表姐给她介绍一个老婆刚死不久的中年男子侯永年，一下子成为3个孩子的继母。桂美一方面要勤俭持家，一方面要相夫教子。可丈夫是嗜赌如命，逢赌必输的无用男人。子女视她为继母，又惧又疏远她。一天，她待作分娩时用的钱，被丈夫又拿去赌钱，她持刀追到赌场，大闹一场。生下双胞胎，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

丈夫在美国人开的餐馆做厨师，上班时间聚赌，被老板训斥，侯永年忍不下这口气，辞职不干，游手好闲，惶惶终日。

无奈，为了生计，桂美只好随着丈夫远赴日本帮佣，东家姓顾，是华侨，顾家只许桂美携二子同行，桂美在亲生子女与继子女之间做出选择，带永年的长子正全和自己生的双胞胎中身体最弱的正敏。在日本帮佣了几年，一次不忍顾家太太的侮辱，毅然辞退回到台湾。

回到台北她用储蓄开了一家餐馆取名“霞飞之家”。生活富裕后，在纸醉金迷的台北，侯永年在外沾花惹草有了外遇，彻夜不归。桂美为丈夫前妻女儿正芳未婚怀孕，追到正芳男友家理论，男友的父母矢口不担承正芳怀的胎儿，桂美只好带正芳堕胎。一天，侯永年的外遇找到霞飞餐馆。桂美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

突然桂美得了癌症，她白手创立的“霞飞之家”竟成了子女媳婿觊觎的目标。他们想把它卖了，向海外发展。只有正芳力排众议，守住桂美的家业。为此，正芳牺牲了结交男友的机会，不能再读书，也不能到外面闯。桂美走完人生道路，后一代一个个事业有成，子孙满堂，在日本发展的正全也携妻回来看望父母。幡然醒悟的侯永年在桂美身旁伺候，为桂美梳理，喂饭。

桂美在垂暮之时，接到大陆初恋情人的来信，叫她设法带他的两名女儿由大陆去台湾，桂美立即答允，并吩咐正芳去做。

【评析与欣赏】

《我这样过了一生》改编自台湾当代女作家萧飒长篇小说《霞飞之家》。台湾一般的通俗娱乐片，甚至艺术片都以男性为主角，描写他们之间的爱恨和恩怨，女性角色多处于从属、陪衬的地位，属于可有可无。而较为知名的导演拍的有深度的文艺片，较注重女性的角色，甚至女性为主，倒过来男性成为人物关系网络中的陪衬、从属地位。这样安排不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观众，而是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给电影带来更多的包容量，题材更多样。有的导演亦可以以此独树一帜，建立自己电影艺术叙事风格。而张毅就是这
样一位擅拍女性电影的杰出导演。他导的《玉卿嫂》、《我这样过了一生》、《我的爱》，可谓他的女性电影三部曲。女主角都由杨惠珊主演，但电影时空、格局、意蕴、艺术手法迥异。《我》片除了可以当作一般女性电影观赏外，其视野更大，可谓一部台湾30年社会变迁中，妇女挣扎求存自主的纪录。

影片建构于中国传统电影戏剧模式，以人物故事经纬的古典叙述，时间走向为轴线，人物性格发展为顺序展开剧情，注重情节的曲折起伏、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人物性格的色彩描绘，发挥电影戏剧张力，做到节奏轻重、缓急有致，透过人物细节表达细腻的感情变化增加影片的抒情色彩。靠细节表现的真实和环境的真实，建立一种浑厚质朴、自然艺术风格，诠释出一种生命哲学和价值取向，表现出编导的人文关怀。

但是，导演张毅不拘泥拍传统电影叙述结构的保守，而于纪实电影美学长镜头和蒙太奇的灵活运用。80年代上半期，张毅和侯孝贤、杨德昌等同为台湾新电影的中坚，注重电影本体，人文关照，纪实风格，俯瞰台湾历史和当代现实的人生百态。但艺术风格，各有千秋，别有一番风味。

《我》片中凝练的长拍镜头，光影运用和演员表演都相当杰出。张毅的长拍镜头与侯孝贤不同，侯孝贤的长拍在选择的距离上保有高质的客观性；而张毅却更重视觉画面上戏剧的专注力，更接近角色，发挥长镜头内部含义的丰富性。片中极多中景和远景的长拍，保持镜头时空的连续性，强调主角对事物的感受和反应，是出色的美学的运用。如桂美与永年在蚊帐里的一段戏，因桂美将永年从餐馆里带回来剩菜倒掉而生气，摄影机凝视二人斜躺在朦胧的纱帐内，桂美抚弄丈夫的手，再抚弄丈夫的耳朵，轻声细语规劝，在迷朦半暗的光影下，表达出困顿而不失甜美的婚姻。又如片中永年与桂美认识不久后在淡水河边散步，桂美穿的鞋陷入泥中，侯帮她擦掉污泥，背景是听靓仔戏的人群，捕捉了过往的生活情调。如果说杨德昌的电影带现代主义色彩，十分讲究造型，甚至把人物做为符号表意，那么张毅的《我》等片，不单纯追求那种外在形式，而偏重于银幕空间的内蕴的开拓和积累，显现委婉细腻的女性观点，深沉含蓄的叙述方式，温柔淳厚的表现风格。而且在张毅前一部《玉卿嫂》里讲究画面构图的均衡感，古典美，《我》片则追求一种与台湾社会变迁同步，贴近生活的流动的美。

影片完全聚焦在桂美的半生经历、桂美一家境况的转变，和台湾过去30多年的发展。影片摒弃温柔顺从贤妻良母式的旧女性形象，着意塑造了一个有主见、刚强、自尊、自爱的新的渴求人格自由独立又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妇女新形象。这种女性意识，与台湾由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商社会，中产阶级崛起，并与劳动阶层成为台湾社会支柱，职业妇女参与社会、经济独立密切相关。桂美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恪守妇道，对丈夫、子女挚爱，有责任感，而且并不像旧有一些继母那样，厚亲生的子女，薄待丈夫前妻子女，而是一视同仁。即便她遇人不淑，也认定要从一而终，但又不是盲目顺从。她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和毅力，而又主动投入生活。她会把西餐馆剩菜扔掉，永年发脾气，她柔声地解析为人原则；她在丈夫最困难时候，会主动寻找去日本的工作，在日本，她会因为女主人几句伤人自尊的话而离开；丈夫有外遇，她毅然决定离家；前妻长女正芳受骗怀孕，桂美为她排难解忧。在影片中，我们看到桂美是推动整个家庭发展的动力核心，所有关于家庭的动向，都根据桂美的决定，丈夫虽然时而砸坏杯子大吼，时而作势打人，在生活事业上却是个优柔寡断、守成被动的人。
桂美的成功，不可否认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杨惠珊的优秀演技。

杨惠珊从影的前9年里，她的名誉不小，但只属于票房的艳星，人们迷恋她的美色，没有看到她的演技，自她主演《小逃犯》、《玉卿嫂》分别获金马奖、亚洲影展双料影后，又以《我》片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成为台湾电影史上首位连庄影后，达到她表演艺术创作的巅峰。

为了演活桂美，适应桂美从面容姣美的少女，到富泰中年妇女，随剧情发展，杨惠珊增肥了17.5公斤。并注意让自我从角色中抽离，不再是去“演”剧中人，只让角色呈现在影片上，并且摒弃程式化、舞台化的演剧，作即兴表演，力求生活化、自然。像年轻时行走轻捷，八字脚行路，中年时声调、举止稳健，重病时脸部臃肿、神色迟顿。重要段落情感戏表现得细致入微，如大腹便便赶到赌场，操刀追丈夫时的怨怒；丈夫贴耳听桂美肚里的胎声，桂美用上衣盖住丈夫头，紧搂丈夫头部与胎贴近时的欢悦；赴日本前夜，与子女话别，脸部抽缩地禁声哭泣；抑或到日本寄人篱下跪地擦地板，忍气吞声；抑或知道丈夫有外遇，气急败坏，收拾行装离家时气色遂变都表现了一个职业演员的创造力和表演观念的突破。

中影拍《我》时，导演张毅超出预算，逾时未杀青，要求停拍，最后导演与公司重新取得妥协，后头有赶工之嫌，电影前五分之四与后五分之一，判若两部电影，仿佛给人故事交待完草草收场的感觉，没有前段细致。影片全部焦点都放在桂美一人身上，侯永年和几个小孩角色，就不如桂美来得那么完整，是个缺憾的作法，明显地成为本片美中不足。

此部影片获1985年第2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六项提名，终获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张毅、萧飒）、最佳女主角（杨惠珊）四项金马奖大奖。

（陈飞宝）